從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 政大學術集成

全文

(1)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研究部博士論文. 指導教授：張啟雄. 立. 先生. 政治大. ‧ 國. 學. 從賓禮到禮賓：外使覲見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研究生：尤淑君學號：94153505 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2)

(3) 博士論文寫作期間. 2007年7月獲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獎助研究生赴大陸地區研究於北京清史編纂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研究. 2008年7月獲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系短期出國獎助於日本東京、京都訪問研究. 2011年5月獲得100年度廖風德先生學術研究培育獎獎助博士論文之撰寫. 謹以致謝.

(4) 目次. 緒論 …………………………………………………………………… 第一章. 1. 清代的賓禮體制 …………………………………………… 23 一、清代賓禮的運作 ……………………………………… 26 (一) 理藩院與藩國通禮. …………………………… 27. (二) 禮部與山海諸國朝貢禮………………………… 35. 政治大. (三) 欽差大臣與各省督撫…………………………… 39. 立. (四) 遣使屬藩………………………………………… 43. ‧ 國. 學. 二、清代賓禮的特殊性 …………………………………… 45 (一) 清代賓禮的適用對象…………………………… 46. (二) 敵體與客禮. …………………………………… 54. ‧. 三、清初款待俄使之異 …………………………………… 61. y. Nat. 賓禮體制的延續 …………………………………………… 79. sit. 第二章. al. er. io. 一、公使駐京條款的交涉 ………………………………… 80. n. 二、英、美兩國在換約上的不同看法 …………………… 92. Ch. i Un. v. 三、親遞國書條款的爭執………………………………… 104. engchi. 四、涉外體制的變與不變………………………………… 113 (一) 設立總理各國事務衙門 ……………………… 114 (二) 延續督撫外交 ………………………………… 120 第三章. 客禮概念的再詮釋………………………………………… 133 一、總署對「敵體」的建構……………………………… 135 (一) 客禮概念的提出 ……………………………… 136 (二)《聘盟日記》的刊行…………………………… 142 二、中國使節團對西禮的嘗試…………………………… 150 (一) 斌椿使節團的先行經驗 ……………………… 152.

(5) (二)《出使條規》與蒲安臣使節團………………… 154 三、優禮外人：三揖禮和五鞠躬禮的制訂 ………………164 第四章. 客禮概念的應用…………………………………………… 187 一、比較《申報》對外使覲見的看法…………………… 188 二、中外往來的儀節問題………………………………… 203 三、覲見地點的隱喻：從紫光閣到文華殿……………… 218 四、客禮概念的極限……………………………………… 231. 第五章. 賓禮的變與不變…………………………………………… 245. 政治大. 一、客禮概念下的覲見禮更定 ………………………… 246. 立. 二、醇親王使德的覲見禮問題 ………………………… 260. ‧ 國. 學. 三、客禮的再轉換：禮賓概念的形成 ………………… 272 (一) 與各國公使夫人的交往………………………… 273. (二) 轉向西式禮儀. ‧. ………………………………………………………………… 293. sit. y. Nat. 徵引書目. …………………………………………………………… 305. io. n. al. er. 結論. ………………………………… 281. Ch. engchi. i Un. v.

(6) 圖次. 圖1-1，1860年前的理藩院各司職掌 ………………………………… 28 圖1-2，1895年前的禮部職掌 ………………………………………… 36 圖1-3，清代賓禮的施行範圍 ………………………………………… 50 圖2-1，1861年清帝國對外交涉體制 …………………………………121. 政治大圖4-1，光緒皇帝召見各國公使圖 ……………………………………230 立. 圖3-1，清代姚文翰繪紫光閣賜宴圖 …………………………………177. ‧ 國. 學. 圖5-1，紫禁城各宮門分佈圖 …………………………………………253 圖5-2，宮眷們受邀於美國公使館的合照 ……………………………279.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7) 表次. 表1-1，歷史敘述與清、喀關係的變化 ……………………………… 28 表1-2，外藩親王赴年班朝覲的各種活動 …………………………… 33 表1-3，屬藩貢使在北京的禮儀活動 ………………………………… 37 表1-4，地方督撫與屬藩貢使的互動(以琉球使團為例). …………… 41 治政表1-5，遣使赴朝鮮冊封的儀式 ……………………………………… 44 大立表1-6，清代諸政書列出的朝貢清單 ………………………………… 51. ‧ 國. 學. 表3-1，各省督撫對外使覲見的意見整理 ……………………………137. ‧. 表3-2，《聘盟日記》各版本時間考訂整理……………………………145 表3-3，各省督撫對遣使外國的意見整理 ……………………………163. y. Nat. io. sit. 表3-4，總署與各使畫押議事意見整理 ………………………………174. n. al. er. 表4-1，《申報》對同治十二年外使覲見的報導整理……………………191. Ch. i Un. v. 表4-2，《申報》對光緒十七年外使覲見的報導整理……………………200. engchi. 表4-3，《中外往來儀式節略》的公文稱謂整理………………………215.

(8) 緒論一、研究動機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張周天子位居「天下」的中心，四裔諸侯皆為周天子的臣屬，用以屏障周王室。1漢代獨尊儒術後，儒家學說作為中國的主流學術，而「天下秩序」、「華夷之辨」、「君臣之分」等概念，也成為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意識。2自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提出「中華世. 政治大些研究成果都針對中華世界秩序的「現象」，進行討論。 1990 年代以後，針立對中華世界秩序「原理」的研究成果，逐漸取代這些只討論「現象」的先行. 界秩序」的論點後，3大大影響了國際學界的研究動向，相關論述甚多，但這 4. ‧ 國. 學. 研究，讓「中華世界秩序」的研究又進入一個新的里程碑。5如張啟雄教授首先提出規範「中華世界帝國」的「中華世界秩序原理」，並將「中華世界帝. y. Nat. sit. io. 黃有漢，〈西周專制主義的萌芽〉，收入李玉潔(主編)，《中國早期國家性質》(臺北：雲龍出版社，2003)，頁165、176-182；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北：聯經，1982)，上冊，頁59-61、76-78；張端穗，〈天與人歸——中國思想中政治權威合法性的觀念〉，收入黃俊傑(編)，《理想與現實—中國文化新論(思想篇)》(臺北：聯經，1982)，頁108。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北：聯經，1982)，頁59-61、105-109314-320；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98)，頁370-371、374、383-385、391-392；伊東貴之，《思想としての中国近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頁22-34。 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中譯版為費正清(編)，杜繼東(譯)，《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相關論述甚多，列舉一二，如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東京：岩波書店， 2002)；張存武，《清韓宗藩貿易(1637-1894)》(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皮瑞洛莫夫(L. Perelomov)、馬爾提諾夫(A. Martynov)，林毅夫、林健一(譯)，《霸權的華夏帝國：朝貢制度下中國的世界觀和外交策略》： Imperial China : Foreign-policy Conceptions and Methods(臺北：前衛出版社，2006)；付百臣，《中朝歷代朝貢制度硏究》 (長春：吉林人民出版社，2008)。如張啟雄指出華為王畿，夷為藩屬，二者構成中華世界帝國。中國居天下之中心，全土即王畿，視為內臣，由皇帝直管臣民。中國周邊諸屬國即諸侯之國，視為外臣，作為王畿的藩屏。張啟雄，〈『中華世界帝國』與琉球王國的地位——中西國際秩序原理的衝突〉，《第三屆中琉歷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論文集》(臺北：中琉文化經濟協會，1991)，頁424-425。何芳川指出華夷秩序乃以中華帝國為核心的古代類型的國際關係體系。何芳川，〈華夷秩序論〉，《北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北京，1998)，頁30-45。白永瑞則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概念，雖將華夷秩序貶為中國民族中心主義，卻指出華夷秩序實具有文化普遍主義的形式。白永瑞，〈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開放時代》，2008:3(北京，2008)，頁7-17。. n. al. er. 1. ‧. 國」概念，簡單定義如下圖式。. 2. 3. 4. 5. Ch. engchi. i Un. v.

(9) ．2．. 緒論. 天下≒中華世界＝中心＋周邊＝我族＋他族＝華＋夷＝王畿＋屬藩＝皇帝＋國王＝宗主國＋朝貢國＝「宗藩共同體」＝中華世界帝國＝中央政府＋自治地方政府。6 根據張啟雄教授定義的圖式，可知中國全土是為王畿，即為「華」，皇帝直接管轄臣民；中國以外的周邊諸國為屏藩，即為「夷」，皇帝可透過屬藩國王，間接管轄屬藩臣民。7因此，當有外來者要求與中國往來時，中國政府安排冊封、上表、納貢、賞賜等儀式，確認皇帝與外來者的君臣身分，8彰顯雙方的尊卑位階，並將這些外來者定位為屬藩(或稱朝貢國)，納入中國與周邊國家共構的「中華世界秩序」。9據此，中國與周邊諸國的往來，多以「禮」為媒介，而這些禮儀儀式都帶有政治文化的隱喻，並可從這些儀式的安排，. 政治大「賓禮」即款接賓客的相關禮儀。根據主客身分的不同，「賓禮」又分立為兩大類型，一是君臣之間的「朝貢禮」，強調不對等位階；二是臣屬之間. 觀察往來雙方的政治從屬、經濟交換及文化交流等種種面向。 10. ‧ 國. 學. 的「聘禮」，強調對等位階。11而中國款接外來者的禮儀儀式，皆歸入「賓禮」的範疇，並依據外來者的身分，安排相應的款接儀式，彰顯往來雙方的政治. ‧ y. Nat. sit. io. 張啟雄(著)，伊東貴之(譯)，〈中華世界秩序原理の起源—先秦古典の文化的価值〉，《中国—社会と文化》，24(東京，2009.7)，頁1。該文另有中譯本，可見張啟雄，〈中華世界秩序原理的源起：近代中國外交紛爭中的古典文化價值〉，收入吳志攀(等編)，《東亞的價值》(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106-146。張啟雄提出「中華世界秩序原理」，並將儒家倫理觀分為多項概念，可用圖式簡略說明天下就是中華世界帝國，天子就是中華世界帝國皇帝。張啟雄，〈国際秩序原理の葛籐—中韓宗藩關係をめぐる袁世凱の名分秩序觀〉，收入山室信一(編)，《日本‧中國‧朝鮮間の相互認識と誤解の表象》(京都：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8.12)，頁40-42。錢實甫，《中國的外交機關》(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59)，頁3、5、8、 11-13；坂野正高(著)，陳鵬仁(等譯)《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 2005)，頁63-66。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索：以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18-20、22、24-25；張啟雄(著)，伊東貴之(譯)，〈中華世界秩序原理の起源—先秦古典の文化的価值〉，《中国—社会と文化》，24(東京，2009.7)，頁2-4、 8-9、12-14。臺灣開明書局，《斷句十三經‧周禮》(臺北：臺灣開明書店，1991)，〈大宗伯〉，頁29-30：「以賓禮親邦國：春見曰朝，夏見曰宗，秋見曰覲，冬見曰遇，時見曰會，殷見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此六禮者，以諸侯見王為文。六服之內，四方以時分來，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禮異，更遞而徧」。聘禮是各國諸侯間對等的交聘關係及往來禮儀，可說是客禮概念的禮意根據之一。聘禮的討論可見《周禮‧大行人》和《儀禮‧聘禮》。臺灣開明書局，《斷句十三經‧儀禮》 (臺北：臺灣開明書店，1991)，〈聘禮〉，頁34-41；臺灣開明書局，《十三經注疏‧禮記注疏》(臺北：臺灣開明書店，1991)，卷63，〈聘義〉，頁1-3；臺灣開明書局，《斷句十三經‧周禮》，〈大行人〉，頁62。. n. al. er. 6. 7. 8. 9. 10. 11. Ch. engchi. i Un. v.

(10) ．3．. 從賓禮到禮賓：外使覲見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關係。12由此可知，若要探討清代的對外關係，不能套用歐洲諸國的主權觀念(Sovereignty)，必須分析「賓禮」的儀禮次序，方能理解清帝國與周邊諸國的往來方式。13 自簽訂《江寧條約》、《天津條約》後，清政府因敗戰，不得不同意平行往來、公使駐京、親遞國書等款，無法再將英、法、美、俄四國視為「夷」，也無法再以「朝貢禮」規範這些國家的交涉儀節。 14為了維護「天下秩序」的正當性，清政府必須另闢途徑，將這些國家納入「賓禮體制」的規範，並藉由不同的款接儀節，重新「正名」這些外來者，建構中國皇帝、各國君長、外國駐京公使的等差位階。15尤其是禮制本身，便可衍生多種層次的權力關係，如行禮方式、服裝穿著、公文用詞、座位安排、入門登階的位置，皆顯. 政治大. 示權力關係的變化。16因此，外國公使如何覲見皇帝的禮儀問題，便成為中. 立. 外雙方爭執的焦點之一。. 對清政府來說，「外國公使覲見禮」問題實涉及整個政權的正當性基礎。. ‧ 國. 學. 從咸豐朝、同治朝、光緒朝的交涉過程，可知清政府為了「外國公使覲見禮」. ‧. 12. n. al. er. io. sit. y. Nat. 李無未，《中國歷代賓禮》(北京：北京圖書館出版社，1998)；何偉亞(James Louis Hevia)，《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禮儀衝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121-122。中砂明德，〈荷蘭国の朝貢〉，收入夫馬進(編)，《中國東アジア外交交流史の研究》 (京都：京都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頁407-409。荷蘭雖在康熙朝被列入朝貢國，獲得二年一貢的許可。但根據中砂明德的研究，可知當時禮部將荷蘭使節分別處理，不完全依照「朝貢禮」的款接禮儀。關於荷蘭朝貢問題，魏爾斯也重新討論17世紀的中荷關係，批評費正清「朝貢體系」過於簡化，未能瞭解清初對外關係的彈性政策。John E. Wills,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 -1681(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04.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北京：中華書局，1998)，卷91，〈禮十〉，頁2673：「無論屬國、與國，要之，來者皆賓也。我為主人，凡所以將事，皆賓禮也」。李恩涵，〈中國外交史的研究〉，《六十年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臺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6)，頁47-72；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4-6。坂野正高(著)，陳鵬仁(等譯)《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頁63-75。坂野正高指出，自簽訂《中英江寧條約》後，傳統朝貢體系開始動搖，逐漸被西方式的條約體系取代。《(乾隆) 清朝通志》(臺北：新興，1963)，卷46，〈賓禮〉，頁7019；王爾敏，〈近代史上的東西南北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上(臺北，1986.6)，頁101-114。西洋一詞，指派使節到北京的歐洲國家，即葡萄牙、羅馬教廷、英國。值得注意的是，荷蘭與西洋在《(光緒)大清會典》已不在朝貢國之列。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156，〈邦交四〉，頁4582-4583。凡遇對外交涉之時，晚清官方檔案、官員奏疏及私人文集多提及「國體」。筆者以為有兩種意義，一指「國家體面」，二指「國家體制」。例如蒲安臣代表中國出使歐美各國時，總理衙門以中外儀節不同為由，要求蒲安臣以中國國體為重，不需向各國元首呈遞國書，並解釋中國國家體制與歐美不同，希望歐美各國不要執著覲禮問題。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論：政治文化與心理分析》(臺北：五南，1995)，頁40。 Catherine M. Bell, Ritual :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93-196.. 13. 14. 15. 16. Ch. engchi. i Un. v.

(11) ．4．. 緒論. 的問題，作了各種的努力，盡量將外國公使定位為皇帝的臣屬。 17即使八國聯軍佔領北京，甚至強迫清政府簽訂《辛丑和約》，光緒君臣仍汲汲於「外國公使覲見禮」問題，18不願輕言放棄皇帝的至尊地位，也不願澈底拋棄「賓禮體制」。從清政府對「外國公使覲見禮」的堅持，或可解釋為清朝君臣對「天下秩序」崩解、「華夷之辨」異位的焦慮感，同時也是他們解決正當性危機的自強之道。19 過去學界受到現代化理論的影響，多以為清代的對外關係封閉守舊，並批評清政府執著無謂的覲見儀式，無視國際法的外交慣例，遂引起中外雙方的覲禮之爭，使中國自絕於國際社會。 20在外交史的研究框架之中，這樣的論述或有道理，但不免有過度簡化之虞，21未曾深究下列問題：一、「賓禮」. 政治大三、為何清政府執著「外國公使覲見禮」的儀式？四、當外國公使堅持行「鞠立躬禮」時，清政府如何變通？擬訂「外國公使覲見禮」方案？又如何解釋覲的內涵？二、「賓禮體制」是否等於朝貢貿易？與清代涉外體制有何關聯？. ‧ 國. 學. 禮更定的現況，讓中國官民和外國公使都能接受這樣的改變？五、「賓禮」如何落實到中外雙方的地方交涉，又如何制訂中外往來的儀節，規範外國領. ‧. 事、洋商及傳教士的行動？六、「外國公使覲見禮」的更定，將如何影響清帝國的涉外體制、權力分配及「天下秩序」的理念？最後，「賓禮體制」如. er. io. sit. y. Nat. 17.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91，〈禮十〉，頁2679-2681：「穆宗親政，泰西使臣環請瞻覲，呈國書，先自言用西禮，折腰者三。廷臣力言其不便……時總理各國事務恭親王以拜跪儀節往復申辨，而各使堅執如初」。郭鳴鼎，〈海通後鴉片戰爭前歐洲各國來華之使節及其覲見清帝禮儀問題〉，《國際關係學報》，1(臺北，1978.2)，頁112-137；曹雯，〈清末外国公使の謁見問題に関する一考察——咸豊・同治期を中心に〉，《社会文化史学》，44(茨城，2003.1)，頁49-72。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443，〈孫家鼐〉，頁12440。余英時，《歷史與思想》(臺北：聯經，1978)，頁52-53；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論》(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2)，頁160-172。蔣廷黻，〈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收入氏著《中國近代史研究》(臺北：里仁，1982)，頁180-201；坂野正高，〈中国を英国の外交官はどのようにみていたか〉，收入氏著《近代中囯外交史硏究》(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271-277。雖有許多學者以為明清對外政策僵化，但張彬村考察明清兩代的海外貿易政策後，指出中國閉關自守是種錯誤的刻板印象，實際上明清的海外貿易政策非常彈性。參見張彬村，〈明清兩朝的海外貿易政策：閉關自守？〉，收入吳劍雄(編)，《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集(第四輯)》(臺北：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頁1-16。李鴻章，《李文忠公朋僚函稿》(臺北：文海，1967)，卷2，〈李鴻章致曾國藩書〉，頁 46-47，同治元年十二月十五日。李鴻章視西方各國為敵體，自不可以屬禮相待。值得注意的是，濱下武志和岡本隆司皆指出，當時主張變法者，對中外關係的認識仍立基於天下一元觀。可惜，兩人未提及禮制的實際運作、阻礙及其影響。詳見岡本隆司，《馬建忠の中國近代》(京都：京都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濱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契機——朝貢貿易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頁282-284。. n. al. 18 19. 20. 21. Ch. engchi. i Un. v.

(12) ．5．. 從賓禮到禮賓：外使覲見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何過渡到西式外交禮儀(禮賓)，並接受「國際法」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原理？本論文將考察這些問題，觀察清代對外交涉體制的變化，瞭解中西禮制的衝突根源，並探討「天下秩序」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關聯。. 二、研究回顧過去有關中外互動的研究，指出中外禮儀的差異，常變成中外交涉失敗的導火線，尤其是外國使者覲見皇帝的禮儀問題，往往讓中外雙方皆不歡而散，如乾隆、嘉慶年間，英國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3-1806)、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使節團的案例。. 22. 以傳統中國涉外體制而言，或冊封外藩，. 或朝覲貢獻，或上表祝賀，皆屬「賓禮」的範疇。 23與「賓禮」相涉的封貢. 政治大. ，關係，只有不對等位階的主從關係。24美國學者費正清將之稱為「朝貢體系」. 立.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則著眼貢使團的交易行為，稱之為「朝貢貿易」。25若干. ‧ 國. 學. 外交史學者則以總理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的成立，視作中國接受「條約體制」的象徵。 26過去對晚清涉外體制的研究成果豐碩，但多偏重外交史，未. ‧. 能考究禮儀意義，也未論及當時的民間輿論和外國公使的感受。幸好，近年新出史料甚多，可藉此重新檢討過去未曾注意到的面向，如黃一農利用大量. y. Nat. 的圖像，重新檢討馬嘎爾尼使節團訪華之事，具體呈現中西文化的差異，也. io. sit. 讓禮儀與政治的互動，更加清楚。27以下將過去的研究成果，整理出三種看. n. al. er. 法，並概引一、二經典成果，檢討利弊，提供本論文發展的方向。. 22. 23. 24. 25. 26. 27. Ch. engchi. i Un. v. 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禮儀衝突》，頁229-232；王開璽，《清代外交禮儀的交涉與論爭》(北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170-238。崑岡(敕撰)，《(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例》(北京：中華書局，1991)，卷502，〈朝貢一〉，頁808-818。清代賓禮與明代賓禮不同之處，即採取實際態度，屬藩國明顯地減少，其他國家被列為互市國。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沈默外交”〉，收入夫馬進(編)，《中國東アジア外交交流史の研究》，頁380-382；廖敏淑，〈清代對外通商制度〉，收入王建朗、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下卷)》(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頁449-464。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東京：岩波書店，2002)，頁78；張啟雄，〈琉球棄明投清的認同轉換〉，收入張啟雄(編)，《琉球認同與歸屬論爭》(臺北：中央研究院東北亞區域研究，2001)，頁11-12；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索：以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為中心》，頁7。 John King Fairbanks & S.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Cambridge: Harvard, 1941), pp.135-246.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持相似意見者眾，僅列一二，如衛藤瀋吉，《近代東アジア国際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頁31-33；吳福環，《清季總理衙門研究》(烏魯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5)，頁173-176。張順洪，〈《每季評論》與英國對華輿論〉，《近代史研究》，1993:6(北京，1993)，頁 66-79；黃一農，〈龍與獅對望的世界：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出版物為例〉，《故宮.

(13) ．6．. 緒論. (一) 朝貢體系論過去學界著重討論清代賓禮之下的朝貢制度，如美國學者費正清指出，傳統中國沒有外交制度，但有融合政治、外交、貿易、文化於一體的朝貢制度，，控制中國周邊國家政治、外交、貿易的工具，稱之為「朝貢體系」(Tributary State System)。. 28. 費正清將「朝貢體系」的概念，作為傳統中國對外關係的特殊. 性，並以為「朝貢體系」讓中國產生優越感(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妨礙中國政治、社會的理性化，進而建構了「衝擊—反應」的理論模式，強調中國對外關係是保守封閉，視為阻礙中國往現代化發展的不利因素。 29費正清將清代政治、外交、經濟合於一體的「朝貢體系」論，影響極大，至今仍有其. 政治大. 參考價值，但犯了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過度貶低了中國自身的政治體制和思想文化。30. 立. 對此，美國學界已有自省，批評費正清的「朝貢體系」過度簡化，或合. ‧ 國. 學. 理化帝國主義的侵略行為。31例如，譚中(Tan Chung)批評費正清太強調文化因素的結果，反而忽略了鴉片戰爭的真正原因，並指出明清中國不像費正清說的兩代的涉外體制。32何偉亞(James. ‧. 那樣排斥海外貿易，「朝貢體系」只是抽離歷史事實的概念，不能當作明清 Louis Hevia)也歸納了學界對「朝貢體系」的質. Nat. sit. y. 疑，如朝貢體系的形成時間、中國向外國贈與的利益、對外關係的刻板單一、. io. n. al. er. 朝貢體系主要用於朝鮮、越南、琉球等周邊國家等問題。33. 28. 29. 30. 31. 32. 33. Ch. engchi. i Un. v. 學術季刊》，21:2(臺北，2003.12)，頁265-297；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兩國的覲禮之爭〉，《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1(臺北，2007.3)，頁35-106。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31-33 、 130-135; 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pp. 137-139;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58-161. John K. Fairbank & Ssŭ-yü Têng, 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七十年代以來，美國學界批評費正清的「衝擊—反應」模式，參看柯文(Paul A. Cohen)，林同奇(譯)，《在中國發現歷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北京：中華書局，1989)，頁 1-8；何偉亞，〈從朝貢體制到殖民研究〉，《讀書》，1998:8(北京，1998)，頁62-63。陳君靜，《大洋彼岸的回聲：美國中國史研究歷史考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頁120-121。譬如，柯文指出文化因素雖可發現本質性，但只有從本身歷史著手，才能瞭解過去和現在的力量。因此，柯文主張應從中國社會內部去分析，不應把中國所有現象過度簡化成「衝擊—反應論」。 Chung Tan,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1840-42)(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c1978), pp. 21, 25-30, 222-223. 詳見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禮儀衝突》，頁12-16。.

(14) ．7．. 從賓禮到禮賓：外使覲見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中國、日本、韓國學者也有類似的質疑，開始提出「冊封體制」、「華夷秩序」、「禮治體系」、「中華世界秩序原理」等論點，證明東亞諸國的傳統國際關係是多面向的互動關係，並不像費正清指出的那樣，全歸因於中國單方面的影響。34例如，坂野正高認為，東亞諸國不但有重疊的朝貢關係，也有雙重的朝貢關係，不只有以中國為中心的表現。 35張存武、全海宗也指出每個時代、每個國家的對外關係，取決於各國政治、經濟或文化上的需求，36不能全歸因於中國單方面的影響。張啟雄考察儒家經典的解釋，提出「中華世界秩序原理」的論點，並以「名分秩序」、「封貢體制」、「奉正朔論」等多重概念，解釋周邊諸國願意維持主從關係的原因，進而建構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世界秩序原理」。37. 政治大也常被學人引用，有必要簡單回顧。濱下武志從「區域經濟」的角度，注意立到中國和東亞諸國的貿易活動，皆以自身利益為動機，實具有主動性。並主. 除了費正清的「朝貢體系論」之外，還有濱下武志的「朝貢貿易體系論」. ‧ 國. 學. 張「朝貢貿易體系」的論點，指出中國藉「進貢—回賜」的方式，讓東亞諸國以中國為中心，不但形成了相應的商業網絡，也發展為東亞世界的區域經. ‧. 濟圈。38同時，透過白銀流通、貿易結構、外商資本、改革派思想等考察，濱下武志反對費正清的「衝擊—反應論」，認為西方國家為了獲得他們想要. y. Nat. sit. 的貨品，必須先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經濟圈，故不能把近代亞洲的. n. al. er. io. 歷史，簡單解釋為朝貢體系轉向條約體系的過程。39 34. 35. 36. 37. 38. 39. Ch. i Un. v. 費正清將《大清會典》記載的朝貢國家分為三大類，第一類以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的國家組成，如朝鮮、越南、琉球等7國；第二類是亞洲內陸國家、部落組成，即回教或喇嘛教普及的地方；第三類是外廓地帶，由東南亞、南亞及歐洲來華貿易國家組成。坂野正高(著)，陳鵬仁(等譯)《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頁63-68。坂野正高雖未明指費正清，但在頁76註4：「朝貢關係常以英文寫成tribute system，但這是研究人員所創造的操作性概念，是否為歷史上實際存在的一個整體體系之朝貢關係，則為另一個問題」，可見坂野對「朝貢體系」有吸收，亦有批判。張存武，《清韓宗藩貿易(1637-1894)》(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頁143-154；全海宗，全善姬(譯)，《中韓關係史論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210-212。張啟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9-19。「中華世界秩序原理」分為天朝定制論、君臣關係論、邦交關係論、封貢體制論、奉正朔論、興滅繼絕論、名分秩序論、秩序主體論、王道政治論、爭天下論、華夷分治論、重層認同論十二項概念之外，近年又再增加正統原則論、大一統論、重層政體論、華夷可變論及王化論。張啟雄，〈琉球棄明投清的認同轉換〉，《琉球認同與歸屬論爭》，頁11-18。濱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契機——朝貢貿易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5、8-9、11-12、31、38-39、263-265。濱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契機——朝貢貿易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51、278-288、290-292、328-330；濱下武志(著)，王玉茹(等譯)，《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與歷史的視角》：China,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16-34。. engchi.

(15) ．8．. 緒論. 濱下武志「朝貢貿易體系」雖從經濟史的角度，提供另一種研究途徑，但也有人提出不同的意見，或以為西方列強加入「朝貢貿易體系」的說法，頗為牽強；或指摘「朝貢貿易體系」的圖式，仍陷入費正清的距離迷思，仍以為東亞諸國離中國越近者，越容易受到中國的控制與影響。 40例如，高明士認為，濱下武志將朝貢關係解釋為商業行為，並未回歸歷史脈絡去處理貿易與朝貢的關聯，並指出朝貢行為只是一個現象，應從「天下秩序」去考慮中國與鄰近各國的關係。 41祁美琴認為，清代朝貢體制與明代朝貢體制的性質不同，不能混一處理， 42並指出明代是典型的朝貢貿易，先有朝貢關係，才允許貿易，嚴禁民間與外國通商；清代的朝貢貿易，乃以經濟性手段，追求政治目的的實現，但仍允許民間與互市國通商。43濮德培(Peter. C. Perdue)考察. 政治大因素，卻忽略了外交、權力、軍事等因素都會影響經濟圈的範圍。中村哲、立川勝守等人則據明清兩代的海禁政策，批評濱下武志的「朝貢貿易體系論」清帝國對西北邊患的軍事策略後，指出濱下武志只偏重中國東南沿岸的貿易 44. ‧ 國. 學. 缺乏實証，也質疑 16 世紀以降東亞貿易圈的連續性，指出朝貢貿易未必是東亞近代化的單一動力。 45近年日本學界重新檢討清代的通商制度，更注意. ‧. 到行商、邊境關市、互市國等問題。如岩井茂樹、廖敏淑都指出「朝貢貿易」並不是清帝國唯一的通商辦法，「互市制度」才是傳統中國的主要通商模式，. y. Nat. 42. 43. 44. 45. 46. n. 41. al. er. io. 40. sit. 並藉由「通商制度」，清帝國更能彈性調節與周邊諸國的關係。46. i Un. v. 關於國際學界批評濱下武志「朝貢貿易體系」的研究回顧，可見陳威志、石之瑜，〈從亞洲認識中國：濱下武志研究「朝貢體系」的啟示〉，《政治科學論叢》，39(臺北，2009.3)，頁66-68。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索：以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為中心》，頁5-6、10-12、 18-20、24；；邢義田，〈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收入劉岱(總主編)，《中國文化新論(根源篇)》(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1)，頁454-455。祁美琴指出的問題，參見濱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契機——朝貢貿易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34、38。祁美琴，〈對清代朝貢體制地位的再認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6:1(北京，2006)，頁50-58。祁美琴指出，清代雖延續了明代的朝貢制度，但在實質上清帝國與邊疆民族、西洋諸國的關係已有改變，貿易性質也有別於明朝的通商制度。 Peter C.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 Mark Selden, ed.,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60-66. 中村哲，《東亞近代史理論的再探討》(北京：商務印書館，2002)，頁15-16；川勝守，《日本近世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吉川弘文館，2000)。岩井茂樹，〈十六世紀中国における交易秩序の摸索——互市の現実とその認識〉，收入岩井茂樹(編)，《中囯近世社会の秩序形成》(京都：京都大学人文科学硏究所，2004)，頁97-142。筆者未見廖敏淑的博士論文〈互市から見た清朝の通商秩序〉(北海道：北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法學政治學博士論文，2006)，甚為可惜。廖敏淑的看法，乃從廖敏淑的專文得知，參見廖敏淑，〈清代對外通商制度〉，收入王建朗、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下卷)》，頁443-466；廖敏淑，〈清代の通商秩序と互市──. Ch. engchi.

(16) ．9．. 從賓禮到禮賓：外使覲見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此外，某些學者也批評費正清只以西方經驗為圭臬，忽略了中國的歷史發展，開始著重朝貢制度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關係。如李雲泉考察歷代朝貢體制的制度變化，並指出「華夏中心論」是中國學者對政治空間的思想資源，47可謂是研究朝貢制度的重要著作。不過，該書雖整理朝貢制度的運作，卻未分析朝貢制度的思想資源、存續條件及變化因素。例如，李雲泉避談俄羅斯、荷蘭、大西洋國(葡萄牙)的特殊性，更未區分清代的屬國、藩部、與國的區別。48況且，對中國涉外體制，籠統用「朝貢制度」概括，實有再商榷的必要。49因此，本論文將考察清代涉外體制，並討論賓禮儀節與涉外體制的關聯，兼敘賓禮體制的變化原因、過程及影響，呈現出清帝國面對中西禮制的糾葛，將對其政治、外交、文化產生何種影響。. (二) 天朝中心論. 立. 政治大. ‧ 國. 學. 「天朝」一詞本是清帝國的自稱，語出乾隆皇帝 (1735-1795)回覆英國國王，刻意強調「天喬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的諭旨。50費正清的「朝貢體系論」朝」、「優越感」、「排拒西方」等因素，遂有清帝國為了維持天朝體面，不願. ‧. 接受平等外交的說法。51後來，受到「現代化理論」的影響，研究者往往將. y. Nat. sit. n. al. er. io. 47. 清初から両次アヘン戦争へ〉，收入岡本隆司、川島真(編)，《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頁23-43。李雲泉，《朝貢制度史論：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硏究》(北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 1-13、189-194。李雲泉，《朝貢制度史論 : 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硏究》，頁161、272-288。李雲泉將朝貢國視同屬國，但根據《大清會典》的規定可見，可知屬藩必有朝貢行為，但有朝貢行為的國家則未必是屬藩。兩者身分的區別在於冊封與否。屬藩奏請清帝冊封，接受清帝的冊封詔書、賜印及賞賜。對《清史稿》記載朝鮮、琉球、安南、暹羅、緬甸、南掌六國，皆受清帝冊封，可稱為屬藩。但《大清會典事例》所列出的荷蘭、西洋、英吉利等國家，未有請封、冊封的政治關係，只可稱為朝貢國。崑岡(等編)，《(光緒朝)大清會典事例》，卷502，〈朝貢一〉，頁807-816。 Jing-shen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c1988), pp.1-9.陶晉生指出，中國傳統的對外政策相當彈性，不像費正清主張的「天朝外交論」那般僵化。例如漢武帝雖遠征匈奴，但兩漢與匈奴的長期往來，實建立在平等外交的基礎之上，並利用和親政策鞏固政治關係，避免戰爭的發生。史稱強盛的唐代，長期亦與突厥和吐蕃處於平等關係。歷被史家貶為積弱的宋代，亦透過各種手段，盡量與遼保持對等關係。植田捷雄(編)，《中國外交文書辭典(清末編)》(東京：囯書刊行会，1985)，頁84。天朝定制一語，語出乾隆皇帝回覆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信件。《軍機處檔案‧上諭檔》，〈大清皇帝給英吉利國王敕諭〉，乾隆五十八年八月十九日，收入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料彙編》(北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頁165。費正清(著)，張沛(等譯)，《中國：傳統與變遷》：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1)，頁204-205；川島真，〈從天朝到中國〉，收入復旦大學歷史系(等編)，《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268。川島真舉出黃枝連、張啟雄、坂野正高等人的研究成果，指出這些研究大部分將天朝作. 48. 49. 50. 51. Ch. engchi. i Un. v.

(17) ．10．. 緒論. 「天朝」二字，用作專制王朝的代稱，或當作清帝國不解外情的原因，更多是等同於中國閉關自守的保守主義。 52因此，對馬嘎爾尼、阿美士德使節團受阻之事，中國學界大多批判清朝君臣為了維護天朝體制，才會堅持「跪拜禮」的方案，拒絕西歐文明的輸入，遂讓中國陷入近百年的衰弱局勢。53 隨著「現代化理論」的修正，又受到柯文(Paul A. Cohen)的影響，學界重省「天朝」的定義，欲瞭解中國自稱「天朝」的原因。54例如，劉紀曜指出，「天朝意像」乃基於「天命觀」與「夷夏之防」的思想基礎，逐漸發展成中國獨「天朝定制」特的對外態度，未必是中國自以為是的優越感。55坂野正高認為，即保守派注重的華夷思想，及支配他國的模式。 56黃枝連則提出「天朝禮治體系」的論點，強調中國禮治文化在東亞諸國的影響，主張 19 世紀以前的. 政治大的國際秩序。張啟雄雖以「天朝定制論」作為「中華世界秩序原理」的第立一條理論，但不是相對於「近代」的傳統概念，而是著眼於「上天—天下— 中國憑藉「禮治主義」，不但成為東亞世界的文化中心，也維護了東亞諸國 57. 58. ‧ 國. 學. 天子—天命—天朝—子民」的「天命論」，59發展出天朝對海內外實施「法秩序論」與「禮秩序論」，謂之「天朝定制論」。60他強調中國自古以來就有「中. ‧. n. al. er. io. sit. y. Nat. 52. 為與「近代」相對立的傳統象徵，或是貫穿清朝兩百餘年的概念，但川島真認為「天朝」一詞和中國一詞相同，有時作為敘述名詞，或作為史料專用名詞，未必是與近代對立的傳統概念。對中國學界有意無意貶抑「天朝」二字，羅志田曾撰文評論《天朝的崩潰》一書，反思研究者早存有價值判斷，一味批評中國保守落後的研究態度，只能堆積史料，無法真正超出前人的成果，詳見羅志田，〈“天朝＂怎樣開始“崩溃＂—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近代史研究》，1999:3(北京，1999)，頁13-28。朱雍，《不願打開的中國大門——乾隆時期的中英關係》(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280-282、304-305；戴逸，《乾隆帝及其時代》(北京：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頁434-460；王開璽，《清代外交禮儀的交涉與論爭》，頁170-237。吳曉鈞，〈阿美士德使節團探析─以天朝觀之實踐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歷史所碩士論文，2008)；川島真，〈從天朝到中國〉，收入復旦大學歷史系(等編)，《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頁271-276。劉紀曜，〈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朝野的天朝意像及其衍生的觀念、態度與行動(1839-1842)〉，《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報》，4(臺北，1976.4)，頁241-263。坂野正高，〈外交交涉における清末官人の行動様式——1854年の条約改正交涉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氏著《近代中国外交史硏究》，頁94-96。黃枝連，《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論》，收入《天朝禮治體系(上卷)》 (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東亞的禮義世界：中國封建王朝與朝鮮半島關係形態論》，收入《天朝禮治體系(中卷)》(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朝鮮的儒化情境構造：朝鮮王朝與滿清王朝的關係形態論》，收入《天朝禮治體系(下卷)》(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川島真，〈從天朝到中國〉，收入復旦大學歷史系(等編)，《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頁268。張啟雄(著)，伊東貴之(譯)，〈中華世界秩序原理の起源—先秦古典の文化的価值〉，《中国—社会と文化》，24(東京，2009.7)，頁9。張啟雄，〈兩岸關係理論之建構—「名分秩序論」的研究途徑〉，收入包宗和、吳玉山(主.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Ch. engchi. i Un. v.

(18) ．11．. 從賓禮到禮賓：外使覲見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華世界帝國」體制，其對外關係不可用歐美傳入的國際法概念去詮釋，進而強調不可重蹈「以西非東」、「以今非古」的偏頗。61佐藤慎一指出「天朝」是清朝確立的制度，而「天朝觀」是中國傳統知識分子(士大夫)對中華文明的自信心，更是他們重新認識世界的自我解剖和精神糾葛。62. (三) 禮儀衝突關於中外禮儀衝突的研究，中外學界集中討論馬嘎爾尼使華事件，不只召開紀念中英通使的學術研討會，63也有數本專著、學位論文及大量的專文討論，64可見其重要性。由於該議題的專著、論文眾多，本文將利用這些豐碩成果，不另討論馬嘎爾尼使節團，只作研究回顧而已。對馬嘎爾尼是否向. 政治大. 乾隆皇帝行三跪九叩禮，中外學界各有見解，並以為「覲禮之爭」隱含中、. 立. 英兩國不同的世界秩序觀。. ‧ 國. n. al. er. io. sit. y. Nat. 63. 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兩岸關係理論》(臺北：五南圖書，2009)，頁120-121。張啟雄，〈兩岸關係理論之建構—「名分秩序論」的研究途徑〉，收入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兩岸關係理論》，頁118。佐藤慎一，《近代中囯の知識人と文明》(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頁i-ii、11-16、 48-56。中國學界為紀念馬嘎爾尼訪華兩百週年，特地在北京舉行學術研討會，詳見張芝聯(主編)，《中英通使二百週年學術討論會論文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英國漢學研究會也在1992年舉辦國際研究會，茲以紀念馬嘎爾尼訪華，詳見Robert A. Bickers, ed., Ritual and Diplomacy: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1792-1794(London: Wellsweep, 1993). 專著如《停滯的帝國——兩個世界的撞擊》、《不願打開的中國大門》及《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禮儀衝突》。另外，關於馬嘎爾尼使團訪華為課題的學位論文如Zhang Shunhong, “British Views on China During the Time of Embassies of Lord Macartney and Lord Amherst 1790-1820”(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19900; Zemg Jingmin, “Scientific Aspects of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2-179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oncep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PhD diss.,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1998).專文研究眾多，僅列舉重要成果。Earl H. Pritchard, “The Kotow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2:2(1943), pp. 163-203；王曾才，〈馬嘎爾尼使團評述〉，收入《屈萬里先生七秩榮慶論文集》(臺北：聯經，1978)，頁235-248；劉家駒，〈英使馬嘎爾尼覲見乾隆皇帝的禮儀問題〉，收入《近代中國初期歷史研討會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27-49；秦國經，〈從清宮檔案看英使馬戞爾尼訪華歷史事實〉，收入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料彙編》，頁23-88；畢可思、張順洪，〈通商口岸與馬戛爾尼使團〉，《近代史研究》，1995:1(北京，1995)，頁44-61；王開璽，〈馬戞爾尼跪謁乾隆帝考析〉，《歷史檔案》，1999:5(北京，1999)，頁90-94；黃一農，〈龍與獅對望的世界：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出版物為例〉，《故宮學術季刊》，21:2(臺北，2003.12)，頁265-297；汪榮祖，〈英使馬戞爾尼來訪〉，收入氏著《追尋失落的圓明園》(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111-125；黃一農，〈印象與真相—— 清朝中英兩國的覲禮之爭〉，《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1(臺北，2007.3)，頁35-106。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兩國的覲禮之爭〉可說是近年最能兼顧中外論述又有新意的成果。. ‧. 62. 學. 61. 64. Ch. engchi. i Un. v.

(19) ．12．. 緒論. 例如，佩雷菲特(Alain Peyrefitte)探討中英雙方之間的價值觀及文化差異，並強調清帝國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觀念，指出馬嘎爾尼是否下跪的問題，實為中國與歐洲世界的文明衝擊，讓中英雙方越行越遠，甚至互相誤解，引發日後不可避免的衝突。65朱雍《不願打開的中國大門》最早利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的清代檔案，史料豐富，但可惜的是，該書以「現代化主義」立論，批評乾隆皇帝的對外政策是「限關自守」，而覲見禮問題也被視作天朝的自大表現。66何偉亞正視「賓禮」的重要概念(沿中線而行,Clanneling along a centering path)，並運用後現代主義的概念，欲修正費正清「衝擊—反應」的理論模式，說明朝貢體系的構成，立基於「多主制」(multitude of lords)的帝國想像(imagining of empire)，從而推論中英兩國的覲禮之爭，實為兩個多種族帝國的霸權之爭。67. 政治大及「賓禮」與現實政治的關聯。可惜，何偉亞未多再闡述，便轉而強調藏蒙立政策，欲建構以滿清皇室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引起許多學者的質疑。. 何偉亞以「賓禮」作為該書的核心觀念，提到「賓禮」的可變性，實觸. ‧ 國. 學. 有些學者批評「後現代史學」的史料可信度，68或批評「多主制」過於主觀，誇大了滿漢之間的緊張度，也忽略滿、蒙兩族特有文化的發展， 69更模糊了. ‧. 理藩院與禮部的不同職能，忽略「賓禮」的施行對象、禮儀儀式及其文化意. sit. y. Nat. io. 佩雷菲特(Alain Peyrefitte)，王國卿(等譯)，《停滯的帝國——兩個世界的撞擊》：L'empire Immobile on Le Choc des Mondes(北京：三聯書店，1995)，頁1-2、226-228、238、255-263、 383-385、521-525。朱雍，《不願打開的中國大門——乾隆時期的中英關係》，頁280-281。朱雍與佩雷菲特在寫作時互相分享史料，兩人對清帝國的觀點亦有呼應，認為中國閉關的原因出於天朝意識。事過二十年之久，朱雍已成當今中國經濟專家，但對清帝國的批判觀點仍未改變。這點可從朱雍新出版的書名，一窺究竟。朱雍，《大國病》(北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9)。《大國病》一書，主要探討18世紀時中國的封閉體系，批評中、英面對封閉體系的政策、態度及其引發的衝突。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禮儀衝突》，頁16-30、37、57、139-168、189-191、 226-227、229-232。學界對《懷柔遠人》的褒貶不一，評論兩極，尤針對何偉亞運用後現代主義史學的研究方法，解讀馬嘎爾尼使華的覲禮問題，多有論述。最為激烈的論戰，乃在《二十一世紀》裡，周錫瑞(J. W. Esherick)、艾爾曼(Benjamin Elman)、胡志德(Theadore Huters)、張隆溪、葛劍雄、羅志田相繼發文探討。周錫瑞、羅志田多有批判，艾爾曼、胡志德為何偉亞辯駁。周錫瑞(著)，尚楊(譯)，〈後現代式研究：望文生義，方為妥善〉，《二十一世紀》， 44(香港，1997.12)，頁105-117；艾爾曼，趙剛(等譯)，〈馬戛爾尼使團、後現代主義與近代中國史：評周錫瑞對何偉亞著作的批評〉，《二十一世紀》，44 (香港，1997.12)，頁118-130；張隆溪，〈甚麼是「懷柔遠人」？正名、考證與後現代式史學〉，《二十一世紀》，45(香港，1998.2)，頁56-63；羅志田，〈夷夏之辨與「懷柔遠人」的字義〉，《二十一世紀》，49(香港，1998.10)，頁138-145。林士鉉，《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臺北：政治大學歷史系，2009)。過去學界多強調漢化，著重探討滿族貴族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事實上，滿族文化多元，除了接受儒家經典的規範外，也在生活上接受喇嘛教的洗禮，融合了蒙、藏佛教文化。. n. al. er. 65. 66. 67. 68. 69. Ch. engchi. i Un. v.

(20) ．13．. 從賓禮到禮賓：外使覲見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義。70綜觀上述的評語，可知何偉亞最受爭議的問題，在於「多主制」的解釋。因為清帝國的「賓禮」實源於「天下秩序」的儒家理論。經過乾隆、嘉慶兩朝的禮學考證，儒家經典的名分、華夷、封貢等概念，多已自成一說，何偉亞沒必要再引入「多主制」的概念，讓「賓禮」的討論模糊焦點。正如同羅志田指出的那樣：「如果要強調賓禮的重要性，就只能多關注具體的『滿清』與一般意義上的『中國』之同，而不是其異」。71 相對於馬嘎爾尼使團訪華的研究風潮，咸豐朝 (1850-1861)以降的禮儀衝突問題，就顯得冷清許多。72過去學界討論覲禮之爭時，往往簡化為叩頭問題，未曾區分「跪拜禮」的象徵意義，也不曾考量中外雙方邊談判、邊妥協的微妙互動，有必須重新探討。目前對中外禮儀衝突的問題，唯有王開璽的成果. 政治大及 2009 年出版《清代外交禮儀的交涉與論爭》兩本專書，皆為王開璽累積立多年成果的集成之作。《清代外交禮儀的交涉與論爭》討論範圍甚大，不. 最為豐碩，如 1999 年出版的《隔膜、衝突與趨同 : 清代外交禮儀之爭透析》， 73. ‧ 國. 學. 限於一國一事，篇幅浩大，史料豐富，幾乎討論了清代禮儀衝突的事件。然而，該書仍沿襲「現代化理論」的論調，同樣將中外禮儀衝突的問題，當作. ‧. 清帝國維持天朝體面的手段，並批評清朝君臣的自以為是，不願採用西式的平等外交禮儀，才會與世界失之交臂。74王開璽的說法，顯然是另一種的「西. y. Nat. al. er. io. (四) 禮賓的考證. sit. 方中心主義」，無視「賓禮」與西方外交禮儀的不同本質，相當可惜。. n. iv n C 本論文要說明「禮賓」的意義，方能理解「賓禮」過渡到「禮賓」的意 hengchi U. 義。「禮賓」一詞，早在《周禮》、《禮記》就已出現，意指天子特別禮遇諸侯、鄉老及鄉大夫。如《周禮‧大宰》將「禮賓」列為天子統馭萬民的八法之一。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 70. 71 72. 73. 74. 清代的藩部與屬國有本質上的差異。清帝國對藩部具有主權關係，可直接派官統治，但對屬國則不具有主權，僅止於鬆散的宗藩關係。楊正孝，〈清代理藩院之研究〉(臺北：私立中國文化學院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研究所碩士論文，1974)；呂士朋，〈清代的理藩院－兼論清代對蒙藏回諸族的統治〉，《東海大學歷史學報》，1(臺中，1977)，頁61-98。羅志田，〈譯序〉，收入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禮儀衝突》，頁22。郭鳴鼎，〈海通後鴉片戰爭前歐洲各國來華之使節及其覲見清帝禮儀問題〉，《國際關係學報》，1(臺北，1978.2)，頁112-137；曹雯，〈清末外国公使の謁見問題に関する一考察——咸豊・同治期を中心に〉，《社会文化史学》，44(茨城，2003.1)，頁49-72。王開璽，《隔膜、衝突與趨同：清代外交禮儀之爭透析》(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9)；王開璽，《清代外交禮儀的交涉與論爭》，頁728。王開璽，《清代外交禮儀的交涉與論爭》，頁722-732。.

(21) ．14．. 緒論. 曰保庸。六曰尊貴。七曰達吏。八曰禮賓。75 天子禮遇的對象是諸侯，藉由禮儀的舉行，劃分位階，確定名分，卻能不傷和氣，體現尊尊親親之意。76同樣作為天子優待的對象，還有鄉老、鄉大夫等人。天子虛心接納鄉老、鄉大夫的進言，並賜予尊榮，善加款待，拉攏氏：「君親禮賓」的解釋，族的支持，凝聚邦國的向心力。77再據《禮記‧聘義》即透過主國設宴，主君親執醴酒，敬待他國來聘的賓客們，並親自舉行饗禮、食禮、燕禮，表明賓主君臣之義。78由此可知，「禮賓」不但有天子施以禮遇之意，也可當作受到國君優待的貴賓，並說明國君禮遇他國使者，親自執禮，藉由各種典禮的舉行，履行賓主之道，亦彰顯君臣之義。「禮賓」除了解釋為天子禮遇的貴賓之外，「禮賓」也用在政治制度的. 政治大國力強盛，四夷賓服，故在鴻臚寺下置禮賓院，用以款待四夷蕃客，負責立接待四夷賓客，並主冊封、賜物等禮儀，授與爵位，讓四夷蕃人皆為皇帝之職官名稱，如唐代、宋代設置的禮賓院，及遼代設置的禮賓使司。唐代前期 79. ‧ 國. 學. 臣，以彰柔遠市恩之意。 80受唐代典制的影響，後來的後唐、北宋沿置鴻臚寺，負責四裔朝貢、宴勞、給賜、送迎之事。北宋的鴻臚寺同樣附設了禮賓. ‧. 院。宋室播遷南方後，廢鴻臚寺(建炎三年，1129)，併入禮部。81. 唐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一人。後唐置卿一人。宋初置判寺事。元. y. Nat. sit. 豐更制，置卿一人，少卿一人，掌四裔朝貢、宴勞、給賜、送迎之事。. al. er. io. 丞一人，主簿一人。其屬有往來國信所，都亭西驛及管勾所，禮賓院，. v. n. 懷遠驛，中太乙宮、建隆觀等提點所，在京寺務司提點所，傳法院，. Ch. i Un. 左右街僧錄司，同文館及管勾所。南渡後，寺廢，併入禮部。82. engchi. 不同於唐代的禮賓院，宋代的禮賓院管轄範圍縮小，只掌管回鶻、吐蕃、党項、女真等國的朝貢、互市、繙譯等事。 83禮賓院有監官二人，由閣門祇候.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臺灣開明書局，《斷句十三經經文‧周禮》(臺北：臺灣開明書店，1991)，〈大宰〉，頁3。臺灣開明書局，《斷句十三經經文‧周禮》，〈大行人〉，頁61-62。臺灣開明書局，《斷句十三經經文‧周禮》，〈鄉大夫〉，頁18。臺灣開明書局，《斷句十三經經文‧禮記》，〈聘義〉，頁132；王文錦(譯解)，《禮記譯解》(北京：中華書局，2008)，下冊，〈聘義〉，頁944-945。任爽，《唐朝典章制度》(吉林：吉林文史出版社，2002)，頁105-107、260。董誥(等編)，《全唐文》(北京：中華書局，1987)，卷63，〈上尊號赦文〉，頁677b-678a：「四夷來庭，萬里觀禮。柔遠之義，恩不可遺。鴻臚禮賓院應在城內蕃客，並節級賜物，昭受冊典，永垂鴻休，皆為皇臣，克贊盛禮。崇階高爵，任子延恩，式永寵章，以明酬獎」。張希清(等著)，《宋朝典制》(吉林：吉林文史出版社，1997)，頁48-49、54。清高宗(敕修)，《續通志》(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7)，卷131，〈職官略二〉，頁4046a。脫脫(等撰)，《宋史》(臺北：鼎文書局，1980)，卷162，〈職官志五〉，頁3903；徐松(輯)，《宋會要輯稿》(北京：中華書店，1957)，冊8，卷4810，〈于闐〉，蕃夷四之一六，頁 7721。高麗不屬禮賓院管，由鴻臚寺同文館負責。.

(22) ．15．. 從賓禮到禮賓：外使覲見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門人以上，及三班使臣充任。禮賓使屬西班諸司使，只是武臣遷轉之階。84 禮賓院在歸德坊，掌蕃夷朝貢、互市……復省領回鶻、吐蕃、党項、女真、南蠻、蕃客通事各二人。85 宋、遼之間的往來事務，由往來國信所負責， 86不屬禮賓院管轄，而宋、遼往來事務不稱朝貢，只稱交聘，可見宋、遼之間實為對等關係。87 除了宋遼交聘之外，遼國還與西夏、高麗往來。西夏、高麗雖與北宋同列交聘之列，但從遼國致西夏、高麗的國書，可知西夏、高麗皆為遼國的屬藩，實為不對等的主從關係。88為了管理繁瑣的對外事宜，遼國設有南面朝官客省，下轄禮賓使司，負責高麗事宜，而禮賓使司的長官即禮賓使。 89遼國以禮賓使司負責高麗事宜的制度，同樣為高麗所仿用。高麗負責與中國聯. 政治大有事、需遣使中國時，便由禮賓卿擔任進奉使，禮賓少卿擔任進奉副使。立根據唐、宋、遼三朝的典制考證，可知「禮賓」一詞用於職官時，實為. 絡的機構，便稱禮賓省，由禮賓卿、禮賓少卿負責。直至元代為止，當高麗 90. ‧ 國. 學. 中國管理屬藩朝貢事宜的機構，亦是執行「朝貢禮」的機構。再根據乾隆四十八年(1784)成書的《續通志》對遼代客省的解釋，指出禮賓使司藉由禮遇來. ‧. 朝者，實現「外蕃朝覲」的君臣關係。. 臣等謹按，點簽、禮賓二司，古無其官。蓋遼建國于幽、冀、并、營. y. Nat. sit. 之閒。東撫高麗，西臣夏國，南子石晉，而兄弟于趙宋，其邦交之事. al. n. 申議使。此親仁善鄰，史志所以稱美也。91. Ch. er. io. 多矣。因時設官，俾典賓客，亦猶金之有報諭宋國使，南宋之有金國. i Un. v. 根據上述的考證，可知「禮賓」雖有禮遇賓客之意，但款接對象皆是中國的. engchi. 諸侯或屬藩，與中國皇帝有君臣關係，可知「禮賓」執行的禮節，即「賓禮.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趙德義、汪興明(主編)，《中國歷代官稱職典》(北京：團結出版社，2000)，頁238。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3，〈禮賓院〉，職官二五之六，頁2917。吳曉萍，《宋代外交制度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頁47-58、98-104、128。陳述、朱子方(主編)，《遼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5，頁160-166。陳述、朱子方(主編)，《遼會要》，卷5，頁228；卷21，頁936-937、948、960、965、972、 979、986、989、994-996、1007、1014、1028-1029。除高麗、西夏之外，向遼朝貢者尚有女真、靺鞨、室韋、烏古、土魯沒、蒙古、朮不姑、黨項、回鶻、吐蕃等國。陶晉生，〈宋、高麗與遼的三角外交關係〉，收入氏著《宋遼關係史》(臺北：聯經，1983)，頁170-172。陶晉生指出，當高麗國王登位、生辰、封王太子、薨逝時，皆得遣使向遼國報告。脫脫(等撰)，《遼史》(臺北：鼎文書局，1980)，卷56，〈職官志六〉，頁3311c；趙德義、汪興明(主編)，《中國歷代官稱職典》，頁238。陳述、朱子方(主編)，《遼會要》，卷5，頁235-245；卷9，頁466；卷24，頁1032、1035。脫脫(等撰)，《金史》(臺北：鼎文書局，1980)，卷62，〈交聘表下〉，頁1476；宋濂(等撰)，《元史》(臺北：鼎文書局，1981)，卷208，〈外夷一〉，頁4610。清高宗(敕修)，《續通志》，卷132，〈職官略三〉，頁4055c。遼代的都客省置有客省使，左客省使，右客省使，客省副使。下轄有四方館、引進司、點簽司、禮信司、禮賓使司。.

(23) ．16．. 緒論. 體制」的「朝貢禮」，並藉由禮遇來朝者，凸顯往來雙方的不對等關係。元、明兩代的對外關係，雖不用「禮賓」一詞，但在乾隆五十年(1785)成書的《續通典》，再次出現「禮賓」的用法，並以「禮賓」一詞，用以解釋宋、遼、金三朝互相交聘的對等關係。 92《續通典》分開處理宋、遼、金、元四朝的交聘關係，並將外蕃來朝、皇帝冊封等禮節，歸入「藩國朝聘」，再將宋、遼、金、元代的互聘禮節，歸入「信節」一類。惟是參其義例，有可以類相從，如藩國朝聘，本兼中外而言。唐五季以後，每朝外蕃之朝會，與夫宋、遼、金、元之交際、儀文、品節，可據史書，以覈其實，定朝宁之位，簡縟異文存先代之後，豐殺異制，以及國信勘契之通達，金符使節之往來，義實本於古之信節，可據以. 政治大《續通典》的編者認識到，「賓禮」依據雙方的關係，可分為「朝貢禮」和「客立禮」。過去的「諸侯朝聘」之禮可應用在外蕃朝覲，講究君臣關係與主從位推廣杜典之義也。93. ‧ 國. 學. 階，即「朝貢禮」。而宋、遼、金、元代的交聘儀節，則比附「諸侯遣使來聘」之禮，講究對等關係與主客位階，即「客禮」。從《續通典》的體例說. ‧. 明，可知「禮賓」不再用於「朝貢禮」，乃用於宋、遼、金、元四個政權的對等往來。. y. Nat. sit. Protocol 一詞，源自希臘文 Protos 或 Kolla，或拉丁文 Protocollum，本. al. er. io. 義是「黏合」，後專指國內外公文書的協議文書。941815 年的維也納會議，正. n. 式規定各國使節的等級，並確立了歐洲諸國往來的平等原則。95至此，Protocol. Ch. i Un. v. 一詞，被用作對主要條約的補充文書，也被用作記載外交官權利、義務、特. engchi. 權及豁免書的文書，於是 Protocol 也引申為兩國往來的外交禮儀，用以表示，即指「外交禮兩國的平等地位。96歐美各國傳入的 Protocol 被譯作「禮賓」儀」。晚清中國官民雖透過日本的轉譯，吸收歐美各國的新學說、新名詞，但日本明治政府(1868-1912)將西式外交禮儀譯為「外交儀礼」，或直譯為「プロ「禮賓」的譯法並非從日本傳入，トコル」，97與中國的用詞不同。由此可知，. 92 93 94 95. 96. 97. 清高宗(敕撰)，《續通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7)，卷69，〈賓禮一〉，頁1547a。清高宗(敕撰)，《續通典》，卷69，〈賓禮一〉，頁1547a。沈默，《外交禮儀典範：外交禮節與外交公文程式》，頁1-2。惠頓(著)，丁韙良(譯)，《萬國公法》(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頁126；王繩祖(等著)，《國際關係史》(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95)，第2卷，頁13-14。基尚‧拉納(著)，肖歡容、后顯慧(譯)，《21世紀的大使(從全權到首席執行)》(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41-47；魯毅、黃金祺(等著)，《外交學概論》(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97)，頁236；沈默，《外交禮儀典範：外交禮節與外交公文程式》，頁1-2。日本外務省儀典官室(編)，《国際儀礼に関する12章—プロトコール早わかり》(東京：世界の動き社，1981)，頁195；友田二郎，《国際儀礼とエチケット》(東京：學生社，.

(24) ．17．. 從賓禮到禮賓：外使覲見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更可能是中國套用過去的既有名詞，但「禮賓」的實質內容，已變為西式外交禮儀，不再是「朝貢禮」和「客禮」。清室退位後 (1912.2.12)，北洋政府外交部設交際司，分設國書、禮儀、接待、勳章四科。98北伐成功後，國民政府外交部由總務司交際科負責對外接待事宜。99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外往來更多，尤其與美國的關係最為密切。為了提高接待外使單位的層級，也為了改善軍事委員會交際科做事敷衍、成效不彰的弊病，100於是國民政府收攏各單位接待外使的權力，外交部新設禮賓司，負責接待外使、外賓。101同樣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亦設有禮賓司，負責接待外賓、頒發國書、證書、特權豁免等事務。102後來，無論是中華民國外交部，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禮賓司，其機關名稱皆英. 政治大元首、官員、外交人員的交際禮儀、往來規則，及有權享受的特權。立由上述對「禮賓」的考證，可知「禮賓」有三種意義：不對等位階的朝譯為 Department of Protocol，並將 Protocol 中譯為「禮賓」，103意謂招待他國 104. ‧ 國. 學. 貢禮、對等位階的客禮、平等位階的西式外交禮儀。為了分析從「賓禮」到「禮賓」的制禮原則之變化，並討論西式外交禮儀如何影響清政府制定「外. ‧. 國公使覲見禮」的問題，故本論文不採取中國儒家經典對「禮賓」的傳統解釋(朝貢禮和客禮)，而是將「禮賓」定義為 Protocol，即講究平等位階的西式外. y. Nat. sit. 交禮儀。透過中、西禮儀的異質比較，才能分析「賓禮」的變化，也能瞭解. er. al. n. 變」的意義。. io. 晚清「賓禮體制」如何轉化成西式外交禮儀的過程，進而從「變」中看出「不. Ch. engchi. i Un. v. 2001)，頁1-5。 98 錢實甫，《北洋政府時期的政治制度》(北京：中華書局，1984)，上冊，頁119。 99 《中國外交年鑑(1933年)》，收入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料叢刊》冊938(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外交行政及其他涉外法規〉，總頁352。 100 國史館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交擬稿件》，檔號：002000000919A，〈蔣中正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商主任〉，民國三十年十月四日。 101 中華民國外交部本由總務司掌外交禮儀之責，但在民國三十二年(1943)七月十日新設禮賓司，主管外交禮儀。劉達人、謝孟圜，《中華民國外交行政史略》(臺北縣：國史館，2000)，頁54-55；國史館藏，《外交部檔‧機票定座單簽證》，檔號：020000039579A，〈外交部致軍事委員會〉，頁3-4，民國三十二年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年鑑(第二回》，收入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料叢刊》冊933(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總頁107。 10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組織機構〉：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zzjg/；中華民國外交部，〈中華民國外交部組織機構〉： http://www.mofa.gov.tw/webapp/lp.asp?ctNode=1414&CtUnit=68&BaseDSD=50&mp=1，擷取時間：2011.4.18。 103 中華民國外交部，〈禮儀雙語詞彙對照表〉：http://www.mofa.gov.tw/webapp/upload/bilingual/Protocol.pdf，擷取時間：2011.4.18；沈默，《外交禮儀典範：外交禮節與外交公文程式》(臺北：作者自印、中央圖書供應社經銷，1968)，頁5。 104 金正昆，《外交學》(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200；陳志敏(等著)，《當代外交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