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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維護國體的手段。如陳康祺(1840-?，同治十年進士)指出，
國初與俄羅斯立約往來，不強之修表納貢。彼此關會不用詔旨，惟 理藩院行文於其瑪玉斯衙門[俄國樞密院]，如有司咨牒狀。蓋早恐後日 梗化，不至有傷國體也。217
由此可知，晚清士人面對中國不得不與西洋諸國平行往來的變局，同樣也 引用清初與俄國往來的先例，說明「客禮」的適用對象，並稱讚清初諸帝 的思慮長遠，一開始就與俄國對等往來，不必為了覲見問題或兩國位階問 題，徒增困擾，有傷國家體面。
三、 清初款接俄使之異
對中國漢、唐、明三代的對外關係，外國學界著重東亞諸國的朝貢活 動，或強調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觀，稱之為名義性附庸(Vassal state)，或 朝貢體系(Tributary State System)。218不過，漢、唐兩代雖稱盛世，卻著眼現實利 益，長期與匈奴、突厥對等往來。219由此可知，中國傳統對外政策相當彈 性，不但有朝貢制度，要求外國遣使朝覲，也有像漢與匈奴，唐與突厥，
宋與遼的對等關係。220明帝國建立後，為了維持國內秩序，防止奸細混入，
限制海外貿易，禁絕市舶，建立朝貢、貿易合一的交涉體制。221於是葡萄 牙、荷蘭等國商人無法循互市的管道，與中國進行貿易，只好偽裝成貢使 團，明帝國也不願窮究，將這些國家作為屬藩，納入明帝國的「天下秩 序」之中。222
217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10，〈國初與俄羅斯立約不強之修表納貢〉，頁222。
218 John K. Fairbank & Ssu-yu Teng, 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107-218; Gunwu Wang,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 east Asia”,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ed. John K.
Fairbank(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4-44.「名義性附庸」一詞出於 A. A. Bokshchanin對中國與南海諸國的研究，轉引佩雷拉蒙夫、馬爾提諾夫，林毅夫、
林健一(譯)，《霸權的華夏帝國：朝貢制度下中國的世界觀和外交策略》，頁174-175。
219 李雲泉，〈漢唐中外朝貢制度述論〉，《東方論壇》，2002:6(青島，2002)，頁79-86。
220 李雲泉，〈漢唐中外朝貢制度述論〉，《東方論壇》，2002:6(青島，2002)，頁84-85；
吳曉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頁50-58；Jing-shen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pp.4-5,8-9.
221 關於明太祖朱元璋的對外政策、宗藩關係及朝貢貿易的發展，可參考陳文石，《明洪武 嘉 靖 間 的 海 禁 政 策 》(台 北 ： 台 大 文 學 院 ， 1966)； Yi-t`ung Wang,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1368-1549(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黃枝連，
《東亞的禮義世界：中國封建王朝與朝鮮半島關係形態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1994)，頁60-80。
222 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 : 中囯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硏究》，頁61-66；鄭永常，〈明太 祖朝貢貿易體制的建構與挫折〉，《新亞學報》，22(香港，2003)，頁457-498；萬明，
《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24-36；曹秀麗，〈朝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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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國建立後，隨著中外往來漸多，對西洋諸國認識越深。清初諸帝 已知「天下」之外，還有許多不稱臣納貢的「化外之國」，不可盡納入「天 下秩序」。223為了妥善處置這些外來的賓客，清初諸帝吸取與傳教士交往的 經驗，款以特殊禮節，或站立，或握手，或屈膝不叩首。224同時，清帝國視 往來國家的動機與實力，調整其定位，不再一概視為屬藩，改分為藩部、
朝貢國、互市之國，再安排負責的機構與接待禮儀。可以說，清初的對外 政策相當彈性。康熙、雍正皇帝為何准行西禮，又視俄國為「敵體」，主張 以「客禮」相待，與俄國平起平坐？這與過去學界主張的「天朝觀」似有 矛盾，225有必要考察康熙皇帝、雍正皇帝與俄國使者的互動，瞭解「以客禮 待之」的政治文化意義。
所謂「覲禮之爭」，即因中西禮儀不同，外國使者不願被當作中國皇帝 的臣屬，故不願接受中國政府安排的覲見禮儀。226過去的研究多指出衝突的 起因不只是中外覲見禮儀的差異，更多是外人感受到不平等的歧視，故禮 儀問題還隱有中外雙方對國際秩序原理的不同看法。227對西洋諸國的政治身
度與清前期的中荷關係〉(濟南：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碩士論文，2008)，頁15-20；中砂明 德，〈荷蘭国の朝貢〉，收入夫馬進(編)，《中國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頁 391-423。
223 John K. Fairbank & Ssu-yu Teng, 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 pp. 107-112.比較記有 西洋朝貢國的史料後，費正清認為清帝國對歐洲各國的認識多有錯謬，經常混淆葡萄 牙、西班牙、義大利及法國來使，或統稱西洋國。據此，費正清也指出「天朝觀」與
「朝貢體制」維持的原因可能是清帝國不瞭解歐洲各國的實況，故視歐洲各國為屬藩。
224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卷91，〈禮十〉，頁2679：「南懷仁官欽天監，贈工部侍 郎。凡內廷召見，並許侍立，不行拜跪禮。雍正間，羅馬教皇遣使來京，世宗許行西 禮，且與握手」。該文出自《薛福成日記》，其考訂可見第四章第三節。薛福成，《薛 福成日記》(北京：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下冊，頁562，光緒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225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費正清認為，中國遠居亞洲，
與世界主要文化中心隔閡，自成一文化體系，發展獨特的中國中心觀，以「天朝上國」
自居，其餘外國人皆蠻夷之輩。因此，當西洋各國使者來華時，中國視同朝鮮、琉球等 屬藩派出的貢使，為傾心王化而來。
226 王開璽，《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頁42-45。覲禮之爭，也包含中國使節覲見外 國君王的禮儀爭議。但中國若遣使外國，皆是敕使，不會與屬藩國王發生覲禮問題，相 關儀節可見表1-5。直到同治朝派使遊歷，方有中國使者覲見外國君長的覲禮問題。
227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4-7；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王國卿(等譯)，《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L'empire Immobile on le Choc des Mondes(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3、5、10；黃一農，〈印象與真相—
—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1(臺北，
2007.3)，頁35-106；吳曉鈞，〈阿美士德使節團探析─以天朝觀之實踐為中心〉(新竹：
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8)，頁49-56；斯當東(George Staunton)，葉篤義(譯)，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上海：上海書店，1997)，頁338-351；George Thomas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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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史稿》雖失之簡略，卻概括了清政府對外交涉的觀念轉變。228《清 史稿》指出，自咸豐、同治朝以前，清政府本視西洋諸國，如同屬藩，但 咸 豐 、 同治朝 以 降 ，清政 府 不 得不將 西 洋 諸國視 同 「 敵體」， 待以 「客 禮」，與之遣使締約。事實上，俄國是第一個與清帝國使用條約，建立正式 外交關係的國家，229可見《清史稿》的說法並不完整，有待商榷。
本節將討論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對俄政策及其款待俄國使 者的禮儀問題，說明順治朝的對俄政策，到了康熙中期已有轉變，康熙、
雍正皇帝皆採取對俄親善的政策，故視俄國為敵體之國，優待俄國使者，
不完全依照「朝貢禮」的方案，強迫俄使行「跪拜禮」。230不過，中俄關係 的對等往來，在官方文書上仍強調這些妥協辦法只是皇帝優禮俄使的恩 德，保持皇帝的體面，也迴避俄國是否為屬藩的問題。231準噶爾問題解決 後，乾隆中期對俄政策又為之一變，乾隆皇帝、嘉慶皇帝(1760-1820，在位
1796-1820)皆否認曾優待俄使的先例，並調整與清帝國的對外關係，對外政策重回
「朝貢禮」的路線，再搭配互市制度，將這些不稱臣納貢者歸入「天下秩 序」之中。232
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中、俄兩國的往來可謂密切，並留下了大量的 官方檔案、文書及信札。233從這些資料可知，俄國曾提出平行國交的要求，
始終堅持與清帝國平起平坐，也發生過俄國使者覲見清帝的禮儀衝突。早
selected an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atrick Tuck,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18.
228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卷91，〈禮十〉，頁2673：「西洋諸國，始亦屬於藩部。
逮咸、同以降，歐風亞雨，咄咄逼人，覲聘往來，締結齊等，而於禮則又為敵」。
229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卷153，〈邦交一〉，頁4482-4484；錢實甫，《清代的外 交機關》，頁15-19。錢實甫指出，中俄關係顯然不同與對其他屬國不同，儘管在禮儀方 面不肯稍失天朝體制，但究曾多次與俄國訂立對等性的條約，從此不歸禮部管轄。
230 李齊芳，〈清雍正皇帝兩次遣使赴俄之謎──十八世紀中葉中俄關係之一幕〉，《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3(臺北，1984.6)，頁55、57-58；王開璽，《清代外交禮 儀的交涉與論爭》，頁122-123。
231 陳維新，〈清代對俄外交禮儀體制及藩屬歸屬交涉(1644-1861)〉(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頁2-4、116。陳維新認為，在康熙、雍正時期，清政 府仍認為俄國是屬國，俄使是貢使。但筆者的看法不同，若清帝國只抱持天朝觀，堅持 封貢體制，便不會與俄國展開談判，立約互市，也不會在覲禮問題上對俄使讓步，更不 會允許兩國文書平行，由理藩院咨行俄國樞密院。
232 曹雯，《清朝對外體制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59。曹雯認為中 俄關係的升降，幾乎取決清帝國，並引用《大清會典(嘉慶朝)》的資料，主張清帝國曾 試圖將俄國納入朝貢國的行列，但因俄國抵制，只好將俄國納入互市國之列。
233 中俄往來的實況反映在大量的官方檔案、條約文書及傳教士的日記裡，如《張誠日 記》、《俄國使團使華記》、《俄中條約集(1689-1881)》、《俄中通使與通商關係》、
《俄羅斯館紀事》、《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1860年北京條約》及蘇聯科學院編
《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等書，可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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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順治十二年(1655)，俄國已派遣使者巴伊科夫(Ivanovitch Baikov)，帶著俄國沙皇 米哈伊洛維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Тишайший, 1629-1676，在位 1645-1676)的國書，欲與 清帝國建立外交管道。234使節團出發前，俄國政府已聽說中國禮儀繁瑣，還 會要求外國使者下跪，履行丟臉的儀式。235為了避免俄使受辱、維護俄國的 體面，沙皇頒下訓令，命令俄使巴伊科夫覲見中國皇帝時，必須按照歐洲 各國通行的禮儀，其他如親吻禮儀、遞交國書、呈送禮物等細節，也詳列 辦法，不願接受中國安排的禮儀。236據陳維新的研究，可知俄國使員須遵照 俄國政府的訓令，並注意外交禮儀的問題，確保沙皇尊號的榮耀，保護沙 皇的地位。一旦有折辱沙皇的禮儀問題，俄國使者寧可放棄覲見，也不可 行損害沙皇榮譽的禮儀。237因此，巴伊科夫遵守俄皇訓令，不願先交俄國國 書，堅持覲見順治皇帝，再向皇帝面交國書，並聲明自己是沙皇的代表，
只能站立遞書，絕對不行「跪拜禮」。238
只能站立遞書，絕對不行「跪拜禮」。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