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播版先行出現（1980s 後期至 1990s 前期）

解嚴（1987 年）前社會力量正興起，台灣社會運動正是最興盛的時期，包 含美麗島事件（1979）、民進黨的成立（1986）、農民運動（1988）、環保運動等 接連發生，隨之而來的解嚴、1988 年立院通過《集會遊行法》、1989 年立院通過

《人民團體組織法》，結黨與結社成為法律所允許並保障的人民自由，社會力正 在興起，而障礙運動就在這樣的氛圍下展開。其次，1960 年代小兒麻痺流行過 後二十年，這些小兒麻痺者剛好成年，成為引發運動的重要群體之一（黃珉蓉，

2013）。雖然 1980 年代以降非營利障礙團體增加緩慢，但不滿的同質性投訴一再 出現，層出不窮的就業、就學問題、再加上環境阻礙重重，被排除的經驗很快引 起障礙團體的共鳴，逐漸意識到儘管服務提供再多、向社會宣導再多，不過是在 自己人之中取得安慰而已，若不從社會根本性、結構性的改變仍然無法讓障礙者 得到應有的尊嚴。

1987 年台北市捷運規劃中忽略了無障礙設計，伊甸、中華民國傷殘重建協 會等團體共同向捷運局溝通，卻得到：「不希望殘障朋友搭乘捷運，唯恐發生意 外時，會造成其他乘客逃生的障礙……（引自《覺醒．奮進》，2010，頁 155）。」

因此，伊甸作為代表也是首次障礙團體向政府（台北市長許水德）遞交陳情書，

要求正要走向民主的國家，會應民眾的需求；同年底，行政院為遏阻六合彩賭博 風氣停止發售愛國獎券，並未事先預警或是採取任何輔導措施直接終止販售，使 得眾多肢體障礙者失去賴以維生的工作。這群愛券業者多數為低受入戶及障礙者，

學歷不高而轉職困難下，轉而推派劉基炎至伊甸尋求協助當時陳俊良認為若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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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販售愛券障礙者能夠集結，將能形成強大的壓力團體，再加上北市社會局長白 秀雄願意協助，使得這群一夕失業的障礙者很快通過審核立案「友愛殘障福利促 進會」，由劉基炎擔任首屆理事長（劉俠，2004）。雖然政府應急提出補救措施，

卻執行不彰，台灣銀行只好將愛券轉型為刮刮樂。不過僅販賣兩期行政院長郝柏 村又以環境汙染、助長賭風而停辦。各障礙團體分別派代表與政府溝通無效之下，

四十一個障礙團體向城中分局申請遊行，於 1989 年 1 月 19 日發起「一一九拉警 報，伸手救殘胞」，這是第一次障礙者集結走上街頭要求國家回應，雖然抗議並 沒有阻止再發售的命運，卻激發全國障礙團體的大團結；此外，先前伊甸與陽光 多次聽到殘友被拒絕的案例，像是因為右頰天生的一塊藍色胎記，毛同學報考護 理系被拒的不公平待遇（陽光文教雜誌，1983），「為了了解設限的理由，我們分 別訪問各學校對病殘考生設限的理由，得到的答案千奇百怪。有的學校說，他們 體諒殘友念那麼多書，如果還找不到工作，更增加他們的挫折感，不如一開始設 限，也免佔去一個名額。還有地說，他們唯恐病殘生『不自量力』，誤入該系，

造成自己與學校的雙重困擾等等。（引自《俠風流長》，2004，頁 293）」為此障 礙生與家長不滿已久，多次伊甸與陽光等團體向教育部要求放寬大專病殘限制卻 得到教育部推託聯招會、學校、更推託自己並非福利權責單位為由多次拒絕協助。

1988 年 4 月考前病殘生的限制又提高，伊甸帶領二十七個障礙團體數十人名障 礙者至教育部要求說明限制理由否則撤除限制，但又得到毛文高部長「明年一定 改善」的場面話。當下溝通後教育部雖然決定召開大專聯招會議協調，並邀請四 位障礙代表，卻因各校校長態度強悍而無法溝通，使得連署團體自二十七個增加 至六十個（劉俠，2004）。這次教育權的請願活動並未走上街頭，而是透過媒體 報導與直播座談會形成輿論壓，一個月後終於得到回應，除了六個師範學校以外，

皆從「不得報考」改以建議「不宜報考」的回應，更於 1989 年大專聯考全面放 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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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關鍵促成障礙團體結盟的原因是《殘福法》修法。再加上相似的排除事件 反覆發生且常常無解，即使《殘福法》1980 年就通過，但沒有搭配的子法、「未」

能具體落實，根本形同虛設。障礙者在被排除的時候沒有申訴管道、也沒有依據，

只會是個人悲劇的惡性循環，窮盡手段後障礙團體意識到結構性的改變才能真正

「保障」障礙者。因此，一些較早成立的障礙團體，例如伊甸、陽光、心路、創 世基金會等開始籌劃推動修法，在 1989 年 3 月 14 日由伊甸召集各地共四十多個 障礙團體成立「促進殘障福利法修正行動委員會」（以下簡稱修法委員會）（王千 美，1922），希冀透過這次集體行動讓國家看見障礙者的需求。修法委員會的成 立也代表障礙者這個異質群體的結盟，共同為自己想要的生活打拼：

林進興：殘盟成立那一年其實就是所謂的倡議的一個起點，為了倡議所以成 立殘盟。

這時期對障礙者來說，倡議即是：集體排除經驗外化為修法行動的動力。修 法委員會成立之日，障礙團體代表委員即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修正殘障福利法」

聽證會，選擇這個地點顯示出障礙者與專家學者的密切合作。當時不只是早期投 入障礙服務的障礙者，更重要的是許多專家學者的加入，因為修法觸及法條內文 的解析、訂定、考量實際執行等，障礙者多部分因為教育資源不允許，需要跟研 究障礙者的專家學者合作。除此之外，部分障礙者的照顧者，植物人或心智障礙 者之家屬，受到專家學者的號召也積極參與修法。會中亦邀請了各民意代表，因 為 1989 年 12 月 2 日即將是第一屆第六次增額立委選舉，修法委員會恰好搭上政 治民主化的潮流，邀請政治人物參與，其一能增加媒體曝光率外、還可以藉由選 舉場合與政治人物利益交換（監督立委落實競選競選承諾、而立委藉著弱勢團體 站台守住民服務的道德操守）。同年傾向支持障礙團體的趙少康立法委員等人，

藉由修法委員會多次匯集障礙團體意見後，擬定民間版《殘障福利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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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三十九位立法委員連署，正式向立法院案修法（謝宗學，1997；劉俠，2004）。

不過送至立院之修正案，因為是黨外提案而不斷受延宕，行政院又遲遲未能提出 草案。陳明里：「那時候實在是太忙了，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是要籌組那個修法的 聯盟嘛！包括去立法院抗議，包括在中央八部會去抗議的事件，一波接著一波。」

修法委員會決定禮貌性拜會行政院各機關，提出障礙者的訴求。蘇景輝（1991）

指出，1989 年 4 月 11 日修法委員會分別向政府各機關進行了一連串的請願活動，

分別至立法院、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等請願。另一方面當天也號召障礙者一 起走上街頭，以自力救濟的方式遊行示威、要求《殘福法》儘速修法。「上千名 坐輪椅、拿拐杖、倒在床鋪上被人推著的、穿著壓力衣戴著面罩的身障者聚集在 中正廟前，一路浩浩蕩蕩地行經中山南路走到立法院門口，遞送請願書給立法院 長劉闊才，但由於院長遲遲不願出面，一群眾不耐的情緒漸漸升溫……（引自殘 盟《覺醒˙奮進》2010，頁 15）。」請願當天除了原本障別定義內的障礙者出現，

還有許多有待爭取入法的自閉症、植物人及慢性病患的家屬、顏面損傷者等皆出 現於現場，希望進入福利服務及保障的門檻，來自全國七十多個社福團體、共計 五百多名的殘障朋友及關心殘障福利的家屬及民眾前來遊行。但因為始終等不到 立法院長的回應，一名參與行動的障礙者難掩情緒激動而自傷，於就醫期間向發 起行動的劉俠、陳俊良等人，透漏因為愛國獎券停辦而失業，又因其身體障礙求 職不順。此舉引發媒體及各界對殘障福利的關注，也促使行政院會終於行動過後 一個月，提出《殘障福利法》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與趙少康的提案兩案併 審（王千美，1992；劉俠，2004）。

為能長期監督政府修法，委員會因為七十餘殘障團體的共識，決定成立社團 法人專門為障礙者監督《殘福法》、監督政府落實，於 1989 年 5 月 28 日正式定 名為「中華民國殘障團體聯盟」，並開始展開修法監督行動。然而甫解嚴時期，

人民集會結社尚未成熟，內政部以會員（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組成不一致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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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先例為由五度駁回修改組織名稱及章程，直至 1990 年 6 月 30 日才終於立案為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以下簡稱殘盟），也是台灣第一個以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為會員的立案團體。殘盟特別承擔起需要高度專業的倡議工作，也就是必須熟悉 法規、與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對話，成為會員團體的統一對外發言人：

陳明里：基本上，殘盟還是有自己的方式就是說我不處理個案，我們是在處 理制度、法律或者是議題，然後要去引領團體，因為團體是沒有能力的，因 為他們有時候連自己的直接服務都提供不出來，怎麼有能力來提供這一 種……。

確立殘盟與會員團體間的分工關鍵在於，會員團體提供服務無暇且還沒有能 力可以處理障礙議題，因此，需要有專門與政府打交道的組織，不只是為障礙權 益代言，還是幫助服務更順暢運作。其次，殘盟經過立案的波折後並非順利躍上 代言人的角色，內外部皆有待處裡的統合問題，對外不只是障礙者跟健常人的立 場不同，還有內部會員團體間的分歧：包括障礙團體對這部法的認識與想像並不

確立殘盟與會員團體間的分工關鍵在於，會員團體提供服務無暇且還沒有能 力可以處理障礙議題，因此，需要有專門與政府打交道的組織，不只是為障礙權 益代言，還是幫助服務更順暢運作。其次，殘盟經過立案的波折後並非順利躍上 代言人的角色，內外部皆有待處裡的統合問題，對外不只是障礙者跟健常人的立 場不同，還有內部會員團體間的分歧：包括障礙團體對這部法的認識與想像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