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敘事取向的口述歷史

一、 以「人」為出發點

歷史比較研究著重於客觀結構的歸因、追求基於事實的分析、以及考究史料 的真實性。像是歷史社會學者 Skocpol 以國家為單位進行歷史比較分析，透過普 同與異例法釐清事件因果，推論出國家與他國或是社會內各個群體的權力互動，

然而實際操作上卻直接與經驗事件的「人」產生斷裂。歷史受到理論的埋葬，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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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跟詞語就被建立在抽象片段之中，且基於理論篩選問項將失去重現過去時間、

空間與關係的機會，真實世界將被隱藏起來，所以要具體連結歷史就應該先拋棄 理論架構(Somers,1997)，否則提問將產生預設、具目的論的推測，將淪為用不同 的方法回答同一問題而已，如同障礙者的保護到權益觀點究是一種需要懸置的前 見。也就是說，如果太理所當然的認定障礙運動的發展路徑，很可能忽略了障礙 者為什麼會這樣的其他可能。此外，以結構與理論出發也容易再製詮釋主權的權 力結構，只有知識份子說的話才有份量、只有學者專家的分析才是主流，如此將 與本文最初關懷的健常人霸權有所違背，因此在資料蒐集的初始階段，研究者認 為仍應以障礙者為核心，以「人」為視角開始。

歷史研究之中，口述歷史(oral history)是最重視人且尊重每個人的生活經驗，

早期的口述歷史被視為史料的蒐集方法之一，透過特殊經歷者的視角還原過往情 境，重視敘事者的認同(narrative identity)與當時的關係性場景(relational setting) (Somers,1997)。隨著晚近族群多樣性、人權等意識抬頭，口述歷史便不再是一種 蒐集史料的工具，而有了更多的意涵，因著每個人生活的樣貌並不相同、各有其 獨特性，口述歷史開始重視這樣的「草根」特質。再者，每個人雖然經歷過相似 的時代背景卻有不同見解，這樣的方法意謂向大眾學習、也代表著反省以往專家 獨佔歷史解釋權的過度武斷：歷史應該是與民眾互動的結果。因此，不同於以往 既定視框下的史觀，口述歷史更重視本土紮根、促成新的知識權力關係發生，更 進一步來說，口述歷史的出現還反映出台灣人對於本土歷史記憶、土地與文化新 認同的渴求（蔡篤堅，2014）。

台灣的口述歷史發展脈絡，與美國二戰後、民權運動時期的族群運動相似，

參自蔡篤堅（2001）的分類，其中主要區分出兩種不同的口述史發展路徑，當中 以著作最多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為主，研究者試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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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兩者運用口述歷史的動機與定位。這樣的區分無關對錯，而是對於研究問題 與分析能有更鮮明的依據，研究者整理出基本特質差異分為以下四項：（一）、口 述史的定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者們在二戰後對於中國遷台的史料補充作 為起始，較重視史實、澄清未曾為人所知的事件，因此進行口述歷史的目的在於 蒐集史料以便後人參考，游鑑明（2010）指出：「口述歷史其實就同檔案、期刊 報紙一樣，只是史料的一種，不是歷史。」通過口述史料驗證歷史、補齊歷史闕 漏並發現新問題，是以建構史料的態度來重新詮釋歷史；而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 會則以張炎憲為代表，將口述歷史定位為接近民眾立場的重要媒介，關注於台灣 人精神、以及代表性問題，口述歷史的研究者不再是知識的主導者，而是引導庶 民大眾說出自己的經驗與認同的催化者。（二）、歷史資料詮釋不同：中研院近史 所學者許雪姬（2014）指出口述歷史必然是主觀的，也因為這樣的主觀敘述各有 不同，因此口述史應該如實呈現不同觀點，若有記憶錯誤或是補充之則以研究者 身分補充於後，訪談目的仍要以還原真相為最重要而不是只呈現受訪者的話語。

另一方面，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也接受不同人的不同主觀的情感，但在資料上 須呈現「以受訪者為中心」的敘事風格，重視受訪者的經驗與意義。（三）、紀錄 方式：近史所傾向於從文獻資料中列出待訪問題且基於文獻篩選受訪者，針對各 項議題提問，是嚴謹且要求客觀的，雖然允許受訪者的主觀評價但是在訪談最後 會以研究者的個人描述來補充客觀分析；相反的，張炎憲主張呈現受訪者的獨特 風格，從開放的、主觀的、情感的描述生命歷程開始，逐漸從個人到族群的層次，

目的在於從個人敘事邏輯中勾勒出不同於主流的（單一聲音的）社群集體記憶（認 同）的層次。（四）、學術定位：近史所認為的口述歷史是回答學術問題、補充過 去史料不足的方法；而基金會則指出史實的基礎來自於個人情感與認同，進而藉 由個別的口述訪談連結到群體認同和社群記憶，口述不只是作為歷史的一部分，

更是重建新認同、新台灣精神的重要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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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若以口述歷史作為障礙者尋找集體認同的出發點，那麼本篇研究 將較傾向於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的出發點，進而整理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張炎憲、

蔡篤堅等人（2014）的口述歷史共通特性，分別是（一）民間與本土的：意即非 專業壟斷而是讓人感同身受、是一種「接近」庶民立場的重要媒介，不再是專家 學者解決未解之謎的專用權，研究者角色應是引導庶民大眾去發現「台灣人精神」。 也就是說歷史事件是一由下而上、尊重多元文化的展現，且具有「解放」的意義；

（二）詮釋與行動：不可否認特定的史觀時常淪為掌權者的價值傳遞工具，因此 口述歷史是為少數或弱勢族群重新寫一段歷史，建構新的文化意義、成為值得重 視的歷史一部分。發覺某特定群體立場的同時，也促發集體意識的連結與認同，

進而採取必要的社會行動，所以除了對於專業代言、權力的反思，還有實踐的意 涵。（三）互為主體的：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生活的常態、每個人的生活知識都是 重要的，因此，專家不再領航與宰制生活，而讓受訪者擔任真正的知識生產主體，

研究者與受訪者最終共同合作、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台灣的障礙權利運 動基於本土特性，研究者認為應當與其他國家發生的脈絡有所差異，若是能訪談 實際參與的障礙者經驗，將能重新回到當時，捕捉最初的障礙倡議經驗。同時，

也讓障礙者有重新詮釋的機會，而不是基於學術權威的主導，研究者亦應在訪談 過程中放下研究預設，聆聽障礙者的經驗且進入其生活世界。

二、 敘事取向

口述歷史的實際操作並不單是對於一個事件的描述，蔡篤堅（2014）指出應 該特別重視人的社會性格，對事件發生前人如何聚集、如何加入行動等更感興趣，

他指出口述歷史必須從「情感敘事取向」開始，意即在事件描述前加入生命史的 操作方式不僅僅是採集史料而已，應該是捕捉事件的前因後果，最重要的是重現 當時的權力關係。從不同角度來看，口述史訪談也可以被視為協助受訪者再現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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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生命故事的方法，因為敘事過程當中包含對事件、情感與意義的重新組織、以 及自我瞭解的努力，可以給受訪者再次經歷、再次敘說的機會。但是，必須要注 意的是口述歷史的敘事不只是整理個人生命史而已，敘事的出發點是相信人們隨 時都在自我進行敘事的理解(narrative undersdanding)。口述史橫跨個人時間，其 中各個交會點是在整合個人的過去與現在、以及面對未來等各種關係，這些動態 過程會被「情節化」，必須深入理解這些「情節」所具備的相應位置與意義（蕭 阿勤，2012）。也就是說，我們在無意識之中成為了我們的社會敘事與網絡位置，

無論是如何短暫的、多重的、或是變動的，單一事件並不是獨立而存，而是與其 他事件的時間、空間、關係產生意義，這些部分的連結將轉變為成為情節（插曲）

(episodes) (Somers,1997)。細究這些部分的連結，並不是要研究者推論因果關係，

而是藉由受訪者的個人深層意義組成敘事的故事線(storyline)來解釋前後關係。

Somers(1997)另外指出個人在衡量意義或關係時，必定受到現實社會之影響，經 其所選擇的順序、事件或是規範，可以延伸其如何賦予意義、如何賦予認同，這 也可以涉及當時情境的公共敘事、語言結構等。研究者認為敘事取向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障礙權益倡導過往經歷過很長的努力，且鑲嵌於政策轉變之中（公共敘事 的結構），對於投身權益倡導的障礙者而言，近三十年來的障礙意識變動幅度大，

敘事不僅可以讓障礙者說出自我生活面貌，同時亦能反映出障礙網絡的轉變，進 而從中瞭解障礙認同與集體記憶如何受到形塑。

此外，研究者認為敘事取向的口述歷史，其特殊性在於「說一個新的故事」， 與傳統的歷史研究不同的是，傳統歷史學研究強調準確的資料解讀才是歷史的本 質，而忽略研究者、受訪者的詮釋機會。敘事不只是一種表達形式，敘事是讓我 們這才知道、這才理解社會上某種意義的存在，並藉此組成我們的社會認同 (Somers,1997)。口述歷史操作面來說，除了事件與資料的蒐集，也能讓這段時間 醞釀出新的視角，受訪者可以得到新的機會重新解讀當時的自我，同時也是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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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的力量，引發更多人的共鳴。據此，口述史訪談前必須先瞭解受訪者的生命 故事，透過詮釋受訪者的個人生命史，延續至事件的當時才能歷史分析連貫，意

集體的力量，引發更多人的共鳴。據此，口述史訪談前必須先瞭解受訪者的生命 故事，透過詮釋受訪者的個人生命史，延續至事件的當時才能歷史分析連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