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體化的「他們」 （1980 年代以前）

1980 年代以前，在台灣社會那些擁有不健常身體的人，如何被看待？清領 時期常在文獻中以「廢疾」形容無法自行維生者，例如失聰、失明、喑啞、兩足 不能行者及兩手曲拱不能伸者；至日治時期被稱為「殘疾」，始套入疾病的想像，

並且在 1925 年由國家人口普查中增列「不具」的分類，將障礙具體分為盲、聾、

啞、白癡、瘋癲五項（邱大昕，2007；田淑蘭，2016），國家初始管理這類人口 群。不過對民間社會來說，障礙分類並不重要，只要是異常的他們，就是一群受 詛咒的人或是被同情憐憫的人，身體的障礙往往以為是做了什麼虧心、見不得人 的事，或是祖上缺德，老天報應（引自劉俠，2004，頁 102）。他們的家庭必須 無條件承受起照顧責任，抑或是將他們直接丟棄給少數民間收容機構。照顧這些 非健常身體者的家庭普遍因為民間信仰，被套上佛道教因果輪迴觀枷鎖，是祖上 缺德或家族做錯事遭到懲罰，唯有隱藏這些人才能解決他人道德上的批評、指責 或是憐憫。

89

一、國家治理下被定義的他們

1949 年國民政府抵台後並未積極管理障礙人口群，國家的社會福利預算列 於社會安全預算之下，且多是針對榮民、軍功公教人員的補助款。直至 1965 年 國民政府宣布邁入民生主義階段，開始指派內政部社會司負責社會民生問題，其 中障礙相關福利並不多，唯有延續日治時期由台灣省政府警務處頒布的《台灣省 各縣市按摩業管理規則》（1956）保障視障從事按摩業。另外，與障礙相關的治 理是在《社會救濟法》（1943），由第一條第四款：「因疾病傷害殘廢或其他精神 上之障礙，不能從事勞作者。」可以看出早期將「不能從事勞作者」歸類為特定 群體需要政府救濟，特別是殘廢、精神障礙者。國家治理的手段則用「留養」的 方式集中管理盲、啞、肢體殘廢者於殘疾教養所，對於精神障礙（尚未區分精神 跟智能障礙）則另設精神病院救濟精神病患，是為治療精神病及防護社會利益而 安置這群人，當時的治理方式是將精神障礙獨立於殘疾人口之外，是不同的人口 群。且特別針對盲、啞（尚未區分出聾啞）、肢體殘疾這群受救濟人口，規定他 們必須到習藝所學習必要的智識及技能，或由職業介紹所安排職業，使其養成勤 儉之習慣。如此將殘疾人口與貧窮防止畫分在同一個管理範圍內，並不代表殘疾 人口或精障者有福利可言，他們只是國家解決貧窮問題的子議題之一，解決貧窮 人口、安定經濟才能有更多健康人口與國防預算返回中國。

內政部為配合民生主義實施並呼應各國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後續行 動，1967 年起草《體能殘障國民福利法草案》，並於 1970 年底報請行政院核示。

當時社會司特別參採歐美經驗，指出政府投注經費使障礙者職業重建後，兩年半 內稅收全部回收的例子（謝宗學，1997）。利用依賴人口的產生效益的論述方式，

這些不能從事勞作者能為國家經濟產生帶來雙向的好處：也就是不用救濟他們甚 至還可以讓他們投入勞作增加政府稅收。訂定前，還特別參考日本《身體障礙者

90

福祉法》，但忽略日本另訂之《精神薄弱者福祉法》，只以肢體及五官殘缺為主，

而未涵蓋心智障礙（謝宗學，1997），更確立後續將殘疾人口與心智障礙分開治 理。然而，草案用工作刺激經濟的策略並不順利，不斷被發回的原因是行政院考 量社會安全相較於社會福利來得重要，為鞏固社會安全，經費應大量投注於國防 及經濟發展之上。因此，《殘障福利法》（1972 年底改名稱，以下簡稱《殘福法》）

草案多次送至行政院都需要先通過經濟部的審核（王國羽，1991），但始終不敵 經濟部決議福利是「有礙國家經濟發展」而遭致否決。

就早期相關法案及草案推託而言，可以看見當時國家對障礙者的想像，沒有 生產力的人是國家的累贅，國家的職責僅是消極的救濟貧窮人口、以及不定期的 慈善作為，例如「台灣省殘障者搭乘車船優待辦法」障礙者與同行陪伴者半價優 惠，以此聲稱民生主義的實施。換言之，障礙人口第一次成為國家治理的對象，

是在經濟發展的視框下被凝視，因此定義上就以「不能從事勞作」為標準，並使 用就業介紹所或習藝所來使其擺脫救濟身分，就連《台灣省各縣市按摩業管理規 則》，也是培訓盲人成為有生產力的人，脫離救濟的範圍。

根據邱大昕（2011）指出視障與按摩的結合是日治時期的產物。清領的台灣 社會，盲人的多從事算命、乞討的工作維生，當時以慈善救濟為由介入盲人生活 的多是基督教等民間宗教團體¹³，為其安排職業訓練課程。日治時期才帶來日本 傳統盲人的針術與按摩技能，日本政府隨後利用法規的訂定，替盲人的工作取得 一定的空間，並頒布醫療相關規則與中西醫切割範圍、取締傳統台灣社會掠龍（當 時是下九流行業，是受到污名的工作，一般人普遍沒有按摩的需求，日人來台才 增加需求）。國民政府抵台亦如同日治時期，將盲人的管理提升到特定且正式的

13 英國長老教會甘為霖牧師在天津條約台灣開港後於 1871 年至台灣，於 1891 在台南市創立第 一所盲人學校「訓瞽堂」。提供貧苦盲童的課程包含：聖經、點字、算帳、編織、製繩、做漁網 等手工藝技能。日治時期帶入傳統盲人按摩與針灸的文化，使得訓瞽堂很快的被日本教育部接辦，

隨後正式設置私立台南盲啞學校，專門訓練電療、針灸、按摩，成為正統培訓視障按摩師的場域。

91

規範之中，不過主要將 1950 年代的美援資金逐步投入於治療小兒痲痺患者之中，

協助台大醫院（1963 年）成立之物理治療部，並於 1967 年通過《醫師法》，將 西醫列為最進步最重要的治療方法，用「復健」排除視障從事針灸及電療。細究

《台灣省各縣市按摩業管理規則》之內容，僅是對職業歸屬的強制性規定，還有 按摩人資格如何認定與排除條款、按摩智識內容的要求。在推崇西醫發展時，一 方面認可按摩專屬於盲人、但也限制從事按摩的範圍，另一方面還強制規定按摩 者必須加入按摩職業工會及各縣市的盲人福利協進會。1950 年代即陸續成立的 按摩職業工會、各縣市盲人福利協進會（以下簡稱盲協），是最早出現的所謂障 礙團體。但這兩個組織，最大的影響在於爭取按摩工作權保障，其餘就只是代替 國家監督按摩從業者的情報、監督執行合法的按摩、或收取保費¹⁴增進國家運作 所需的稅收。然而，像是這樣國家直接介入盲人重建其實帶著決定性的意涵：意 味著盲人只能走這一條路、只能過這樣生活。其次，這樣的治理仍舊反映出同樣 的邏輯：讓盲人工作，不成為社會救濟的負擔，具有賴以維生的工作就能解決盲 人的「生活問題」。在 1972 年成為視障者的呂鴻文便是生活在這樣的框架下，他 認為名為「保障」的矛盾之處在於：

呂鴻文：如果當然有更多選擇我們也希望說有另外的工作可以替代，應該也 可以，但是以我們那個年代根本就沒有得選擇啊，真的沒得選擇啊，幾乎每 一個人都要從事這個工作。就是說還好當時那個工作，對於我們來講還可以 維持生計，給我們很大的動力，可以往那個工作一直努力的去發展。

當時盲人不管是先天或後天失明，進入盲校或盲人職業訓練的都只有按摩工

14 尚未施行健康保險的年代，就醫需要具有勞工保險身分，而工會的功能相當於協助國家取得 保費，早年從事按摩的盲人因為工作形式是一對一接案，多數自由接案並無固定老闆，因此，需 要工會成為正式管道取得勞保。

92

作可以選擇，且另一個指涉的意涵在於當時代對於盲人能夠工作，也就是對社會 有用、有能力養活自己，是對於障礙者擺脫依賴的一種肯定。1976 年聽收音機 認識新莊盲人重建院¹⁵的呂鴻文，就被捲入了這一套被國家安排好的人生道路，

而這些進入重建院的盲人也是最早被聚集的障礙者。像中途失明的呂鴻文，較常 被安排進重建院學習一套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就讀啟明學校。從上課內容來看，

包含：定向訓練、點字書、按摩課程等，可以知道國家對於盲人重建可以說是如 何脫離救濟的工作取向，他們需要白手杖培養定向觀念，運用絕對的東西南北位 置勾勒心中的地圖，如此一來才能去工作；學習規範內的按摩知識及技術，還需 要重新學一套資訊攫取方式──點字，除了依靠聽覺還要用點字符號學習以觸覺 轉換資訊，才能夠在未來吸收按摩學的新智識。

呂鴻文 20 歲（1976 年）進入重建院的年代是台灣經歷經濟起飛，國家財政 日漸好轉，但政治上剛退出聯合國後五年、台灣正失去國際社會的認同，島內民 主運動正風起雲湧之際，在力求穩定人心之下，政府開始重視社會福利。因應 1975 年 12 月 9 日聯合國大會宣布的「身心障礙者人權宣言」，首度以障礙者為 群體，強調各國家應透過法律協助障礙者的權利受到保障，並於隔年宣布 1981 年為「國際身心障礙者年」。為回應聯合國的國際宣言，前述《殘福法》的推託，

終於在 1976 年這一年有了進展，內政部與專家學者共同努力下於 3 月 26 日召開 社會福利業務研討會，依不同人口群討論台灣的社會福利需求¹⁶，內政部與專家

終於在 1976 年這一年有了進展，內政部與專家學者共同努力下於 3 月 26 日召開 社會福利業務研討會，依不同人口群討論台灣的社會福利需求¹⁶，內政部與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