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礙角色與身分建制

第二節、 障礙角色與身分建制

不論現代或過往生病與經濟生產能力一直存在緊密的關係。因此，生病了但 能治癒與否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後續生活，個人身體管理也跟病理化的發展歷程息 息相關，這個時候，除了醫療專業化，政治也會介入個人的身體管理，也就是說 出現了外在他人對個人身體的介入、追求平均與標準的現代化技術的到來。當然，

治癒這件事情也跟現代醫療技術發展有很大的關係，若能有相當的治療機會或是 輔助器具，病人可以恢復到「正常」身體功能、回到社會從事經濟生產；相反，

如果無法從事經濟生產，將很可能受到社會排除，甚至必須依賴他人生活、或落 入貧窮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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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健康是一種達標準的評價，障礙時常被認為是不健康的，而且與「病」

有所牽連，而生病與疾病則是一種偏離常軌的狀態。疾病(disease)和生病(illness 或 sickness)是兩個相關的概念但其實並不相同，疾病是一種生理狀態，但生病則 是由疾病衍生的社會、文化心理經驗和表現行為（張笠雲，2014），過往許多未 能找到發病原因的異常行為，因為被醫療化而成為社會中可以包容的存在，傅柯

《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1998）即是以脫離常軌的人類，例如精神失序、

罪犯等，這些人如何被社會所排除的過程，異於己的經驗外化成實際行動，將失 序者隔離起來，就能維持普遍社會的穩定，尤其經由政治正當化後執行隔離與矯 正。疾病就不再只是一種醫學診斷過程，而是與不同社會、文化下的如何應對的 知識產物。在台灣障礙的身分辨別是從特定疾病中切割出來的，最早可回溯自日 本政府 1905 年的戶口調查，其中一類別即是「不具」（內含盲、聾、啞、白癡、

瘋癲五類），而實際上透過《台灣婦人界》（日治時期台灣雜誌）所描述愛愛療的 狀況，就有部分當代所稱的障礙者，160 人之中：「有病人、精神病患、嗎啡中 毒者、鴉片中毒者、鴉片中毒者、身障者、白癡，換言之，這裡是垃圾桶，集合 了人間廢物中的廢物。」（邱大昕，2007）當時的障礙與疾病、罪犯等無法解釋、

無法規範的人常被視為異常與失序的個體，需要被隔離（或說救濟）。也意味著 醫療知識與治癒技術出現以前，任何偏離社會常軌的狀態也可能被視為是一種疾 病，且只要歸因於疾病就可以解放人類對於偏差的罪惡感。不過，研究者認為只 有疾病與社會的互動並不足以解釋台灣障礙分類的發展過程，一方面障礙者未必 能被疾病劃分與命名，另一方面障礙者只有被決定進入分類，而非自主認同，於 此顯得過於結構決定，且政治上的矯治與管理範圍涉及台灣傳統文化區分出的禁 忌與否，並不只是名目上的靜態呈現而已，像是毒癮便是具備交通運輸技術與市 場運作交織下產生。雖然從身份標籤可以預見特有的社會反應與互動，但是這個 身分的取得的動態過程卻相較難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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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細緻的探究障礙者如何進入這個角色？又是什麼樣的社會脈形成這 樣的互動模式？生病角色(sick role)¹⁰是 1951 年由 Talcott Parsons 提出的概念，他 認為生病(sickness)是諸多異常行為中的一種模式，討論社會普遍對病人與病人週 遭他人的角色期待與角色衝突，他發現生病中的人與他人互動（包含醫護人員、

家人等）是與非生病時期是截然不同的。他將這套社會對待生病的特定互動稱之 為生病角色，為了避免因生病對團體或社會帶來可能的後果，社會建構一套共享 的文化規範來說明病的狀態（張苙雲，2014）。生病角色是如何成形來自於生病 前後的角色責任與義務、生病的責任歸屬、以及現代醫學功能之對照。Parsons 認為生病角色可以暫時脫離日常責任和義務，但同時要有痊癒、尋求協助的義務。

而生病的觀念是經由內化學習而來，在不同社會也有不同的集體文化反應，包含 由誰來命名或決定疾病，個人詮釋疾病則是透過個人過去的經驗，對於生病的後 續「治療方式」更與所處的社會文化特質有關（張苙雲，2003）。

從另一面向來看，生病角色除了與人、醫療、文化互動，同樣也鑲嵌於生產 結構之中。當社會主要經濟活動的改變，從農業時期至工業時期、再至現今第三 級產業時期，長期處於社會認定為生病角色的人，也就是那些不符常規身體功能 的人，例如障礙者是如何受到產業排除而逐漸成為勞動市場下的競爭弱勢？以馬 克思歷史唯物觀為論證基礎，身心障礙者因為生產模式的差異而有著有不同的角 色（Vic Finkelstein, 1993；邱大昕，2012）將產業分成三種階段：（一）農業或小 規模工業時期：生產工具較小型且易於攜帶，能夠隨著使用者的身體特徵稍作修 改，工作地點也以家庭或社區為主，較重視團體合作，因此所有生病角色即使未 完全參與社會生產活動，基本上也不會社會排除或隔離在外。（二）當資本主義 盛行：必須至工廠工作，對於無法行走的障礙者根本不易進入，且強調效率以及

10 由 Talcott Parsons（1950）提出，社會的秩序與穩定來自於社會系統運作，其成員必須扮演適 當的角色、使系統產生必要功能。生病角色代表不正常、不具生產力、依賴的個體，有責任與義 務盡快恢復健康狀態。醫生(專業人員)扮演守門人的角色，把關病人的身分、避免病人停留在生 病狀態藉此獲益（secondary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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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的紀律管理，讓機器逐漸取代人力（並且這是為健常人所設計的機器），障 礙者因為身體受限，常無法操作生產工具即無法投入生產。除了受到工廠排除、

再加上全家幾乎投入工作而無人照顧，障礙者被視為新的社會問題，因此隔離機 關例如救濟院、收容所、特殊學校亦是此時開始發展，這些人必須接受特殊訓練 來適應新的生產模式、以及工業化導致的社會關係與空間環境的變化。（三）最 後是身心障礙者與科技和專業人員的共同合作：達到解放的時期，但期待外力的 介入相當具有不確定性，邱大昕（2012）與 Finkelstein（1993）對於科技發展與 現代電子革命的態度即不相同，Finkelstein 期待科技讓障礙者重回職場，但邱大 昕卻認為技術物並非價值中立的存在，而是許多社會利益與權力衝突的結果，即 使，障礙者相較於從前更容易進入社會，仍然因為市場上輔具公司的寡占而使價 格昂貴，且使用人數並不普遍之下，技術物的開發成本過高，不易招攬廠商生產。

再以台灣社會早期障礙者的角色從職業類別來看，19 世紀末的長老教會資料中 顯示視障者在傳統漢人社會中做搗米、踏水車等苦力，也會算命、走唱或乞討維 生（邱大昕，2011），視障者從事工作與行動能力是跟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很 大的關聯，在機械自動化與操作個人化之前，視障者所能從事的工作種類遠多於 目前的情況，邱大昕（2004）另以漁船捕魚作業為例，過往主要靠船員合力完成，

視障者只要有他人協助，同樣可以一同出海工作，但漁船機械化後，只需少數操 作機械的船員，而船員必須一人多用之下，視障者容易失去工作機會。西方學者 普遍認為因為工業化使得障礙者無法依靠傳統方式謀生，所以特教跟工業化以及 國民義務教育的普及有相關，但台灣是受到來自歐洲的傳教士所影響，憑藉著宗 教使命抵台，不僅帶入外國訓練視障者的方式，亦帶入不同的觀念：視障者可教 育。爾後，受到日本影響，日本將按摩術歸類為盲人專技，在台灣設置盲人特教 學校，成為台灣最早出現的特殊教育（盲校 1900 年誕生）。過去的研究中，反覆 論述工業化使障礙者受到排除，卻忽略這是國家推動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結果。

雖然立基於障礙者的角度分析，但若未能顯示台灣特殊脈絡，將容易落入單一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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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解讀，失去障礙者與社會網絡互動的情境。台灣因為海島型國家腹地小、長 期仰賴經濟貿易，進出口貿易頻繁，雖然早期農業生產為主，多數以家庭為生產 經濟作物而集體生產，尚且自給自足；日治時期開始工業化建設，時至 1950 年 代仍是農產品大量出口時期，並實施第一期經濟建設畫發展輕工業，開始出現需 要定時上下班的工作分工等；再來進口替代、出口導向或是十大建設時期都是以 國家推動工業經濟為主。這些都是因為國家主導改變人們的生活型態。因此，障 礙者很可能是在國家發展著重經濟產出中刻意的排除與淘汰，並不只有工業化機 械自動化、環境改變的原因而已。

近年，台灣障礙福利政策的完整與多次修改，使得政策保障範圍亦是重要的 障礙身分討論範圍，與先前不同的是障礙有更多網絡的介入，例如鑑定的類屬劃 分。政策障礙類別劃分是一段將個人疾病後果轉換為社會制度的過程，政府將過 去隱而不見的黑數成為精算的人口數量（王國羽，1995；林怡華，2009）。上述 闡釋生病角色與社會的互動，必須認定什麼是生病的狀態，也就是說進入角色的 先決條件──鑑定，這才使得國家管理、或社福單位的介入成為可能。這種醫療 化(medicalization)的現象是對特定的社會異常行為重新詮釋（張苙雲，2003），醫 學對知識身體的探索逐步擴張到社會問題的診斷，各類身體的詮釋權隨即被交予 外來專家作出精細的、整齊劃一的解釋，使得醫學成為監控身體的權威而醫療成

近年，台灣障礙福利政策的完整與多次修改，使得政策保障範圍亦是重要的 障礙身分討論範圍，與先前不同的是障礙有更多網絡的介入，例如鑑定的類屬劃 分。政策障礙類別劃分是一段將個人疾病後果轉換為社會制度的過程，政府將過 去隱而不見的黑數成為精算的人口數量（王國羽，1995；林怡華，2009）。上述 闡釋生病角色與社會的互動，必須認定什麼是生病的狀態，也就是說進入角色的 先決條件──鑑定，這才使得國家管理、或社福單位的介入成為可能。這種醫療 化(medicalization)的現象是對特定的社會異常行為重新詮釋（張苙雲，2003），醫 學對知識身體的探索逐步擴張到社會問題的診斷，各類身體的詮釋權隨即被交予 外來專家作出精細的、整齊劃一的解釋，使得醫學成為監控身體的權威而醫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