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礙意象：外觀與污名的糾纏

台灣障礙研究的學者多數將障礙一項溯及《禮記》禮運大同篇：「鰥、寡、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透過傳統社會指出廢、疾都是依賴者；又，王 制篇：「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皆有所養」。對「殘」的身體部位影 射出不正常得外表特徵，除了是殘、甚至是廢，與老、貧、病、孤獨等劃上等號，

9 Goffman 在《污名》（曾凡慈譯，2010）一書中指出受污名者會在知道自己是污名身分時，開 始學習正常人的觀點看待自己而認識到自己是不合格的；爾後，會衍生出許多應付他人的方式，

例如開自己玩笑或是說謊、掩飾自己的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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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救濟之對象，說明這些人需要受養育才能生活，且要成就美好的大同世界就 應施行慈善。然研究者認為以中國古典文學考察障礙知識形成並不容易也未必適 切，畢竟障礙知識是現代性產物，像是台灣在劃定障礙類別之初即是意圖與「進 步」國家連結，將障礙視為需要被診治、復健的疾病等醫療過程來看待，因此回 顧障礙意象研究者認為必須與當代社會有所連結。

障礙與疾病從來是無法明確區分的，尤其障礙者必須透過「醫療鑑定」才能 予以身分證明。Susan Sontag 在《疾病的隱喻》（刁曉華譯，2000）一書中曾指 出：「任何病只要起因不明、治療法無效，就容易被意義所覆蓋。」障礙所帶來 的「隱喻」亦是如此。早期疾病被認為是人為犯錯、祖先犯禁而成為禁忌話題，

並藉著宗教信仰正當化（或說強化）疾病的意義，解釋為神對人的懲罰，因此人 要透過疾病來贖罪，自此（無可復原的）疾病就陷入與負面詞彙、意義、情緒的 連結。時至現代社會對於疾病的認知，還曾被認為一種自我審判，不論是身體背 叛心理、或是心靈背叛身體，這些背叛被認為是有自身內在邏輯的，借用 19 世 紀認為疾病來自於個人精神，卡夫卡：「我的精神生病了，肺病不過是我的精神 病的溢流。」此外，疾病（障礙）意識從來不是單獨存在於個體，甚至有著污名 與道德枷鎖。Susan Sontag(2000)以結核病與癌症的隱喻為例，她指出疾病好發的 位置對於個體形象有重要的影響，相較於乳癌、腸癌，肺病常在不同小說著作中 有浪漫的意象，文學作品例如：《紅樓夢》裡林黛玉孱弱的形象及朱點人在《紀 念樹》描述妻子照顧肺結核丈夫的愛情故事；相較之下，癌的特性是隱於身體各 處，並時常攻擊令人羞於承認的身體部位，因此帶來不同的意義。細究發病特徵 的差異也是不同的展演，肺結核是能夠展現自我形象的疾病：因為發燒而造成燥 熱，讓病人在削弱的外表下多了分柔弱美，這種脆弱、纖細、熱情又敏感的樣貌 是不少文人崇高的死亡表徵；癌則是他者的病，是身體的變異、一種異物的入侵 且自己攻擊自己身體。另外，疾病也有對社會變遷的解釋，像是十九世紀西歐對 於肺結核的看法反映了資本主義對節制與過度消耗、浪費的反思；二十世紀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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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的看法則反映出經濟人的過度壓抑。這類疾病的歸因亦是變相對社會腐敗或不 公的隱喻，對疾病的控訴投射了強烈情緒，意圖破壞社會秩序再重新建構新秩序，

尤其針對大型疾病，意味著未知的知識生成及新生的標準。

早期的台灣社會對於疾病導致的不可逆結果（醫療技術與就醫意識缺乏）便 與障礙混雜在一起，蔡篤堅及梁儀妃（2007）即運用 Susan Sontag 的觀點比較台 灣烏腳病與小兒麻痺症，這兩個同樣無法治癒的疾病而成為的肢體障礙，好發部 位都在腳、保留「臉」的完整性而有較佳的審美觀，甚至易於藏匿，但兩者卻因 疾病帶來的後續影響而有不同的評價。烏腳病的癥狀容易使腳底腐爛生蛆、產生 惡臭，多數人不願意接近；1950 年代小兒麻痺症在台灣盛行，許多人在年幼時 期即受到病毒感染，相較之下，小兒麻痺症則是保留了腳的外貌與完整性，鮮少 露出鮮血或是腐肉而有較高的道德評價。再者，李素禎（2010）更直接指出疾病 與障礙帶來的病弱展演使得障礙者的性慾受到長久壓抑（或說集體閹割），完全 忽略其如同一般人一樣的性需求。障礙者的審美標準來自社會所建構、其認同亦 受制於道德所約束，使得長久以來障礙的身體即隱含著醜、不全、柔弱等形象。

雖然這些研究可以辨別出障礙與疾病的牽連、展現出的隱喻，卻無法探究這些障 礙意象的演變過程以及與如何被社會建構。

從台灣文學來看 1980 年代前的台灣社會，可以部份補捉到障礙者的樣貌。

紀大偉（2013）回顧日治時期至國民政府時期，以多篇鄭清文的小說來闡述傳統 台灣社會中的異常身體，描述當時被稱為受到歷史捉弄的殘廢者（小說內採用殘 廢）。其中〈蛤仔船〉（1989）標題即彰顯的異常身體的活動方式，走路被划動取 代顯露出身體的異常，因為得罪日治時期的有力人士而被斷腳筋的有福師，雖行 動不便仍舊「公然」上街，並且運用身體散佈訊息、與他者凝視間產生關係。文 中老秀才說：「神氣什麼？像蛤仔船，不知見笑，還有臉在街上晃來晃去。」以 秀才（社會上知識身分代表）的眼、口說出時下的主流道德價值：將異常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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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於家中才是正確，代表羞恥的殘疾應該隱於家內；甚至路過的民眾也笑說：「沒 看過划這麼快的蛤仔船。」譏笑異常的姿勢，有福師的行動連凝視的他者都覺得 蒙羞，可想而知異常身體難以見容於社會且無可避免受到道德評價。障礙意象又 與政治意識形態有關，進而影響民眾對障礙的看法，指涉的用語亦根據當時的居 住環境（船的使用）、社會地位（知識分子的言語）有關。另外，張恆豪、蘇峰 山（2009）以戰後教科書的作障礙者的意象，分析障礙者自孤立、隔離再到整合 的過程：從可憐的、需要被幫助的形象，過渡到障礙引發的勵志形象、或是有待 被解決的個人問題，最後才邁入正常化受社會接納的過程。台灣的教科書始終缺 乏以障礙為主體的課文，雖然課文越來越多以障礙者為主體的現身，例如：鄭豐 喜、劉俠，但障礙仍舊停留在個人問題、或應該要接受或是最後被接納的勵志走 向，這種預設閱讀者皆為身心健全的人。自 1993 年教科書開放後，各家出版才 開始走向多元化、納入正常化的觀點，讓障礙者「出現」在一般生活之中，不過 普遍仍缺乏障礙者對障礙的想法、對健常能力世界的看法，更缺少障礙作為多元 文化的討論。雖然在文學或教科書這類的著作可以看見障礙意象的變動，但是無 法聽見當事人──也就是障礙者的聲音，他們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中長大成人，又 是如何看待自己？

障礙政策與服務中的指稱方式亦能捕捉障礙形象的變化軌跡，也可以反映出 時代與社會文化對障礙的看法，美國的社會脈絡發展出個人主義，因此主張使用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有障礙的人）即障礙是一種身體特質而已，而英國強調 差異政治，用 disability（障礙者）稱我群，強調障礙者的認同和主體性。台灣則 是自殘疾、殘廢、殘障、障礙的轉變可以窺見早期障礙與疾病的結合（生病個體 再到社會角色），無法從事生產的廢疾至 1990 年首次修《殘障福利法》時統一稱 呼為障礙；其中福利服務自教養、收容（1980 年舊條文）轉變為保護、照顧（1997 年《身心障礙保護法》），最後使用權益保障（2007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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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詞，可見障礙者由依賴人口是社會問題至基本人權的倡導、至強調障礙者公民 權的保障，幾乎可以代表台灣的障礙意象自病人至公民的歷程（周月清、朱貽莊，

2011；張恆豪、蘇峰山，2012）。上述多數學者皆以障礙政策的演變捕捉障礙意 識的流動，然而政策很多時候是專家學者、政府官員、民間團體或是障礙者多種 立場角逐的結果，並未能解釋障礙者真正的處境，研究者認為還是應該回到障礙 者本身的理解與經歷，才有辦法完整捕捉障礙意象與意識流動。

Shakesphere(1993)指出一個社會有「障礙文化」的出現才能解構對障礙者的 偏見與歧視，或許障礙者沒有被隔離或監禁於社區生活之外，而更可能被社會文 化所隔離。語言的使用即代表著某種意識形態跟社會條件，在追求一種政治正確 的用語時，反而容易忽略台灣發展的歷史脈絡；且現代化的、進步的指稱仍處於 境外移入的過程，比較是專家學者及部分障礙權利的倡議者討論出來，並非草根 正名。研究者認為障礙的產生，不只是社會的、更是文化的(Shakesphere,1993)。

著重思考障礙意象也是批判並反思社會所形塑的價值，以及當中蘊含的權力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