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治理的秩序：垃圾的公私兩極化
第二節 公領域的治理：生命政治與公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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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在設計生活中不可避免，刺激、鼓勵、加快了生產成果和廢棄物的產 生，使得掩蓋秘密成了苛求。大量的廢棄物不可能被忽略或緘口不談。
於是，廢棄物處理也成了現代生產中的一個分支（同時出現的還有安全 服務，即以其他方式維持掩蓋政策，旨在延緩被壓制物的回歸），但是 它永遠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工作。現代生存——生命的現代模式生存——
仰賴垃圾處理的靈巧性和專業性（Bauman 2018：64）。
所以，我們可以說，垃圾之所以必須被妥善處理，除了其增長現象已經無法 令人忽略，還因為其增生既威脅了社會秩序，又威脅了人類生命。混雜的垃圾是 對分類秩序的否定：不死的垃圾映照出生命的短暫，提醒我們企圖超越生命限制 的失敗。換句話說，垃圾的存在不斷提醒著人類生命的必死結局，威脅到消費社 會象徵的自由秩序，並且也確實在經驗層次上威脅了我們的健康。作為「被壓制 物」的垃圾具有破壞秩序的力量，因此必須延緩或嚴防其回歸。垃圾處理成為現 代生存必須仰賴的日常服務，也是維繫「方便」與「衛生」的現代生活之必要手 段。
接下來，筆者將分別從公私領域的兩面治理，說明現代社會如何透過垃圾的 處理維繫秩序的穩定，讓我們既可涉入治理系統，承擔起部分治理責任，同時又 與治理問題保持距離？
第二節 公領域的治理：生命政治與公共衛生
在有關討論中，垃圾治理系統的建立經常被看作是社會現代化的技術指標。
但在本質上，人類對垃圾的處理方式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可以大致區分出四種基 本方式，分別為傾倒、焚化、回收、減量（Rathje and Murphy 1999）。只不過是，
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由於城市發展、居住環境、物質使用、經濟活動與科技 發展等等的因素差異，四種基本的處理方式會呈現占比的不同。即使大同小異，
但隨著社會知識及權力的不斷變遷，圍繞在垃圾治理這個主題上也確實發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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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相較於技術處理的層面，治理秩序中的象徵權力及其運作方式才是 區分傳統垃圾處理與現代垃圾治理的關鍵面向。更具體說，過去以民間經濟為主 的垃圾處理方式，現在經由政府介入的集中管理，這才使得垃圾治理產生了現代 的新意。
Michel Foucault（1991）在《治理術》（Governmentality）中談論了 Guillaume de La Perrière（1567）對「治理」的定義：「治理就是為了便利的目的而安排的對 事情的正確處理」（Foucault 1991：94）。Foucault 特別澄清，引文中談及的吾人 對於事情的治理（One governs things）並非是把人與事對立起來，反而是表明了 治理關聯到「一種由人和事構成的複合體」：
在這個意義上和治理相關的實際上是人，只不過這個人是與財富、資源、
謀生手段、領土（具有特定特點、氣候、灌溉條件、肥沃程度的領土）
這些事關聯、交織的人；是與習俗、習慣、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這些事 相關聯的人；最後，是與飢荒、流行病、死亡等事故和不幸這些事關聯 的人（Foucault 1991：93）。35
由此可見，所謂對事物的治理實際上意指人與事的密切交織，不再是人類主 宰事物，比較是人類等同事物、甚至被納入事物的秩序。除此以外，治理被定義 為處理事情的正確方式，使得其目的被導向到「對每一項有待治理的事情來說都
『便利』的目的」（Foucault 1991：95）。換言之，治理開始特定化多種對象，並 且必須透過各種手段「處理」（dispose）具體事情以達成治理目的：「對治理來說，
問題不在於施加法律於人們，而在於處理事情：也就是說，運用各種手段（tactics）
而不是法律——甚至使用法律本身也成為一種手段——來以某種方式安排事情，
使得各種目的能夠透過特定方法達成」（Foucault 1991：95）。總結來說，現代性 的治理心態開始於手段與目的之多樣化，而「治理的終極目的在被管理的事情中，
在完善和強化指導的追求過程中」（Foucault 1991：95）。從人事複合體到對象多
35 譯文參考《現代性基本讀本》（張雲鵬、汪民安等編 200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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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化，人口才取代了家庭而成為治理術的首要對象；換句話說，人口福利、財富 增長、生命延長、健康水平的提高等等逐漸成為國家治理的優先目標：「人口是 需求的主體，是慾望的主體，但同時也是治理的目標。人口知道自己面對治理想 要什麼，但卻對於治理如何作用於它一無所知」（Foucault 1991：100）。
人口成為治理的首要對象，意謂著治理術具現在集體生命的形式中。Foucault 進而指出，人口作為政治問題正是從資產階級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開始，意 思是資產階級發明了一種「針對人口、針對活著的人的生命權力」，這是一種「制 作活著（faire vivre）」的權力。與致人於死的君主專制權力相反，生命政治的現 代治理著重在如何讓人活著的民主自由權力。換句話說，「生命權力不再直接面 對死亡和肉體形塑，轉而關注讓人『如何』（comment）活著」，因此各種干預與 控制表面上看來積極正向，都是為了提高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張一兵 2016：466-467）。除此之外，生命政治考量的對象不再只是個別身體，而是「這些個體集合 而成的『整體』（mass）」，例如：攸關群體生命健康的「出生率、死亡率、（平均）
壽命」等問題，「以及會對這些生命數值造成影響的各類環境因素，如都市內墓 地位置的安排、空氣流通與污水處理等」。據此推論，生命政治對於集體生命的 關注焦點，開始從身體本身延伸到影響健康和壽命的環境因素，「醫療開始涉足 原本不屬於醫療的領域，像是控管各種會對群體生命健康產生威脅的『疾病溫床，
如監獄、船舶、港口設施』等；這也代表醫療開始掌管公共衛生領域而成為『健 康的普遍技術』」（楊志偉 2020：73-74）。
治理技術與生命政治的理論觀點為垃圾治理的經驗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啟發。
此即垃圾治理的核心是透過對廢棄物的有效處理，來達到維繫人口的生命安全之 目標。由於人與物的密切交織、混同成為垃圾治理的複合對象，因此人們不再是 被動地服從統治權力，反而為了自身的健康福利主動地實踐治理權力。大至國家 與地方政府的政策規劃（甚至還可以進一步擴張為全球性的地緣政治），小至家 戶與個人的生活習慣皆涉入了垃圾治理的秩序建構。垃圾的妥善處置除了有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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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交通發達，縮短了空間的距離，也拉近了人與人的關係。處在今日 之社會，誰也無法獨健其身而不受環境的影響。故發展至近代之公共衛 生，已將個人衛生包括在內（行政院衛生署 1995a：3）。
以上論述直接說明了衛生在社會治理中以預防為主的積極作用：不僅要預防 疾病，保持健康，甚至要「促進正常發育，延長壽命」。「衛生」涵蓋的範圍極廣，
不僅有物理身體的健康，還包括精神心靈的健康，而且可向外擴張至身體與周遭 環境因素的關係。可見在近代，人類社會對生命安全的認知越發嚴格，相比以往 有顯著的層次提升。與此同時，個人衛生的治理與維持也是朝著上位的集體利益 指向的；也就是說，個體衛生成為集體人類生命存續的保障，變成一種繫於集體 的自我要求。反過來說，「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的新興觀念意味著國家力量 可以合理介入個人的醫療與衛生活動，進而達成針對個體與集體的生命治理。
在現代秩序中，圍繞「公共衛生」發展的治理術正呼應了Foucault 所謂「如 何讓人活」的生命權力，而廢棄污染的治理又是公共衛生安全中的重要部分，因 此對於廢棄物的治理實際上就是針對社會人口的生命管理。
2-1 骯髒的城市：傾倒與掩埋
二十世紀的城市垃圾出現了兩項重要變遷。首先是每人消耗財貨與資源的速 度持續加快，助長了廢棄物的產生。其次是化學工業的科技發展，徹底改變了垃 圾的成分，對環境造成新問題的挑戰（Benton-Short and Short 2012）。
人類有很長一段時間將河流與海洋當作天然的垃圾場。根據Nagle（2017）
所述，紐約最早從歐洲殖民時期就將垃圾隨意丟棄在沿岸地區，但很快就變成刻 意造地，導致碼頭被垃圾填滿，船隻無法停泊。1857 年，州政府下令把垃圾倒到 更深入港灣的地方，結果垃圾破壞了漁場和牡蠣養殖場，也阻塞了船運航道。政 府只得不斷將垃圾運往更遙遠的海域，但海流和海風總是能把它們再次歸還給陸 地。很顯然地，把垃圾丟進海裡不是最好的辦法，而如果佔地球總面積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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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一座臭名昭著的露天掩埋場，名叫弗萊雪基爾斯（Fresh Kills），它的面積 約 3,000 畝，位於紐約史丹頓島西濱。從 1948 年開始，那地方就充當紐約市唯 一的垃圾掩埋場，直到2001 年關閉為止；在鼎盛時期，該場址每天接受約 17,000 噸的垃圾（Benton-Short and Short 2012）。半世紀以來的垃圾不斷堆積，終於成為 一座腐臭的垃圾山，晉升世界史上最大的人造結構，規模甚至類比中國長城、埃 及金字塔，成為可以從外太空看見的人造物（Rogers 2005）。垃圾露天堆放不僅破壞環境美觀，時常散發的惡臭也令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更重要的，長期經受雨水沖刷，許多有害物質又滲透進入土壤，污染地下水源。
「衛生掩埋場（sanitary landfills）」作為露天掩埋的技術性修正，跟過往隨意傾倒 的垃圾場不同，是經過嚴密工程設計和評估的，並且通常設置有完整的監控系統，
以檢測垃圾場的污水及廢氣釋放（Rogers 2005）。在理想情況下，衛生掩埋場的 防漏襯墊及污水流處理等系統，可以防止混雜有毒物質的垃圾液體流入周遭土壤
以檢測垃圾場的污水及廢氣釋放（Rogers 2005）。在理想情況下，衛生掩埋場的 防漏襯墊及污水流處理等系統，可以防止混雜有毒物質的垃圾液體流入周遭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