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領域的治理：個人衛生與家戶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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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細緻歸類、轉換與計算，一方面換算成為重量與體積，另一方面轉換成為熱 能、電能或殘渣。指派為技術治理的各種垃圾被重新歸類給環境工程、公共政策 的專業領域，後者成為以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為目標的治理學科。除了科學理性，

在垃圾治理的秩序建構中，也可見到從政府中心擴張的治理政治，正在利用數據 的監控、計算與呈現，不只治理垃圾存在，也治理個人生命。與此同時，垃圾治 理已逐漸成為道德責任的構成部分，牽連起私人生活與公共利益。

第三節 私領域的治理：個人衛生與家戶垃圾

公共治理以文明秩序及公共衛生為基礎和目標，將垃圾轉變成為公共化的技 術治理問題。在治理術的建立和演變過程中，生命政治的權力同時滲入垃圾生產 主體的日常生活，改變了我們在私領域的環境行為與衛生習慣。

在拋棄式生活中，廢棄行為是衛生與方便的保證。但是當一次性使用的商品 結束其社會生命後，象徵價值歸零，無用的物質身體就成為「垃圾」，而這些存 在具體、意義模糊的混合物卻反過來威脅到生活秩序。例如，拋棄式餐具的使用 起初是為了「衛生」，在使用前還是「乾淨」的代表，是能夠具體指名的，還未 被玷污的商品。但是，使用過後的塑膠餐具已經失去了使用前的潔淨，不僅被使 用者的唾液污染，而且失去了保護生命免受病毒威脅的價值，成為「垃圾」。

垃圾象徵污染、無序，是與乾淨、秩序相對立的代表。去除髒污的行動是對 環境的積極重組，而秩序的維持與再造就是我們對環境掌控的最佳體現（Douglas 2018；Lynch 1990）。我們如今很難想像裝有排泄物的桶子就擺在床邊的生活，或 者是家裡使用的污水、垃圾直接往窗外一扔，任其堆積的樣子。但垃圾與人們的 生活場域並非一直保有絕對的距離，而是曾經一度非常靠近、甚至親近的：

幾千年來，城市居民都在忍受不甚完美、甚至常是惡劣的衛生設備，終 日在那些他們必然有能力處理掉的垃圾與污穢中，顛簸前進。人們對周 遭垃圾的忍受度，在史前時代至啟蒙時代的這段時間中尚稱正常，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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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向原本已甚擁擠的城市，同時也大幅增加了消費商品的數量。而這些 商品都將變成垃圾（Mumford 1961，轉引自 Rathje and Murphy 1999：

48）。

反觀台灣社會，日本近衛師團軍醫部在《征台衛生彙報》中也描述了當時的 衛生環境：

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家務為防 土匪的攻擊，幾乎都沒窗戶，因此通風、採光皆不良，造成陰暗多穢氣，

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各戶又將污水隨意排至 屋外，造成庭院各處積有污水，且婦女們取用混濁的溪流、水塘當飲用 水，並利用來洗衣、洗菜、洗廚具。而臺北城、台南城街道兩側污水滯 留，發出惡臭，因此城內外皆惡臭沖鼻，使人噁心（轉引自董宜秋 2005：

13-14）。

從現代的角度看，如此的生活環境是骯髒噁心的，但負面的感受實際上是時 空背景與社會脈絡的差異使然。理論上來說，沒有更骯髒或更乾淨的客觀條件，

我們多是因著差異化的感受及認知，才會對周邊環境進行整頓。過度地聚焦於髒 污本身，反而容易忽略所謂骯髒與乾淨、無序跟有序是相互證成的（Scanlan 2005）。從以上描述可以歸納，早期社會的生活界線是狹窄且模糊的；換句話說，

我們很難真正界定出所謂「公共」與「私人」的界線。房屋建築圈起來的區域大 致就是所謂的生活邊界，而傳統人與廢棄物的距離更是比當代人要靠近得多。即 便是在工業革命時期就已產生了大量垃圾，人們也並非是如今日的我們一樣積極 地整理被廢棄物充滿的環境。反觀現代生活，從個人身體到居住環境與公共空間，

我們在一個更高的標準上保持「乾淨」與「整潔」，幾乎已經成為日常的生活倫 理。

Foucault 將現代秩序作用在有機身體的歷史規範稱作生命權力，透過一系列 的規範令生命成為政治化的對象（Hawkins 2006）。排泄物（excrement）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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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一個重要例子。如果死亡是有機生命的終極廢棄，那麼排泄就是有機體經 驗的原初廢棄。糞便具有兩種矛盾的性格：首先，它到底應該被視作生命的活動，

還是應該視作死亡與腐朽？再者，它到底是無法討論的私人秘密，還是可以論述 的公共問題？Hawkins（2006）以糞便為例，說明治理權力的介入同時使之擁有 隱私與公共的雙重意涵。

Hawkins（2006）引用 Warner 的觀點，首先指出「隱私（privacy）」是「被 公共地建構（publicly constructed）」的，再以 Poovey、Laporte 和 Osborne 等人的 研究，說明人們與排泄物的關係轉變來自於政府治理的權力擴張。將糞便劃歸到 私人領域其實正好凸顯了國家的治理力量。國家治理作為一種「淨化」力量，將 排泄物與廢棄物等掃蕩到一定的秩序範圍之外。正是淨化的程序才劃出了公領 域，也相對創造了私領域。排泄物被轉移到私領域，成為個體日常生活的道德義 務。

董宜秋（2005）針對日治時期的台灣便所及污物的處理研究正好體現了以上 觀點。日本殖民政府以公共衛生的建設計畫行使其在台灣的公權力，目的是「淨 化」台灣骯髒的生活環境，同時改變與規訓台灣人的衛生習慣。透過法律的制定、

公部門的建立、醫療和衛生知識的宣傳與教育，以及新型便所與下水道的公共建 設，全面且漸進地改變台人的如廁習慣。早期台灣人的家中大多沒有廁所，不是 在街道上挖一個坑如廁，就是在城裡或街庄的路中設置一個大的便所提供居民公 用，主要目的是為了搜集糞肥。在鄉下更常見人畜共廁的情形。男性大多隨地便 溺，女性則因外出不便，大多使用家裡的尿桶和便桶，而桶子就設置在床鋪旁邊，

頂多用個布簾做遮掩。日本政府於1900 年頒布《台灣污物掃除規則》以及《施 行細則》，確定私人有掃除污物的義務，以及訂定政府有興建便所、處理和監督 污物的職責。論述至此，我們大致看到了政府透過立法來確定治理主體的責任義 務與位階。日治後期，政府開始推動家戶私人便所的設置，透過地方基層的組織、

報紙、宣傳單、廣播等，大力宣傳傷寒傳染病的恐怖，鼓吹台人興建便所，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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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是特定自我管理與自我倫理技術（ethical techniques of the self）

的發展基礎，也是乾淨與骯髒、愉悅與羞恥兩造之間差異構造的基礎。

廢棄治理與自我照料（self-care）的儀式（rituals）現在深深依賴在我們 與化妝室（bathroom）這個具體空間的依附關係（attachment）上。在這 個家戶的私密空間裡，我們與自我是親密的（Hawkins 2006：57）。

現代的私人廁所已經成為家戶中消除廢棄的特定場所。我們在此處理身體的 人一種乾淨整潔的印象（Lucas 2002；Hawkins 2006）。其次，我們在此與最隱私 的自我以及最私密的廢棄物互動的同時，亦背負著公共秩序賦予的私人治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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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需求。與此同時，這些空間與技術的運作進一步形塑著現代的社會主體。

下水道不只是技術上的偉大成就，它同時也連結起作為公共問題與作為隱私 秘密的糞便。下水道將一部分的隱私主體牽連到了公領域中，是呈現公民身分與 主體性的混合地帶。所以，排泄物的治理所體現的不僅僅是技術與衛生的影響，

更與道德和社會的因素緊密相關。現代的糞便既可以是關乎自我道德的私人廢棄 物，也可以是屬於政府治理的公共廢棄物（Hawkins 2006）。

現代社會處在一個崇尚身體的治理時代。「衛生」在社會秩序中的重要提升 與重新定義，就是自我技術與自我美學的具體呈現，強調一種預防性的治理價值。

因此，在以「衛生」為基礎的治理論述中，垃圾總是被冠以各種糟糕的道德連結 與感知，例如骯髒、疾病與死亡（Hawkins 2006）。污穢／污染與潔淨的區隔，以 公共衛生之名，滲透進私人生活及個人身體，具體的施作就是透過各種自我管理、

環境治理來排除、監控那些骯髒的、混雜的「垃圾」，藉此起到保護與預防的效 果。以身體為例，定期的清洗，維持身體與居所的乾淨有助於保護生命不受疾病 威脅，亦是主體具有乾淨美德與整飾環境的能力證明。所以現代的大多數人遠比 生物所需的基本乾淨層次提高許多。因此，Hawkins（2006）指稱，乾淨的身體 已具備有除了疾病防治以外的道德與政治意涵，而新科技不只令保持乾淨變得容 易，同時也令我們對「衛生」一事更加焦慮。總而言之，個人的身體及其排泄物 已經與治理技術和規範連結在一起了，而基於公共衛生發展的清潔新要求甚至進 一步擴張到家務勞動上。

在方便與衛生的觀念引領下，處理廢棄物這件事理所當然也要以效率和乾淨 為第一考量。美國奇異（General Electric）公司於二戰後推出的家用廚餘處理機

（Disposall）就是當時期垃圾處理「眼不見為淨」的最佳代言。⁴³ 它讓垃圾處理

43 廚餘處理機又被稱作「鐵胃」，是透過安裝在廚房水槽排水孔的電動絞碎機，用來處理食物垃 圾，絞成小於兩毫米的碎片，然後直接排入下水道。這種廚餘處理機在1935 年被發明問世，其 商業推廣則在二戰後才開始。不同於其他垃圾處理方式，它在市場推廣上亟需工程專家與政府政 策的支持，但有些專家考量到可能的負面影響皆反對其使用。廚餘處理機在美國較為普遍，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