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利安元元為務：柳宗元與中唐士人的新動向
第三節、 「利安元元為務」之核心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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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人觀。這股亟欲教化百姓、安頓生民的態度，亦體現在子厚衡量「士」之標 準，子厚特別強調國家取士除了考核舉子的言辭和智能外，箇中關鍵端在其人是 能否承擔「化人及物」的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與劉禹錫、柳宗元同時期的劉嶢、呂溫、白居易等人在闡述 對於德行、禮樂、選制之見解時，紛紛標舉「化人成俗」，視之為士人的責任，
以及治理的原點。我們不該將此看作偶然，應當視之為中唐士人另一個新動向。
這群士人於國家困頓之際，把目光聚焦百姓身上，選擇採取教化的方式，試圖在 漆黑中點亮一盞明燈。
第三節、「利安元元為務」之核心信念
（一）「君─臣─民」各司其職分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曰：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禆教化。過不自料，
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 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483
柳宗元命運多舛，最大因素即是參與唐順宗時候王叔文等人的永貞集團，隨著順 宗禪位、憲宗登基，這群致力於革新的士人，成為新皇帝的眼中釘，不但一貶再 貶，甚至打算讓他們客死蠻荒之地。在寫給許孟容的書信中，柳宗元再三強調，
當初加入王叔文等人的理由，不為謀求高位，而是希冀能夠安頓生民，可以說「利 安元元為務」乃是其核心信念。即便改革終告失敗，子厚日後回想投身永貞集團，
強調自己並沒有偏離初衷，只因年輕氣盛，加上手段太過激烈，引起旁人不滿，
才種下敗因。柳宗元所謂「利安元元為務」，其實便是以安頓百姓為要務，這股 信念亦是儒家不可變易的核心價值。484其〈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亦曰：
483 唐‧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柳宗元集校注》，冊 6，卷 30，頁 1955。
484 以《論語》為例，除了先前舉《論語‧子路》篇孔子曉諭冉有「富而教之」的為政之道以外，
《論語‧雍也》篇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其中子貢所說「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以及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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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 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
485
子厚展現出以生民為重、常思天下百姓有不披聖王之澤的態度，猶如其〈伊尹五 就桀贊〉中，所描述「急生人」的聖人伊尹。此外，在談論中國古代皇帝一切權 力根源──皇權的合法性時，柳宗元更直言：
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
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486
子厚認為皇權合法性是來自百姓，非關天命，除了孟子亦曾發表過類似意見之外，
能夠如此直截了當明言的，恐怕例子並不多見。
柳宗元「利安元元為務」的核心信念，奠基於他重視百姓的「民本」思維。
487所謂「民本」係指以百姓為首要考量對象，即是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
欲達而達人」，即是儒家強調安頓百姓的核心價值。參見參見清‧劉寶楠：〈雍也第六〉，
《論語正義》，冊上，卷 7，頁 248-249。
485 唐‧柳宗元：〈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柳宗元集校注》，冊 6，卷 32，頁 2106。
486 唐‧柳宗元：〈貞符〉，《柳宗元集校注》，冊 1，卷 1，頁 79。
487 陳弱水曾舉柳宗元〈送薛存義序〉，析論子厚在文中呈現的觀點「可能也是中國思想傳統中 最接近民主觀念的思想。它沒有明確地宣稱民治，但是，它至少從理論上指出，應該由人民 管理那些統治者。」參見陳弱水：〈柳宗元儒家思想的來源〉，《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 年），頁 157。方介亦言：「反觀柳宗元，在〈天說〉中，
否定天有意志、能賞罰；在〈貞符〉中，亦否定君主受命於天，而以為受命於生人；在〈封 建論〉中更指出由下而上，層層推舉而建立的君主政權。他所強調的，不是下從上令的尊君 思想，而是上由下立的民主精神。」參見方介：〈第二章 韓柳思想析論〉，《韓柳比較研 究──思想、文學主張與古文風格之析論》（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年），頁 189。兩位學者闡述柳宗元的思想時，不約而同地認為柳宗元具備「民主」思想，
但是，子厚這股重視人民、以百姓為首要考量的信念，是否就可以和近現代西方思潮下的「民 主政體」（Democracy）概念畫上等號？《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定義「民主政體」一詞 曰：「一種傳統上與貴族政體（由精英分子統治）、寡頭政體（由少數人統治）和君主政體
（由一個人統治）相對立的政體形式。……標準的民主政體形式是代議制的民主政體，它是 由一批被人民直接或間接地在一定時期選出的代表控制的。」參見（英）Nicholas Bunnin、
余紀元編著：《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42。回過 頭看，中唐思想的土壤，是否具備足夠條件，讓柳宗元萌生人民當家主政的「民主」概念？
柳宗元是否有跳脫皇帝制，走向代議制的思維？筆者對此恐怕要打上一個問號。因此，筆者 認為，與其為了凸顯柳宗元思想的「特殊意義」，使用不符合古代中國實際情況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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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君為輕。」488事實上，柳宗元並不是主張百姓當家作主，其「民本」思維的 背後，所要傳達的是「君─臣─民」應當要各司其職分之理念。子厚〈守道論〉
曰：
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 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489
聖人依循「道」制定綱常法紀，呈現在百姓日用人倫，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只要 遵守其職分，即可臻至和諧的境界。490士人鑲嵌在「君─臣─民」關係的中間位 置，是臣屬國家的官僚，溝通上下乃是士人的職責，亦為其所當依循的「道」。 因此，柳宗元才會說：「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
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491此便是認為士人只要謹守官（士）
之職分，就是所謂的守「道」。若我們把整個國家當作一臺龐大的機器，百姓為 大大小小的零件，則士人便是能夠使四散的零件縝密結合的載具，他們是維持國 家順利運作不可或缺的部分。準此，柳宗元曰：
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 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 之大任，莫若索士。492
既然士人是「理之本」，那麼公卿大夫們的任務，便是為君王設法尋求能夠肩負 治理國家重責的士人。
倒不如採用不易引起爭議的「民本」一詞形容柳宗元，這樣會更為適當、妥貼。
488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盡心章句下〉，《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冊下，卷 28，頁 973。
489 唐‧柳宗元：〈守道論〉，《柳宗元集校注》，冊 1，卷 3，頁 240。
490 王德權分析柳宗元的〈守道論〉，認為「複雜社會裡，每個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被賦予或 被期待著不同的行為（『分』）；在守分的前提下，整體社會秩序（即『禮』）才可能實現，
以臻和諧之境。柳宗元此說蓋本於荀子禮論，而其進一步發展，仍是創自荀子、至魏晉以降 法制化的四民社會論。」王德權的解釋給我們很大的啟發，也是本小節立論的一大基礎。不 過柳宗元社會論的觀點有多少取自荀子，還有待進一步檢證。參見王德權：〈「士人」合理 性的重構──以柳宗元的政治社會批判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2 期（2004 年 11 月），頁 78。
491 唐‧柳宗元：〈守道論〉，《柳宗元集校注》，冊 1，卷 3，頁 241。
492 唐‧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柳宗元集校注》，冊 6，卷 30，頁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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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士人皆能瞭解「利安元元為務」之職分，那麼柳宗元就不需要向士人群 體大聲疾呼，呼籲士人不要忘記所應擔負的責任。除了動之以情，子厚〈送薛存 義序〉還嘗試說之以理：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
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 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
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
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493
該篇文章的開頭十分生動，柳宗元自敘「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
急迫之情滿溢紙上，可見子厚慎重的態度。他告誡薛存義說，在「士、農、工、
商」的社會分工之中，士人不負責實質的生產工作，故其無不取之於百姓、用之 於社會。這麼來看，官吏（士）和民眾之關係，應是官吏為民所役，而不是官吏 役民。既然如此，士人更該盡淑世的職責，而非怠惰苟過。依柳宗元的標準，一 位理想的士人形象是：
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袛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
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和安而益壽，兄弟衎衎 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494
子厚勾勒一幅理想的士人圖像：入則孝悌恭儉，出則恪守吏道，不求分際以外的 事物，則其所展現的正是所謂的「道」。
承上所述，柳宗元「利安元元為務」的核心信念，奠基於他重視百姓的「民 本」思維。這種思維並不是要百姓起而當家主政的「民主」，而是欲「君─臣─
民」應當要各司其職分。其中，身為士人的柳宗元，體認士是確保國家能夠順利 運作的關鍵，準此，他在〈守道論〉指出士人只要謹守官（士）之職分，就是所 謂的守「道」。在「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之中，士人不負責實質的生產 工作，其所有物無不取之於百姓、用之於社會。既然如此，士人更該盡淑世的職
民」應當要各司其職分。其中，身為士人的柳宗元，體認士是確保國家能夠順利 運作的關鍵，準此，他在〈守道論〉指出士人只要謹守官（士）之職分，就是所 謂的守「道」。在「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之中，士人不負責實質的生產 工作，其所有物無不取之於百姓、用之於社會。既然如此，士人更該盡淑世的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