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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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瞭解柳宗元的思想。106
就筆者管見所及，學者多是循傳統研究進路，試圖紬繹柳宗元部分思想，並 將之體系化，亦即余英時所謂的「內在的理路」（inner logic）。107相對而言，較 少學者配合社會環境脈絡，叩問柳宗元的思想和外部因素之間的關係。從文獻來 看，子厚與時人常有書信往返，字裡行間透露的想法，或許有體系可論，但其說 絕非憑空冒出，理當是有感而發。促使其興發念頭的，往往肇因於唐代現實環境，
如本文關切的：儒學經典解釋因為科考而流於制式、社會風氣惡劣、士人怠忽職 守等。如何以「思想史」的視角重新看待子厚的儒學思想，補足當今學者研究罅 隙，乃是本文研究價值所在。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本章第二節透過思想變遷、制度設置、研究對象三個軸線，分別回顧學者涉 及中唐思想特殊意義、取士制度變革、柳宗元思想內涵等相關討論，可知當前學 界已有一些具體成果。然而，以本文關注的焦點來看，歷來研究似乎多偏於一隅，
制度的歸制度史研究，哲學的歸哲學分析，較少見到以「思想史」為進路，置柳 宗元於唐代社會環境脈絡下考察。不過，筆者有必要交代所謂「思想史」的研究 方法。
黃俊傑在〈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一文，108檢討歐美學者討論思想史性
106 除了方介、陳弱水之外，近年來以柳宗元的「儒學」、「思想」為研究議題的碩博士論文，
可參看：何堅萍：《柳宗元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在職進修碩士論文，2007 年）。
周秀華：《柳宗元儒學思想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06 年）。陳錫龍：《柳宗元天人思想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李伏清：《柳宗元儒學思想研究──兼論中晚唐儒學復興》（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4 年）。
107 余英時反省過去以來，清代思想史的研究多聚焦政治觀點和經濟觀點兩大外緣因素，忽略從 思想史的內在發展著眼。余氏嘗試另闢蹊徑，把思想史視為有生命的、有傳統的，而此生命 與傳統並不全然仰賴外在刺激，準此，單純採用外緣解釋思想史將無法覷見其全貌。職是，
余氏試圖以思想史的內在發展切入，亦即所謂內在的理路（inner logic），循思想史的內在 發展看待不同時代思想之間的連繫。余英時的研究方式，頗受當今學者歡迎，廣泛運用於思 想史研究。不過，本文的研究方式恰好和余氏相反，採用外緣因素與思想的互動，重新看待 柳宗元思想。詳細的方法論問題，可見於下一小節，此處不再贅述。參看余英時：〈清代思 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頁 130-134。
108 參看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收入黃俊傑論譯：《史學方法論叢》（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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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O. Lovejoy，1873-1962）為首，「注重思想與思想關係」之「觀念史」研 究；110另一則是以布林頓（Crane Brinton，1896-1968）為代表，「強調思想與行 為關係」之「思想史」研究，前者採「內在研究法」，後者採「外在研究法」。111
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頁 243-301。又近年來黃進興考察史學觀點的移轉，拈出思想史 有不斷蛻變的跡象，從上個世紀以來，迄今已歷經「社會的轉向」、「語言的轉向」、「敘 O. Lovejoy「觀念史」概念提出與沒落之過程，是黃俊傑文章沒有觸及的。黃進興指出，Arthur O. Lovejoy 的「觀念史」存有兩個預設：其一為「概念」的恒常性；其二則是「概念」的連 續性。此置之於西方哲學發展來看，Arthur O. Lovejoy 的「單位觀念」具有濃厚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的色彩，此至 50 年代之後，逐漸被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家 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概念取代；而其所謂「概念的連續性」，亦遭逢 Michel Foucault
（1923-1984）的挑戰。可見 Arthur O. Lovejoy 視「單位觀念」為超越時空、恒常不變的研究 預設，過去早已有諸多學者提出異見。參看黃進興：〈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 英文詞彙 intellectual history 含意的演變，指出「思想史」有「由內在往外發展的軌跡」，
並以 Perry Miller 的《新英格蘭的心靈》一書將社會元素添入「思想史」，促成「思想史」
與「社會史」的互動，可謂「外在理路」（external approach）研究之先驅。參看黃進興：
〈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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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故不會輕易放過唐代這個從瓦礫之中，重新建立起的大一統帝國。112尤 其是安史之亂後，面臨秩序重建的中唐帝國，受到諸多學者注重，箇中緣由正是 在此。可惜的是，不論是採取「哲學史」視野，抑或是「思想史」進路，以柳宗 元思想為論述主軸的文章數目仍舊不多，也沒有指出子厚在中唐儒學轉變的關鍵 位置，由此見得，關於中唐儒學思想還有許多可以深入探討之空間。
概括上述，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文採思想史進路，重視柳宗元與時代環境、
現實制度等外部因素之互動關係；就學科領域而言，則嘗試結合文學、思想與歷 史等，並非侷限於單一面向，以此重新看待過去多半被視為文學家的柳宗元，其 思想在唐代有何承先啟後的特殊意義。爰此，底下依序說明本文研究範圍與章節 安排：
學界研究成果點出，中唐儒學思想變遷有兩個關鍵的線索可循：其一為新經 學研究，其二為古文運動。不過，此僅屬於表象層面，必須要追問致使這兩個線 索發生的緣由為何，準此〈第二章 中唐思想變化的三條線索──論儒學思想變 遷下的柳宗元〉，藉由天人關係、心性問題，以及古文運動，瞭解柳宗元怎麼理 解宇宙、心性，以及文的價值。這些議題不僅是中唐時人的共同話語，亦與時推 移，隨著時間繼續延伸、拓展，更開啓後來宋明儒學的新氣象。
其次，〈第三章 從「明經」到「尊經」：論柳宗元對儒學「經典」之認同〉
中，透過科舉明經科考試對唐代社會的影響，釐清啖助、趙匡、陸淳等人的新春 秋學派興起的原因。曾向陸淳問學的柳宗元，亦受此時代風氣影響，在新經學研 究扮演重要角色。新春秋學派以及子厚，對於「經典」的態度為何？他們又是以 什麼方式，詮釋傳統儒家典籍？和過去漢儒的章句訓詁有何關係？而柳宗元對於
「經典」的界定，和同時代的學者異同之處為何？其如何反省繁雜的注疏體例所 引起的弊病？子厚的學術理念與新《春秋》學派能否產生對話？
復次，柳宗元之所以看重儒家「經典」，根本因素端在其生長在具關隴集團 背景的河東柳氏，屬傳統士族名門。士族與庶民的區別要點，乃是家學、禮法教
112 唐長孺統計隋煬帝大業年間（605-617），全國戶數有近九百萬，人口數為四千六百餘萬。然 而，經過短短幾年，由於戰禍兵燹，唐初武德年間（618-626），天下戶數僅有兩百餘萬，
貞觀年間（627-649）則是三百萬戶，約一千兩百三十五萬人。從人口數的銳減，可以確實 看到唐代是從殘磚破瓦中慢慢重建起來的。參看唐長孺：〈第三篇 論唐代的變化〉，《魏 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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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涵養之深淺，這也是子厚不同於同時期士人的特殊面向。準此，本文以此為進 路，在〈第四章 崇禮？反禮？──柳宗元禮學意識之形成與省思〉，考察自小 受到家學薰陶的柳宗元，在唐代科舉制度以及禮學氛圍影響下，怎麼看待儒家十 分重視的禮書與禮制？需要瞭解的是，具士族背景的子厚，對禮以維繫世間秩序 的態度是支持的，但對於彼時一些古禮書所載、古儀節所傳的內容，卻是頗有意 見，甚至以嚴厲的語句質疑《左傳》、《國語》、《禮記》等書，視其中有諸多說法，
和聖人之意不合，當是後人偽作。其《非國語》一書，更是專門針對《國語》，
指出書中有哪些內容荒謬錯誤。不禁讓人心生疑惑：何以在唐代科舉籠罩之下，
子厚對禮書的態度竟是如此「不合時宜」？而具有士族背景的柳宗元，又是如何 詮釋文獻中涉及「禮」的記載？此外，對於生活中的「禮」之儀節、制度又是如 何看待？權衡「禮」遵行與否的標準在哪？這些問題皆值得我們深入剖析。
最後，除了研究儒家經典大義、思量禮儀精神以外，身為儒者最不可捨棄的 核心信念，當是如何具體實踐孔子「富而教之」113的想望。經世濟民的責任，在 孔子所處的「軸心突破」的春秋以來，此職責一向是落在自信「天命」在身、承 擔著傳「道」使命感的儒者肩上。114然而，國家選士制度從過去兩漢以來的鄉舉 里選，至隋代廢鄉官、改行科舉之後，士人的位置亦隨之變動。從劉秩「士不飾 行，人弱而愚」的批評，莫不顯示士人與百姓的距離似乎越來越遠，兩造之間的 鴻溝逐漸加深，但從劉秩之語看出士人業已認識到制度變動所引發的流弊，亦開 始有所反省。安史亂後，士人反省風氣更盛，職是之故，〈第五章 利安元元為 務：柳宗元與中唐士人的新動向〉一章，將以唐代士人亟欲安頓人民、教化百姓 的心情為中心，考察士人面對選制改變，如何檢討過去、看待當下、謀劃未來？
身為士人群體一份子的柳宗元，處在士風日益惡化的中唐，是以何種態度回應科 舉衍生出的弊端？並申述柳宗元在「利安元元為務」的教化信念之下，呼籲肩負 教化成俗職分的士人，應擔負其責任。這股亟欲安頓百姓、澤被萬民的積極心，
是子厚的終極關懷，亦是其儒者自覺意識的展現。
113 《論語‧子路》篇記載，孔子至衛國，冉有御車，孔子見衛國人口眾多而歎美之，冉有問：
「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應：「富之。」冉有繼續追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 子曉諭冉有，曰：「教之。」此其本文所謂「富而教之」。參見：魏‧何晏集解；宋‧邢昺 疏：〈子路〉，《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阮元重刊
「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應：「富之。」冉有繼續追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 子曉諭冉有，曰：「教之。」此其本文所謂「富而教之」。參見：魏‧何晏集解；宋‧邢昺 疏：〈子路〉，《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阮元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