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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從「明經」到「尊經」:論柳宗元對儒學「經典」之認同

第三節、 柳宗元的「經典」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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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地實踐聖人之道的,當屬新《春秋》學派的儒者,尤其是他十分敬重的陸淳,

以及交流密切的呂溫。職是之故,呂溫逝世之後,柳宗元在祭文中才會有「吾道 息矣」這麼沉重的話語,此處「道」的涵義,等同於出現在陸淳、呂溫文章中的 聖人之道、堯舜之道。也就是說,柳宗元欲和呂溫共同實踐新《春秋》學派經世 濟民之道,無奈呂溫過世,再也沒有人能夠和他切磋學問、砥礪德行,原本共同 編織的理想,卻碰上死生大事,對子厚滿是挫折的人生,又是一記沉痛的打擊。

以上分別從柳宗元自敘與交遊兩個面向,考察子厚與新《春秋》學派之淵源,

誠如前述,子厚不但拜陸淳為師,也和韓泰、凌準、呂溫等新《春秋》學派健將 密切往來,據此可推測柳宗元有受該學派影響的可能。284不過,影響的程度究竟 到哪裡?僅僅依憑人物交遊之外顯層面,恐怕無法完滿地回應。因此,我們有必 要更進一步,從思想層面釐清柳宗元和新《春秋》學派的關係。

第三節、柳宗元的「經典」認同

本小節試圖自柳宗元對「經典」的界定及認同,考察子厚的「尊經」理念的 具體內涵。首先,剖析子厚如何看待「經典」,特別是被朝廷定為「五經」之一 的《左傳》,其抱持何種眼光視之?與新《春秋》學派是否有關係?其次,從子 厚批評傳統士人視為解釋《春秋》的內、外《傳》,及其針對章句之學的批評兩 條線索,析論子厚「尊經」思維之下,對於經典如何詮釋的意見。藉由相關討論,

不僅能夠廓清柳宗元儒學思想中「尊經」面向的形成原因、具體內涵,亦可瞭解 子厚對於彼時學界和新《春秋》學派,有何繼承或取捨之處。

(一)何謂「經」?何謂「經典」?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對於「經」是這麼解釋的:

織之從絲為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 地之常經。285

284 David McMullen 便指出以啖助、趙匡、陸淳等人為首的學者,於安史亂後著重探討《春秋》

隱含的微言大義,並逐漸形成一股力量,David McMullen 更視柳宗元為該團體最為重要的年 輕成員,其重要性遠過韓泰、韓曄、凌準、呂溫等人。參見 David McMullen,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01-105.

285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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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本義原來和紡織用的絲線有關,這是基於紡織乃橫與縱交織的過程,故 東漢劉熙《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286, 此處所言「經,徑也」即是「經」之本義。段玉裁所言「謂之天地之常經」,其 中「經」的涵義成為一種不變的準則,乃後來引而申之的結果。而這種不變的準 則書諸冊籍,即成為所謂的「經典」。眾所皆知,儒家經典最初有「六經」,也就 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其中《樂經》由於遭受秦火之禍,

早已失傳。隨著時間推移,儒家經典數目陸續增加,不過,後儒仍習慣沿用「六 經」,以之作為儒家經典的代稱,著眼的顯然不再是實際數字,而是該詞彙儼然 成為儒者心中「經典」的符碼。這些書籍能夠成為「經典」,除了政治權力運作 以外,其內容應當有受到官方與士人一致推崇的理由。姜廣輝認為,「六經」能 夠作為「經典」,有幾點內在根據值得留意:首先是「價值取向的合宜性」、其次 是「文化本源的啟示性」、第三是「思想體系的開放性」、第四是「本文意義的演 繹性」,最末是「時代主題的超越性」。287姜氏扼要地指出大凡「經典」蘊含的共 同特質,有助我們瞭解先儒崇尚這些書籍之理由。柳宗元尊崇「六經」亦是如此,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曰:

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 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 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 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288

對子厚來說,「誠」為立身之基、行動之本,故曰「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 修身以外,子厚鼓勵學子廣泛閱讀名家著作,不過,讀書並非毫無章法,而是有 先後次序可循。子厚首先便直指「六經」,理當是認為「六經」具有可供汲取的 價值,包含在文中強調的「誠」。其次,為《論語》、《孟子》;復次則是《國語》、

《莊子》、屈騷;最末,乃為《穀梁傳》、《史記》。由此得見,於柳宗元的觀念裡,

「六經」以外,《論語》、《孟子》亦蘊含亙古不變的「經」的神聖屬性。質言之,

頁 650。

286 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釋典藝〉,《釋名疏證》(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頁 48。

287 參見姜廣輝:〈重新認識儒家經典──從世界經典現象看儒家經典的內在根據〉,收入於中 國哲學編輯部編:《經學今詮續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4-22。

288 唐‧柳宗元:〈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柳宗元集校注》,冊 7,卷 34,頁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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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六經和《論語》、《孟子》,剩餘羅列書目,雖有閱讀的必要,但因為這些書 並不具「經」的神聖屬性,故其內容「稍采取之」即可。

有意思的是,被柳宗元納入「經」的範圍之書目,卻不見被朝廷立為「五經」

之一的《左傳》。子厚特地將《春秋》和《左傳》徹底分開,讓《春秋》仍舊維 持「經」的崇高地位,而《左傳》則跌入凡間,成為可稍加參考,但毋需照單全 收的史冊。柳宗元的態度顯然和主流觀點迥異,他已不再視《左傳》為解釋《春 秋》經文最完滿的典籍。類似言論亦可見諸其頗為著名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曰: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 《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 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

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289

柳宗元自陳年少寫作專注於雕琢辭采,殊不知卻與「道」漸行漸遠,準此,他以 過往的經驗作為警惕,勉勵韋中立治學應當回歸儒家傳統經典,也就是《詩》、《書》、

《禮》、《易》、《春秋》,藉由閱讀聖賢著作,體認普遍的價值,追求所謂的「道」。

章士釗分析該文曰:

子厚〈與韋氏書〉,有論道術者,亦有論文章者。論道術以六藝為本,除 樂書失傳外,專就《易》、《書》、《詩》、《禮》、《春秋》,取道之原,不敢 他騖。至文章旁推交通,廣涉《穀梁》、《國語》、《離騷》、《太史》之各部 居,多列不為有餘,少列並非不取。290

章士釗認為子厚所開列的書目,應當區分為「論道術者」及「論文章者」,此說 十分有見的。值得留意的是,子厚建議韋中立多方涉獵的書目中,用以解釋《春 秋》的並非《左傳》,而是《穀梁傳》。柳宗元刻意忽略《左傳》、抬高《穀梁傳》

的地位,這股尊崇《春秋》經典、同等看待三傳價值的學術思維,不禁讓我們聯 想到擁有相似理念的新《春秋》學派。關於這點,章士釗亦有敏銳察覺,章氏觀

289 唐‧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宗元集校注》,冊 7,卷 34,頁 2178。

290 章士釗:《柳文指要》,冊下,卷 34,頁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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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何以〈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獨列《國語》,卻不列當時更被看重的《左傳》,

遂推斷曰:「子厚《春秋》之學,源於陸淳,淳又源於啖助,啖、陸兩家,皆於

《左》、《國》文體之不同,窺察敏銳,際恆曾提及此。」291章氏引述清儒姚際恆 之見,指出子厚乃是繼承新《春秋》學派理念,認定《國語》、《左傳》文體有異,

在列舉有助文章寫作之書目時,方才不述及《左傳》。章士釗與筆者的著眼角度 很明顯地不同,但藉由不同的觀察進路,所獲得的結果則趨於一致,皆看到柳宗 元受到新《春秋》學派影響之痕跡。

總地來說,藉由柳宗元的〈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兩篇文章,可以發現子厚的「經典」認同傾向是:傳統「六經」以外,《論語》、

《孟子》亦包含亙古不變的「經」的神聖屬性,能從中探得「孔子之道」。除了 這幾部書,子厚文中羅列的其餘書目,雖有閱讀的必要,但因為這些書並不具「經」

的神聖屬性,故「稍采取之」即可。子厚之所以刻意不提《左傳》、抬高《穀梁 傳》的地位,此種思維乃是承繼新《春秋》學派的啖助、趙匡、陸淳等人,所提 出的尊崇經典、同等看待三傳價值之理念。

(二)「尊經」的具體行動

1.尊《春秋》經、貶內外《傳》

嚴謹地說,欲考察柳宗元的尊崇經典之思想,不可僅指出此思維受到新《春 秋》學派的影響即止,勢必得提出更多證據,尤其是子厚有哪些具體行動是在這 股「尊經」意識下展開。我們不妨依循新《春秋》學派對傳注的反省為進路,藉 由子厚針對《春秋》的相關傳注,亦即《左傳》、《國語》內容所發的議論,觀察 他如何實踐其訴求回歸經典原意、不以傳疏為依歸之「尊經」意識。首先,有關 柳宗元對《左傳》的批評,可見其〈六逆論〉曾對《左傳》部分記載提出強烈的 不滿得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 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

291 章士釗:《柳文指要》,冊下,卷 34,頁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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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也,何必曰亂?292

針對《左傳》的「六逆」之說,柳宗元以用人唯才的角度切入,舉例說明親近者 何以不足與其重任、舊有部下何以不足依靠,甚至直言「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 言殆可以廢矣」,293其立場可說是甚為堅決。再如〈斷刑論下〉曰:

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 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294

根據韓醇詁訓,子厚此處指責的對象,可能是《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記載大夫 聲子之語,295聲子以為: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 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