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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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子厚，提出什麼具體主張以緩解衝突？這些都是十分值得我們深思的議題。
第二節、研究回顧
誠如前述，本文關懷面向，乃是中唐時期的柳宗元，如何以儒者身分，提出 具體意見，回應時代難題，尤其是施行科舉制以來，所導致的種種弊端。不過，
涉及研究視野和立論基礎的部分，前面僅是略提，原因在於需要藉助前輩學者的 研究成果，論述才能臻至完善。故在此與柳宗元時代、思想相關研究，一同並列 論述。為避免蕪雜，依據論題重心，區分為三大項：
一、就中唐思想變遷而言：藉由唐代思想變遷的相關討論，有助我們從宏觀 的視野，瞭解柳宗元身處的時代，在思想史上有何特殊意義。
二、就制度層次而言：科舉制度以前的選舉制度為何？與科舉制度的差異之 處？隋唐以後，國家如何透過具體的考試制度，掌控士人群體？科舉制度，在唐 代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安史之亂以後，制度之下的士人，有何新的動向？
三、就研究對象而言：學界對於柳宗元的研究不少，涉及文學、宗教、政治 皆有之，成果可說是十分豐碩。但就本文側重的儒學思想層面，當前學界較少直 接觸及，藉由回顧學界研究成果，有助我們瞭解當前柳宗元研究的概況，亦能看 出有待增補之處。
以上扼要交待本節內容，本文亦是環繞著這三大主軸，與前輩學者互動、對 話與思辨。
（一）中唐思想變遷的兩種解釋方式
日本中國史研究學者內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針對唐宋之際 的歷史，提出一套新的解釋模式，28其著眼點在於一般人習慣並稱唐宋，似乎潛
史論文選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冊 3，頁 769-782。
28 內藤湖南指出：「唐宋時期一詞雖然成了一般用語，但如果歷史特別是文化史的觀點考察，
這個詞其實並沒有甚麼意義。因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
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期間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過渡期。」此即為著名的「唐宋變革」
說之由來。參見（日）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於劉俊文主編，黃約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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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定兩個朝代性質接近，據此，內藤湖南指出，唐與宋兩個朝代，文化性質有 明顯地區別，若依據西方學界的分期，則唐代屬中世的結束，宋代乃為近世的開 端。後人常說的「唐宋變革」，莫不追溯自內藤湖南，視之為開啟新的歷史敘述 模式者。29我們知道，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等京都學派學者，劃分唐為中世、宋 為近世，自有當時盛行比附歐洲歷史分期的時空脈絡可循，此亦是宮崎市定所承 認的。30再者，正如宮崎市定所說，把歐洲此特殊地域的歷史發展模型，原封不 動照搬到歐洲以外的其他地方，是有一定危險的。31準此，歷來研究者分別從不 同角度，反覆檢驗「唐宋變革」說的有效性，就思想層面研究來看，有關唐宋思 想轉變，學界已累積豐富的研究成果，筆者不擬繼續探討該議題，之所以提及此 說，主要是基於檢討中唐思想變遷時，不管是同意或反對，皆無法忽略該說。
和日本學者一樣，西方漢學家 Peter K. Bol 亦是站在外國學者的立場看待中 國歷史，其《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一書指出：以安史之亂為界線，唐前期的 文人相信，文化傳統能夠為國家秩序提供典範，然而，這種想法至中唐因為唐帝 國的潰敗開始鬆動，現實秩序瓦解連帶造成人們固有價值觀的崩毀，迫使文士
（literary intellectuals）改覓其他出路，重建新的價值觀，藉此挽救作為上古形式 傳統（formal traditions）的「斯文」，維持形式文化的延續性，32亦挽救這破碎的 時代。很明顯可以看出，相較於宮崎市定，Peter K. Bol 更關心其稱作精英分子的
「士」，置身變動的環境，對價值觀的思考產生哪些變化及哪些作為。Peter K. Bol 強調這段從安史亂後的中唐展開的思想轉型，過程十分漫長，人們經過長時間追 尋持續到北宋，終至宋代晚期，人們轉而相信心（mind）的力量，普遍認同真正 的價值是內在的理（principles），不再是過去的傳統。33簡而言之，755 年的安史 之亂，不僅導致國家秩序危機，亦和文化、文章的危機環環相扣。現實環境的變
《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頁 10。
29 必須要說明的是，內藤湖南的文章沒有提到「唐宋變革」，此說法乃是其學生宮崎市定
（1901-1995）延續師說，大加提倡，方陸續被學者熟知、接受。參見柳立言：〈何謂「唐 宋變革」？〉，《宋代的家庭和法律》，頁 7。
30 宮崎市定在〈東洋的近世〉有詳細說明，參看（日）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收入於劉 俊文主編，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頁 153-241。
31 參見（日）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頁 153。無獨有偶，不只是宮崎市定如此認知，當代 學者張國剛亦指出，唐宋之際的確發生重大變化，但這在中國前近代時期，當屬完整歷史階 段之內的變化，「完全無法套用基佐《歐洲文明史》中所展現的中世紀到近世的革命性轉變」，
可見中外學者是有共識的。參看張國剛：〈附錄：論「唐宋變革」與中國歷史分期〉，《唐 代家庭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353。
32 參看（美）Peter K. Bol：〈第一章 導言〉，《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頁 3。
33 參看（美）Peter K. Bol：〈第一章 導言〉，《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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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試圖就心性、內在修養層次，針對佛、道提出挑戰，要到中唐時的韓愈、李 翱。同時期其他儒者，如柳宗元、呂溫、劉禹錫等人，仍大體遵循儒家傳統，注 重的是有關國家民生之問題。41
不同於 Peter K. Bol 和陳弱水的觀察視角，日本學者副島一郎（1964-）選擇 從六朝以來門第士族的標誌──「禮樂」著手，尤其是禮學，考察原本深諳「禮 樂」傳統、藉此仕進的士人，焦點何以在唐代產生位移，逐漸移轉到「仁義」。 副島一郎細心地考察唐代頻繁改動古禮的現象，諸如：增改喪服、42削除舊禮等，
43透露六朝喪服學，在唐代有衰退的跡象。副島一郎進一步指出，六朝喪服學之 所以衰退，有兩大主因，其一是皇權的強化使得君臣間的差距擴大，其二是國家 以科舉制度取士。本為象徵士與庶之間，身分有所區別的禮，由於國家制度改變、
入仕額度擴大、選擇管道多元，使得禮學不再是為士的必要條件。職是之故，傳 統古禮內容過於繁瑣，讓人難以適從，既無助仕宦之途，又無法全然切合日常生 活，逐漸不受重視，甚至受文人指謫。44此外，副島一郎還指出，唐代稅制從過 去的均田制改為兩稅法，切斷人與土地的鏈結，間接割裂人與天的牽連，促使中 唐以後，產生像杜佑、柳宗元、劉禹錫等否定傳統天人相應的思想。副島一郎認 為，此舉導致過去人們想像禮樂乃取則於天地秩序、世界秩序原理的思維受到嚴 重挑戰，迫使士人得重新尋找一個替代禮樂的原理，新的原理乃為「道德」，即 其所謂「仁義」。45如此看來，唐代士人思想從「禮樂」到「仁義」的轉折點，
當落在安史亂後，秩序紊亂、變動劇烈的中唐社會。
41 參看陳弱水：〈中古傳統的變異與裂解──論中唐思想變化的兩條線索〉，《唐代文士與中 國思想的轉型》，頁 89-96。
42 副島一郎在文中舉的例子如：嫂叔之間，本無服喪之必要，改為服小功五個月。參見（日）
副島一郎：〈從「禮樂」到「仁義」──中唐儒學的演變及其背景〉，收入於（日）副島一 郎著，王宜瑗譯：《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83。
43 例如文中指出，作為皇室喪禮的「國恤」遭到削除，和喪服的增改並列來看，一增一減可視 為兩條路線。參見（日）副島一郎：〈從「禮樂」到「仁義」──中唐儒學的演變及其背景〉，
收入於（日）副島一郎著，王宜瑗譯：《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頁 85。
44 見副島一郎文章引李華〈質文論〉中，針對禮儀難守所提出的批評。唯副島一郎單據〈質文 論〉，即認定李華的禮學觀為「反對死守古禮、拘泥不化，認為應簡化古禮以適於經世致用」
一語，恐怕推論過快，應當另引李華其他篇章佐證，方能辨析李華的禮學觀究竟為何。參見
（日）副島一郎：〈從「禮樂」到「仁義」──中唐儒學的演變及其背景〉，收入（日）副 島一郎著，王宜瑗譯：《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頁 93。
45 參看（日）副島一郎：〈從「禮樂」到「仁義」──中唐儒學的演變及其背景〉，收入於（日）
副島一郎著，王宜瑗譯：《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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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節度使尾大不掉等情況，歸諸安史之亂所導致的後果，參見：（英）Denis Twitchett
（1925-2006）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西方漢學研究課題組譯：《劍橋中國隋唐 史（589-90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521-535。其二，西方漢學 家 Paul J. Smith 視宋、元、明為清朝以前的一個過渡時期，其前提便肯認唐宋之間已有重大 的變化，進而繼續拓展其論述。參看 Paul J. Smith 著；張禕、梁建國、羅禕楠譯：〈宋、元、
明的過渡問題〉，收入於伊沛霞、姚平、單國鉞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中古史卷》
（上海：上海古籍，2012 年），頁 247-285。至於何以如此，筆者尚無定論，僅提出此現象，
供讀者參考。 社，2003 年），頁 100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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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有利於此思想轉折的結構因素，實難想像一場政治事件竟能發揮如此巨大的影 響」，49並指出主張以安史之亂為思想變遷分水嶺的學者，顯然忽略中唐文學或 思想運動的若干因子，已濫觴於開元前後。換句話說，安史亂後，中唐士人有感 於戰亂致使唐帝國崩潰，不斷省思問題的根源，轉而關注道德問題，衍生出「文 與道」、「仁義道德」、「天人思想轉折」等新議題。王德權認為，這股士風與思想 的轉變，並非是以安史之亂為起點，因為中唐面臨整體政治社會秩序的危機，在
種有利於此思想轉折的結構因素，實難想像一場政治事件竟能發揮如此巨大的影 響」，49並指出主張以安史之亂為思想變遷分水嶺的學者，顯然忽略中唐文學或 思想運動的若干因子，已濫觴於開元前後。換句話說，安史亂後，中唐士人有感 於戰亂致使唐帝國崩潰，不斷省思問題的根源，轉而關注道德問題，衍生出「文 與道」、「仁義道德」、「天人思想轉折」等新議題。王德權認為，這股士風與思想 的轉變，並非是以安史之亂為起點，因為中唐面臨整體政治社會秩序的危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