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利安元元為務：柳宗元與中唐士人的新動向
第一節、 科舉考試與士人風氣的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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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舉子遠離出生的鄉里，聚集於京畿的結果，卻引發許多問題。本章欲 探討的，即是在科舉制度影響下的士人，面對制度衍生的弊端，403有何具體回應。
首先，考察唐人如何反省科舉制，以及制度所衍生的弊病，尤其是檢討士人風氣 的敗壞與制度的關聯性；其次，有鑒於士風敗壞、吏治紊亂，以及安史戰亂等諸 多困境，中唐士人力圖重振國家秩序，產生兩股新的動向：一是重視修身、探究 性命之學；二是強調教化、主張化人成俗。最後，柳宗元在「利安元元為務」的 教化信念之下，呼籲肩負教化成俗職分的士人，應擔負其責任。這股亟欲安頓百 姓、澤被萬民的積極態度，是子厚的終極關懷，亦是其儒者自覺意識的展現。
第一節、科舉考試與士人風氣的敗壞
（一）選制與士風的關係
1.安史亂前士人的檢討
唐人反省選制缺失的例子，在史籍中俯拾皆是。例如高宗朝，黃門侍郎劉祥 道曾針對選舉之弊，有感而發，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 千四百人，是傷多；不簡雜色人即注官，是傷濫。」404又言：「古之選者，為官 擇人，不聞擇人多而官員少。今之選者亦擇人，但擇之無準約。官員有數，入流 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豈得不賸。」405劉祥道顯然預見彼時廣開利祿 之途，未來勢必將面對官少員多的窘境，因此從制度設計層面切入，闡述選制之 失。再如開元八年（720）國子司業李元璀上奏曰：
403 王德權指出，隋文帝廢鄉關、行科舉，造成重大的影響：首先，全國人事任命權掌於吏部之 手，導致銓選人數遽增，未能甄別才、行的案例屢見不鮮。隨著入流人數愈多，吏部銓選逐 漸淪為「計階配品」的文書與胥吏行政，顯然失去活力。其次，唐前期競宦的情況日益嚴重，
人們為了獲得一官半職，行賄賂之舉在所難免。總而言之，隋廢鄉官以後，一命以上之士的 人事權皆歸吏部掌管，失去了過去察舉制度下設置、作為緩衝的鄉官，在此制度之下，士人 為了爭奪有限的仕宦名額，遂行許多非法之事。因此，廢鄉官、行科舉成為唐代士風敗壞的 制度背景。參見王德權：〈修身與理物──中唐士人自省之風的兩個面向〉，《臺灣師大歷 史學報》第 35 期（2006 年 6 月），頁 12-13。
404 唐‧杜佑：〈選舉五：雜議論中〉，《通典》，見「高宗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 弊，陳奏」條，冊 1，卷 17，頁 403。
405 唐‧杜佑：〈選舉五：雜議論中〉，《通典》，見「高宗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 弊，陳奏」條，冊 1，卷 17，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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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生徒教 業，必事資經遠，則斯文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 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 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 可因循。其學生望請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 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 經》該備。406
李元璀以為，《周禮》、《儀禮》、《公羊》、《穀梁》等書乏人問津的緣由，在於彼 時舉子為求早日及第，抱持著投機的心態，多半選擇文句較少的《禮記》應考，
摒棄其他典籍不顧。李元璀的議論，無庸置疑是站在檢討選制缺失立場而發。
相較劉祥道、李元璀的觀點，有些唐人不單只是檢討選制缺失，還會進一步 反省士人風氣的敗壞，並且把兩者繫在一起，成為因果關係。武后朝，薛登
（641-719）上〈論選舉疏〉，曰：
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 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 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以定其高 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 人之厚顏。……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
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揚，則驅馳府寺 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 恩。407
薛登比較不同的選制指出：在唐代以前，若欲取得「士」的身分，首要就是在鄉 里得到好的名聲，好名聲的來源自然便是個人的操守、處事、舉止合宜，之後才 會考量人的文才高低。唯有德行良善，方有機會獲得地方長官的推薦，得以踏上 仕途。反觀唐代立國以來，選士採行科舉，不再是過去兩漢以來的察舉，入仕標 準亦從過去的德行為主，轉變為智力取勝。加上取士額少、競宦者眾，舉子為求 得稀少的官位，關說、請託之行徑在所難免，此不僅導致士風敗壞，國家所得之
406 參見宋‧王溥：〈貢舉上〉，《唐會要校證》，見「帖經條例」條，冊下，卷 75，頁 1180。
407 唐‧薛登：〈論選舉疏〉，收入於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冊 3，卷 281，頁 1695-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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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常常名不符實。
若我們將一切都歸咎於唐人生性貪婪，為求仕宦不計一切代價云云，恐怕只 會流於膚淺的描述，畢竟汲汲營營、謀求私利者在各個時代不乏案例。換句話說，
造成士風敗壞理當具有的深層理由，此理由應當從唐人實際生活感受中探求。劉 秩（生卒年不詳）從制度層次分析士風不良的言論，值得我們深思：
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 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408
土著意指人民與土地關係緊密，不隨意遷徙，在科舉以前的察舉徵辟制度、九品 官人法下，讀書人若想要入朝廷任職，修飾己身德行，以符合賢良、孝廉標準是 必要的。409誠如前述，隋唐採行科舉之後，讀書人不需鄉里推薦，亦有入仕機會，
接踵而來的弊端，便是放縱無紀者，憑著才智聰敏通過考試，即可取得入仕資格，
故有「士不飾行」之情事。當進德修業不再是入仕唯一選項，諸多背棄道德、貪 贓枉法之思，在幽微之中化為實際行動。
劉秩所奏在玄宗開元中期，可見在戰亂發生前，即有唐人從制度結構層面反 省造成士風腐敗的根源。不久之後，士人所擔憂之事終究還是發生，黔首黎民再 也不能忍受唐帝國與士人官吏的統治方式，遂爆發以安祿山（703-757）、史思明
（703-761）為首的安史之亂，幾乎要摧毀整個唐帝國。綜上所述，我們從中唐 以前士人的上奏，覷見科舉衍生的弊病，瞭解他們內心的不滿。這群置身制度之 中、感受最為深刻的士人，始終有著山雨欲來的擔憂。他們反省現行制度的缺失，
思量如何因應、改善。士人提出的意見及解決方案或有差異，但他們的論述無不 反映安史亂前的士人，對於科舉制能否貫徹選賢任能的核心理念，已經開始懷疑，
我們可在這之中察覺思想鬆動的跡象。
2.安史亂後士人的省思
408 唐‧杜佑：〈選舉五：選舉雜議中〉，《通典》，見「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條，冊 1，卷 17，頁 417。
409 閻步克指出，西漢初期「賢良對策」和「孝廉察舉」的出現，之所以殊異於先秦的官吏舉薦 知法，在於設科名目上，充分展現儒家為政以德、教民以德的思想，在制度上體現選官「以 德取人」的原則。參看閻步克：〈第一章 儒生、文吏與「四科」〉，《察舉制度變遷史稿》
（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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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經歷安史之亂的士人，回顧唐帝國挫敗的原因，將士風敗壞的矛頭指向 選制缺失者比比皆是。肅宗上元元年（760），劉嶢上疏曰：
國家以禮部為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藝，不務 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 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 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捨其本而循其末。
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卉木之閒，極筆於 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410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主掌科舉的官員從吏部考功員外郎改為禮部侍郎，411 科舉主事者品級的提升，意味著朝廷對考試更加重視。職是之故，在進士科地位 日益崇高的唐代社會，舉子有能力寫出一篇好的文章，要比個人進德修業更加容 易受人景仰。處在如此的時風，劉嶢有感於唐人屢犯修文才不修己身的毛病，遂 以為寫作文章有礙德行培養，極端地認為人的「文」與「德」難以同時增長，一 旦把心力投諸文才，其操守容易被忽略。平心而論，劉嶢的意見不僅偏頗，亦不 合時宜，但他的一番話，讓我們得見科考影響士風之深遠。
安史之亂平定不久，楊綰（？-777）於寶應二年（763）六月旋即上奏，
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
孝廉。勑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 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 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412
楊綰在安史亂後請求恢復科舉以前的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他應當是敏銳察
410 唐‧杜佑：〈選舉五：選舉雜議中〉，《通典》，見「上元元年，劉嶢上疏曰」條，冊 1，
卷 17，頁 406-407
411 宋‧王讜；周勛初校證：〈補遺〉，《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冊下，
卷 8，頁 713。
412 唐‧杜佑：〈選舉三：歷代制下〉，《通典》，見「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條，
冊 1，卷 15，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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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安祿山、史思明能夠在短時間內造成「四海震蕩」、「十年不復」的地步，413幾 乎要擊垮唐帝國，這種驚人的號召力，極大程度來自選制弊病產生腐敗的官僚，
致使民不聊生。士人在這場災禍難辭其咎。代宗同意楊綰所請，勑旨並停明經、
進士、道舉，然不久又恢復科舉。隨後，賈至（？-772）在〈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進士、道舉，然不久又恢復科舉。隨後，賈至（？-772）在〈議楊綰條奏貢舉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