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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理想的儒者

置身佛、道二教占盡鋒頭的唐代,柳宗元的儒學思想,在當代哲學史/思想 史敘述之下,經常是缺席不見的。學界論及唐代儒學,多半僅至韓愈、李翱即止。

然而,韓愈、李翱是否能夠完全代表唐代儒學?顯然值得我們再商榷。近年來,

學界逐漸注意柳宗元在中唐儒學的重要位置,陳弱水便指出,韓愈、李翱的思想 確實與北宋儒學運動的基本方向有許多近似之處,但他們只能算是中唐儒家的一 個支脈,並非整體面貌。換句話說,在探究唐宋之際思想變遷的時候,若只將焦 點放在韓愈、李翱身上,恐怕會忽略中唐儒家思潮與宋學興起的其他可能關聯,

也會影響我們對宋代儒學起源的認識。508

本論文以柳宗元為焦點,著重於闡述其儒學思想,探討子厚置身中唐環境、

思想變遷下,提出哪些具體意見,付出什麼實際行動,回應時代難題。生逢安史 亂後,國家、社會、秩序、思想、制度面臨亟需重新整頓的窘況,柳宗元沒有選 擇遁入佛家、道家的世界,而是堅持儒者的信念,叩問傳統經典、重新詮釋禮書、

強調士之職分,這是其思想的特殊面向,亦是一種理想的儒者形象。藉由此一個 案的考察,掌握唐代士人的處境,有助我們瞭解中唐儒學思想的特質。

除緒論和結論,正文內容概分為四章。第二章考察中唐思想變遷情況,以定 位柳宗元的位置。大體而言,中唐思想有三條線索可循:一、天人關係的爭辯;

二、心性議題的探究;三、古文運動的發展。有意思的是,不論是天人關係,還 是心性之學,抑或是古文運動,這三項唐人關注的議題,皆可見諸柳宗元及其周 遭友人的文章,柳宗元在這之中,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第三章試圖由科舉制度的明經科出發,討論置身選制底下的士人,如何看待 自身所習以及周遭學風之變遷,乃至經典詮釋的意見。唐代明經科考採用孔穎達 等人編纂的《五經正義》為考科,引發許多問題,於焉產生檢討選制及章句之學 的風氣。以啖助、趙匡、陸淳為首的「新《春秋》學派」,便針對地位崇高的《左 傳》展開批評。新《春秋》學派針對《左傳》的作者問題、形式架構、經典地位 等等,提出許多有意義的見解,其「尊經」的理念,深深地感染柳宗元等中唐士

508 參見陳弱水:〈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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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靈,讓他們重新省思何謂「經典」、「經典」如何詮釋等議題。

第四章以柳宗元的家學背景為核心,探討柳宗元禮學意識的兩個面向:其一 是對「禮」的認識,此屬禮學意識之形成;其二是對禮書與禮制的批評,此乃禮 學之反省。從柳氏家族成員諸多知禮、習禮、守禮的例子,可覷見柳宗元禮學意 識的形成。此外,從子厚的文章時常援引禮書、禮制,看到他頗為重視禮書與儀 節,更有甚者,還可發現子厚實際主持祭禮的實例。我們可以說,柳宗元的思想 之中,顯然具有尊崇禮儀的面向。然而,柳宗元對禮書和生活中的禮制,亦提出 許多批評和反省。他屢次質疑禮書、重探禮儀舉行目的,種種看似「反禮」的舉 措,根本原因在於,他重視的是儀節背後的禮之精神,以及如何滿足百姓需求。

這種以注重生民、安頓百姓為務,可說是柳宗元的核心價值,因此,他能夠毫不 留情地批判經典及禮書的記載,同時也思量禮制的現實意義,於反覆辯證的過程 中,賦予古禮新的詮釋方式。

第五章討論科舉制度影響下的士人,面對制度衍生的弊端,有何具體回應。

柳宗元雖然來自傳統士族大家,但他不認為廢除科考就是最好的方式,一方面是 因為不論換哪種考試方式,結果仍舊是士人占據優勢;另一方面則是他肯定文的 價值。面臨制度衍生的弊端,中唐士人群體開展出兩股新的動向,其一是修身,

其二是教化。在古文運動先驅者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的身上,我們可以見到 中唐士人重視修身及性命之學的一面。另一群士人如劉禹錫、柳宗元,他們關注 的焦點並非抽象的性命之學,而是具體的教化成俗。「急生人」、「化人及物」、「輔 時及物」、「及乎物」等話,反覆出現在柳宗元的作品,我們可以視之為儒者自覺 意識的展現,這股意識乃奠基於其重視百姓的「民本」思維。亦儒亦士的柳宗元,

體認士是確保國家能夠順利運作的關鍵,他呼籲士人應承擔教化百姓的責任。

柳宗元的確對佛、道義理深感興趣、與僧道交遊往來密切,然而,根據本文 的考察,他並沒有因為和僧人交往便捨棄倫理觀念,其恪守的依舊是儒家傳統價 值。柳宗元的身上,展現出理想儒者的特質:尊崇經典、重視禮儀、務求教化,

其終極關懷始終是如何安頓百姓、澤被萬民。即使遭受歲月和境遇無情的打擊,

柳宗元內心這股儒者情懷,依舊是持續燃燒,從未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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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目

一、中文著作

(一)古籍與注本(依年代排列)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周禮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儀禮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出版社,

1993 年)。

漢‧班固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

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

唐‧吳兢:《貞觀政要》(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唐‧獨孤及撰;劉鵬、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 年)。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

唐‧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4 年)。

唐‧柳宗元:《五百家註柳先生文集》,收入於《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

唐‧柳宗元:《五百家註柳先生集》收入於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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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柳宗元:《柳宗元集》(臺北:頂淵文化出版,2002 年)。

唐‧柳宗元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唐‧劉禹錫撰;《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唐‧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後晉‧劉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2000 年)。

宋‧王溥撰;牛繼清校證:《唐會要校證》(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年)。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

2009 年)。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

1998 年)。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收入於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阮 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

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北京大學哲學系注:《荀子新注》(臺北:里仁書局,1983 年)。

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岳純之點校:《唐律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 年)。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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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論著(依姓氏筆畫排列)

方介:《韓柳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

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王佺:《唐代干謁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王基倫:《唐宋古文論集》(臺北:里仁書局,2001 年)。

王基倫:《韓柳古文新論》(臺北:里仁書局,1996 年)。

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 年)。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 年)。

王德權:《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臺北:政大出版社,2012 年)。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8 年)。

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

朱剛:《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

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臺北:大安,1990 年)。

何懷宏:《選舉社會:秦漢至晚清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 年)。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

吳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吳錚強:《科舉理學化:均田制崩潰以來的君民整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吳錚強:《科舉理學化:均田制崩潰以來的君民整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