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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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宗大曆八年癸丑（773）生，青年時代大 部分時間在長安或附近地區活動。德宗貞元九年癸酉（793）二月登進士第，年 僅二十一歲。永貞元年乙酉（805）九月，因參與王叔文黨，坐貶邵州刺史，十 一月再貶為永州司馬，時年三十三歲。憲宗元和九年甲午（814）十二月，詔追 叔文黨人赴都，柳宗元以為重新受朝廷起用，然而隔年三月再貶為柳州刺史。元 和十四年己亥（819）十一月卒於柳州，享年四十七歲。1這段四十餘年的生命歷 程，柳宗元把握時間書寫、思考與行動，沒有絲毫浪費，其詩與韋應物（737-791）
並稱「韋柳」，其文則常和韓愈（退之，768-824）、劉禹錫（夢得，772-842）相 提並論，更被後世列入「唐宋八大家」。2此外，柳宗元亦是一名思想家，其所議 論的天人關係、國家摶成、聖人形象、名實問題等，3時至今日對於讀者仍頗有 啟發。然而，在傳統哲學史／思想史書寫之下，柳宗元與唐代思想常是缺席的，
依循傳統哲學史／思想史論述脈絡，容易會讓人產生疑惑：唐代思想除了中國化 佛學，以及韓愈「道統說」、李翱（習之，774-836）〈復性書〉之外，儒學思想 有何值得討論的？4再者，柳宗元身處的中唐社會，有何特殊意義？最後，子厚
1 生卒年考訂，參見羅聯添：〈拾参、柳子厚年譜〉，《唐代四家詩文論集》（臺北：學海出版 社，1996 年），頁 287-340。以及陳弱水：《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南京：江蘇教育出 版社，2010 年）。
2 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收入於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集部 322，總集類，冊 1383。
3 柳宗元論天人關係可見諸：唐‧柳宗元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天說〉，《柳宗元集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冊 4，卷 16，頁 1089-1090。論國家摶成見氏著〈封建論〉，
同書冊 1，卷 3，頁 185-189。另外，有關聖人形象，參見〈觀八駒圖說〉，冊 4，卷 16，
頁 1154-1155。至於名實問題，參看〈永州鐵爐步志〉，冊 6，卷 28，頁 1873。又，本論文 所徵引柳宗元相關著作，主要依據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本，並對照古籍刻本，若有重新標點、
更動字句之情況，將在註腳另外補充說明。古籍刻本參看：唐‧柳宗元：《五百家註柳先生 集》收入於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集部 16，別集類，冊 1077，頁 1-322。
4 錢穆曾說：「……唐代的政教、文章、師道，都不能超脫南北朝習氣，都不能卓然有所建樹。
說到儒統下的理論思想方面，更不足道，大體都視北朝有遜色。韓愈只是氣魄大，若論思想 造詣，也無可言。李翱繼之，〈復性書〉三篇揉合釋、儒，遂為唐儒思想上有數的大文章。
至於呂溫、劉禹錫之類，都是卑不足道。因此我們說唐代學術思想，仍只有以佛學為代表。」
從現今的學術研究概況來看，錢穆所言恐怕失之偏頗。參見錢穆：〈縱論南北朝隋唐的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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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7早已提出類似看法，內藤湖南弟子宮崎市定（1901-1995）等京都學派更 將師說敷衍為「唐宋變革」（Tang Sung Transition）之歷史解釋模式。誠如內藤湖 南自己的文章標題，這種概括性質的論述，後來有不少學者針對其說提出許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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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制度變動下的唐人，其思想是否有殊異以往之處。
必須說明的是，筆者並不是說科舉制是造成思想變遷的單一要素，就邏輯推 論而言，致使唐人乃至唐宋之際思想變遷實有諸多層次可議，科舉制僅是其中一 項原因，不過，在「士若不仕，則無以為士」的唐代，11不論是當朝執政抑或是 在野求進，科舉始終縈繞於讀書人心中，無法輕易拋去。唐朝國祚綿延近三百年，
士人處世亦隨之推移，錢穆檢討唐代朝廷官吏與士人，在盛世之中如何腐化，曾 提及：
唐代的租庸調制和府兵制，結束了古代的社會。其政府組織和科舉制，則 開創了後代的政府。但後兩者亦各有其流弊與缺點。12
錢穆具體地從不同面向，指出兩稅法的開始、府兵制的結束，象徵古代社會走向 尾聲，而科舉制及朝廷組織的擴大，則開啓往後新時代。錢穆所言，可見其中思 想劇烈轉變的契機，落在帝國勢力從盛轉衰的中唐，同時也彰顯科舉制之重要性。
無獨有偶，陳寅恪（1890-1969）〈論韓愈〉一文結尾處，亦觸及中唐社會的特殊 意義：
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 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
的屬性有顯著差異，參看（美）Peter K. Bol：〈第二章 士的轉型〉，《斯文：唐宋思想的 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5-81。王德權則是從「鄉里─朝廷」的角 度，觀察魏晉迄唐所謂「士人」與「官僚」的關係。王氏指出，魏晉以降在中正評品的鄉論 機制下，「士人」身上烙印著「鄉里」的印記，故當時是「官─士」二軌的背景。要到北朝 後期，隨著朝廷積極介入鄉里人事，以及士人逐漸「貴族化」，才開始朝向「官＝士」。至 唐代貞觀朝重構官僚制秩序，確立「官＝士」的政治結構，官僚與士人在此畫上等號。參見：
王德權：〈士人、鄉里與國家──古代中國國家型態下士人性質的思考〉，《為士之道──
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臺北：政大出版社，2012 年），頁 57-59。兩位學者分別從社會屬 性、政治身分等面向，界定何謂唐代的「士」、「士人」或「士大夫」，雖然取徑並不相同，
但無不反映唐代的「士人」與「官僚」關係緊密。
11 日本學者谷川道雄首先提出「士若不仕，則無以為士」之說，亦即唐初以來的士人若不藉由 仕宦，則無法保持其士人的地位。王德權曾接續此谷川氏之說，並進一步探討在「士不成士」
的現象出現後，柳宗元等士人如何展開其批判。兩位學者之說有助我們瞭解唐人士人的處境，
參見王德權：〈「士人」合理性的重構──以柳宗元的政治社會批判為例〉，《國立政治大 學歷史學報》第 22 期（2004 年 11 月），頁 75-76。
12 錢穆：〈第五編 第二十六章 盛運中之衰象（下）〉，《國史大綱（修訂本）》（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上冊，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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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啓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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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之說有濃厚的「唐宋變革」意味，其視韓愈為唐宋之際思想變遷的轉捩點，
是否恰當，還有商榷的餘地。值得注意的是，陳寅恪將唐代歷史劃分前後兩期，
並以韓愈所處的中唐作為斷點，突顯中唐社會、文化、學術異於過去的特殊意義。
最主要的原因得歸咎於安史亂後，士人親眼目睹強盛的唐帝國，竟被掀得天翻地 覆，檢討的聲音於焉高漲。
其次，唐人回顧安史之亂帶來的挫敗，有許多面向可議，諸如：藩鎮未靖、
外患頻仍、宦官跋扈、制度問題等。無論理由為何，可以知道安史之亂過後，這 股反省風氣瀰漫中唐社會，士人莫不戰戰兢兢，借鑑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這股反省意識，是推動思想變遷的一大力量，柳宗元則身處於此特殊環境之中。
與子厚同時期的士人，由於戰亂所激起的強烈的憂患意識，莫不迫使他們重新檢 討過去具體層次的國家制度，進而思考抽象層次的價值問題。肇因於安史之亂和 藩鎮割據之局所興起的古文運動，14恰恰反映士人理解「文」的價值與過去有差 異，或可將此理解為中唐以來，士人思想開始有所轉變的一個側面。15筆者選擇 以柳宗元為研究個案，探討中唐社會劇烈變動下的儒學思想，主要是基於過去以 來的研究者，論及中唐這段特殊的時空，多半只看到韓愈思想的特殊因子，有時 附帶一提「韓門」高足李翱，彷彿除了韓、李二人以外，再無其他人能夠在中唐 儒學史上發聲。
不可諱言，韓、李思想確實有其特殊面向，學者豐碩的研究成果亦清楚呈現；
然而，彼時與韓愈比肩齊名的柳宗元，其思想應當也有留意的必要。近年來，學 界逐漸注意柳宗元在中唐儒學的重要位置，陳弱水（1956-）便指出：
韓愈和李翱的思想固然與北宋儒學運動的基本方向有許多近似之處，退之
13 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頁 296。
14 見陳寅恪：〈論韓愈〉，頁 293。陳寅恪以安史之亂導致藩鎮割據的情況日益嚴峻，闡述中唐 韓、柳古文運動興起，及古文運動中的「尊王攘夷」思潮，其說是否適宜，可再斟酌。不過，
陳寅恪以外部因素探討思想，不失為思想史研究之參照點。
15 參看（美）Peter K. Bol：〈第四章 755 年之後的文化危機〉，《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
頁 114-118。若將 Peter K. Bol 的意見與前引陳寅恪〈論韓愈〉對照，可以發現陳氏是從韓愈 排斥佛教、申明夷夏之防的角度，認為「尊王攘夷」為古文運動中心思想，其立論與從文化 危機切入的 Peter K. Bol 有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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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還指出，韓、柳雖然都同樣朝儒學復興（the revit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的方向努力，但相較韓愈而言，柳宗元的儒家哲學思想，和同時代大部分人的理念更為接近，屬於中唐儒 家復興運動的主流思想。參見：Chen Jo-shui,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26. 中文譯本見：陳弱水 著，郭英劍、徐承向譯：〈天、超自然與「道」〉，《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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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頁 220-222。又，毛漢光指出，東漢末年黨錮之禍以後，士族性質開始有所改變，
演變方向有四：其一，由武質集團而兼及文章世家；其二，由地方性人物而中央性人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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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過去家族榮光，亟欲重振家族聲望的決心，那種捨我其誰的氣魄，對於一個 二十出頭考取進士、不逾而立之年即中博學宏辭科的年輕學子而言，自然是無可 厚非。即使後來因參與永貞集團，遭逢當局打壓，遠謫蠻荒異域，這股衝動仍不 止息。由此見得，以科舉制度為觀看視角、從社會環境的脈絡思量唐人處境，應 能較為具體地把握柳宗元的儒學思想。
想像過去家族榮光，亟欲重振家族聲望的決心，那種捨我其誰的氣魄，對於一個 二十出頭考取進士、不逾而立之年即中博學宏辭科的年輕學子而言，自然是無可 厚非。即使後來因參與永貞集團，遭逢當局打壓，遠謫蠻荒異域，這股衝動仍不 止息。由此見得，以科舉制度為觀看視角、從社會環境的脈絡思量唐人處境，應 能較為具體地把握柳宗元的儒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