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可消費的生命政治

寵物交易中，生命消費的要求滲透生命政治的運作，在另一個層次，生命政治的要 求則充斥生命消費的理由，維持生命狀態的健康與優良，是為了提供生命消費的契機，

一方面，使值得活的生命值得消費，另一方面，使不值得活的生命增添消費的可能性。

關於那些值得活的生命，牠們的生、老、病、死等生理和心理需求，不僅是飼主照 料的對象，也是醫學、國家、公共衛生、社會安全論述的對象，生命本身的消耗與消費，

轉而成為生命政治維持與運作的基礎，生命政治建立在生命的消費／消耗上面。寵物醫 療、寵物保險、疾病預防、臨終照顧、絕育措施…，既出自生命消費中的情感寄託，也 出自生命政治的風險預防，生命政治中的「防患未然」，訴諸的是生命消費中的「無微 不至」。因為寵物在情感消費的重要位置，也連帶使牠們成為生命政治的前驅¹⁴⁰，在人 身上仍有隱私疑慮的生命管理，在寵物身上卻毫不猶豫。生命消費中的生命看顧，足以 延伸生命政治的生命權力：使其活的更長更久，一切都是為了牠好。

生命政治的倡導來自生命消費的情感訴求，生命政治的實現則蘊含生命消費的情感 意義。疫苗注射、戶口登記、晶片植入，都在設法維繫與保衛寵物的生命；絕育技術具 有控制寵物生理與情緒的雙重效果；安樂死則將死亡控制在寵物與飼主都能容忍的範

140 寵物生命所展現的生命政治恐怕比人的生命政治更為完整與細密，人為的保護與管理早已排除動物具 有主體性、意志、隱私，只突顯生命、安全、健康的價值，寵物政治彰顯的可能是更徹底、理想的生命 政治模型。

圍。種種生命政治的技術不只讓生命活的更好，也讓寄託在生命的情感得以延續，不因 生老病死而有太大波動，得以在一個「保險」的情境中交流金錢與情感，生命政治保障 生命消費的投注。如果情感投注佔據生命消費很大一部份，能夠降低情感衝擊的生命政 治，將使這些值得活的生命更值得消費，並且能持續被消費。生命政治不僅讓值得活的 生命活下去，也讓值得活的生命值得消費。

至於那些不值得活的生命，生命政治已不是在維持與促進生命品質的層次上運作，

而是在生命消費的邊界上運作。生命政治的機制對邊界之外的生命予以人道處理，對於 邊界之間或之內的生命，則以生命陶冶取代人道處理。例如透過矯正、教化、訓練與管 理，賦予不值得活的生命新的「用途」，透過標準設定和人為管理，增加生命的「價值」，

生產出「值得消費的生命」。主張「終養」（No Kill）的收容所，透過行為測試、評估分 類、情緒控制、技能培養，以身體的控制與規訓，增加情感情緒價值（忠誠、陪伴）以 及鑑賞的價值（外表修飾、健康），不是出自尊重生命的考量，而是增加這些生命的市 場價值，在這個意義上，生命政治不只為了生產，也為了消費。因此，培養寵物「更生」

的能力，不是使其獨立，而是學會如何依賴人與被人依賴，這正是生命消費不可或缺的 情感面向。

從生命政治回到生命消費，這些不值得活的生命必須更努力地學習、適應與控制自 身，換言之，這就是一種馴化的過程。那些被認為不文明的舉止，或是野蠻的外表，都 必須一一隱藏、消除與轉化，那些任意出現的肢體暴力，都必須轉為恰到好處的活力，

才能在眾多不值得活的狀態中獲得青睞的眼光。因為缺乏身份的正當性，唯有磨塑為「寵 物」吸引人的形象，才能增加獲得身份的可能性。這是生命政治的一種出路，卻也是生 命政治的一部份—增加生命消費的維度以逃躲生命政治的決斷，裝扮自身使自身隱形，

從被看見轉為不被看見，從文明難以容忍的野蠻轉為文明得以容忍的教化。生命消費作 為一種轉化自身的方式，增加生命政治的情感面向，減少生命政治的暴力控制。

生命消費學習生命政治的技術，生命政治則學習生命消費的技巧，前者增添情感投 注的保障，後者則減少死亡暴力的威脅。寵物的消費與政治結合了這兩種邏輯，並在不 同面向運作，因此，生命政治並不排除消費，而是與消費形成巧妙的結合，雖然不見得 倡導消費，卻以調整自身的方式延續消費的意義。在這樣的相融中，商品與生命可以並 存，「物化」與「同伴」並不衝突。生命消費是將計價交換建立在不可計價的基礎，生 命政治則在不可計價的基礎上區分出價值的差異。生命消費和生命政治都是技術問題，

生命消費是對生命的控制以延續消費／消耗的意義，生命政治則是透過生命的控管提升 生命品質，因而增加消費的可能性。生命價值不是因為存在，而是存在的狀態，不論是 商品生產或是政治管理，生命都成為可控制的變項。

即使生命政治可藉由生命消費的打造增加生命的出路，但生命政治本身的變化也可 能阻斷這層出路，變化並非出自生命政治的不完善，反而是出自生命政治的過度完善，

生命政治的全球化將形成對生命絕對的評估與排除。以流浪動物為例，過去許多私人的 收容機構會將難以送養的動物送往德國或英美，希望牠們在動保風氣較盛的國家獲得較 好的待遇。藉由初步的照顧與治療，使這些生命達到出國的健康標準，這些在國內不被 接受或無生存希望的生命，得以在異地獲得重生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中，生命治理較 完善的國家能提供生命治理不全的國家一個「出口」生命的機會（也是一個生命的「出 口」），尤其是那些缺乏價值或不值得活的生命，得以安身立命。然而，隨著生命政治的 全球化，生命價值的評估標準也全球化了，當生命價值的檢定與認可尋求單一的國際標 準，不僅生命的區分與排除躍升到全球性的層次，連生命價值的標準也轉為形成國家對 國家的排除。2004 年歐盟新規定不承認台灣為狂犬病免疫區，禁止哺乳類動物輸入，而 這項規定連帶影響流浪動物的出路：

營救台灣流浪動物到歐洲的行動，將隨歐盟十月的新規定而成絕響。原因是台 灣雖是狂犬病免疫區，卻不被歐盟承認，今後台灣哺乳類動物將無法再輸入到 歐洲。德國動物保護人士 Otter 與友人為了這最後機會特地赴台，一方面對台 灣動物保護法的實施做全盤瞭解，另一方面則是為援救最後一次的台灣流浪狗 到德國。（張筱雲，2004）

生命政治的全球化並沒有因此增加重生的機會，反而更加強生命價值的評估與審 核，並且從個別生命的評估轉為對地區（或國家）的整體評估，生命的區分與排除持續 存在，而且以一種國際性與全球化的規模進行，此時排除的不再是社群內部的害蟲，而 是外部不合格的社群。只是在這樣全球化的排除之中，真正受害的不是被排除的國家，

而是國內被排除的生命，牠們僅存的出路—援救出國—隨著國際間的排除而消失了。如 此的排除不僅不是生命政治的挫敗，也無關殘忍或不人道的作為，正是在生命政治的目 標之下，對不遵守這套模式運作的社會所採取的譴責或制裁，這是生命政治的普遍發 展，也是在人道理念下對非人道國家的排除，這不僅描繪出生命政治模式的國際關係，

也是彰顯生命政治模式的人道懲罰。生命政治的原則將擴展為全球化的層次，「使其生，

任其死」不只在一國之內區分與排除生命，也在國際之間形成區隔的標準，在制訂生命 價值標準的國家中，值得活的生命活得更好，在不符合生命價值標準的國家中，不值得 活的生命任其死亡，在生命治理完善的國家充滿生命的權力，而生命治理不全的國家則 遍布死亡的暴力。生命政治的全球化並不是讓所有的生命獲得較多重生的機會，反而取 消生命流動的機會，連帶消彌那些經由流動尋求苟活的機會。

生命政治的不健全發展妨礙救援的機會，生命政治的全球化卻反倒取消生命救援的 機會，動物保護在其中的位置既無奈卻也曖昧，一方面希望提高生命治理的技術達到拯 救生命的目標，另一方面也憂心過於完善的生命治理將加速區分／排除生命的機制，但 歐盟這個例子顯示出，動保既是此規定的受害者，卻也與規定的形成不無關係，甚至動 保人士的救援與考察，成為歐盟規範的前置作業。生命政治的全球化的確取消動保救援 的機會，但此規定的考量也來自對台灣動保的考核，長期低落的動保風氣與執行不力的

生命治理，不僅是國外動保人士強力譴責的對象，也是國際界定為野蠻、髒亂、疾病的 潛在因素，動保人士型塑出的國際形象，連帶影響歐盟審核國家的判斷。動保並不直接 贊同生命政治的執行，卻又與生命政治維持正面的關係，希望透過生命政治的方式提升 動保，卻也因生命政治的絕對化而受到阻礙，動保對生命政治抱持既渴望又遲疑的態度。

生命政治的過度與不及，都使動保無法單純仰賴生命治理的實現，因此動保策略的 一面是與生命政治採取正面的合作，另一面則是藉由生命消費的熱潮增加自身的能見

生命政治的過度與不及，都使動保無法單純仰賴生命治理的實現，因此動保策略的 一面是與生命政治採取正面的合作，另一面則是藉由生命消費的熱潮增加自身的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