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無價的政治

在美國加州，一隻三歲名叫尚恩的拉布拉多混種犬於一九九九年被獸醫誤診而死，飼主馬克‧藍石為了替尚恩討公道，不僅對獸醫提起告訴，整起官司還打了五年，光是律師費用就花了藍石三十七萬五千美元。聖塔安納高等法院在今年二月終於做出判決，判定獸醫敗訴，且須賠償飼主共三萬九千美元，其中三萬元是賠償該狗對主人的「特殊價值」。媒體引述飼主代理律師馬賽賴洛的一段話說，判決顯示陪審團相信寵物不只是財產，「法律承認寵物對主人的價值，

陪審團認為這隻狗是有人愛的。」加上訴訟成本，藍石對尚恩的愛，值四十一萬四千美元。（姚惠珍，2004：107）

寵物的生命所引起的爭議越益頻繁¹⁰³，不論是購買糾紛¹⁰⁴、醫療糾紛¹⁰⁵、車禍賠償

106、虐待新聞，寵物的生死足以步入法庭，成為道德與司法的議題。這些爭議的焦點在於寵物究竟是物，抑或「非物」¹⁰⁷，是具有一定行情的財產，還是超越行情的生命？美國法庭的判決雖然並無認定寵物的死亡等同人的死亡，卻不再以財物的賠償作為標準，

而訴諸寵物對主人的價值和主人對寵物的愛。因為飼主對寵物的付出，早已超過寵物本身的價格，寵物在飼主心中的地位，也非價格能夠衡量，如同在寵物身上的消費，一再證明寵物的生命是無價的，或說這種「無價」難以衡量，不能以財產的模式計算，而要以「超越財產」的價值作為考量，例如抽象的愛或特殊意義等，才值得高額的賠償。

然而，在法律的意義上，什麼樣的生命才稱得上是「無價」？有一定衡量標準嗎？

「無價」指的究竟是主人的情感投注，還是寵物本身？一方面，法庭的判決仍未形成共識的標準，無法確立寵物的道德地位，寵物非人，卻也非物，只能暫且認定「寵物是有人愛的，牠不只是財產」，寵物對主人具有「特殊價值」，因此值得鉅額的賠償。¹⁰⁸另一方面，動物保護團體努力地將寵物打造為無價的生命，使寵物的生命價值不再因人而異，而有一定的標準。國內的法令和政府機構，也傾向將寵物視為值得保障的生命，設立一系列的登記、防疫和監督機制，這些保障指向的是生命的無可計價，生命的價值不因個體差異均受肯定。然而，這些保障與權利的宣稱形塑什麼樣的生命？成為無價的生命究竟是接近人的地位，還是停留在物品般的控制與支配？為了保存生命又須付出什麼樣的代價？

103 見蘇位榮，2005/03/10，〈增訂動物權法律，有其必要〉，《聯合報》，A9 版。

104 見王淑瑛，2005/05/11，〈解決寵物買賣糾紛，加強管理繁殖業者〉，《民生報》，A2 版。

105 見喬慧玲，2005/03/22，〈寵物醫療收費誰管，市府傷神〉，《中國時報》，C2 版。

106 見蘇位榮，2004/08/02，〈撞死土狗，判陪近萬喪葬費〉，《聯合報》，A5 版。

107 「非物」的意義指的究竟是「寵物是與人相同的生命」、或是「一種非物」、還是「『寵物為物』概念之揚棄」，這三者的差異足以影響判決的標準。

108 在這個意義下，法庭的判決仍舊以賠償人的損失為主（民事），而不是針對剝奪寵物生命所做的懲罰

（刑事），只是賠償的標準不再只以物品的行情計算。

第一部份無價生命的照顧

一、代理政治：保護抑或支配

在《動物保護法》中，寵物是唯一不可任意宰殺的生命。這看似獨特的寵幸，卻是因為寵物的價值建立在使用價值之外。其他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或野生動物）都可能因為使用價值而被宰殺，寵物卻一點也不實用，牠們提供的是活著的價值（消耗），

而不是死亡的價值（被消耗），寵物存在的形式界定了其生存的保障，法律只是確定了各種類別的動物與各自的生死。在消費的領域，寵物的「無用」形成其獨特的情感與社會價值，在政治的領域，寵物的「無用」則形塑保護生命的理由與方式。

寵物被納入法律的形式不是主動的參與，而是被動的保護，牠們的「權利」無關政治參與，只是基本的生存保障。因為寵物並無政治參與的能力，給予寵物政治參與的權利是沒有意義的，「既然狗不能投票，談牠們投票的意義也是沒有意義的」（Peter Singer，

1996：38）。換言之，寵物權利代表的是無需政治參與即可享有的權利，亦即生存的權利，牠們的權利並非建立在語言的能力，而是能夠「感知痛苦的能力」。（Peter Singer，

1996：46）不再以語言作為權利的鴻溝，以擴大權利的範疇，雖然不是權利突破語言範圍的第一次（普遍人權已經做過這種嘗試），卻是權利首度跳脫物種限制成為物種平等的政治保障。法律史中權利主體的擴張，可見於「奴隸、囚犯、外國人、婦女、黑人、

胎兒，陸續成為權利主體，甚至公司企業被賦予享受權利之能力。」（吳瑾瑜，2005：

193）由此看來，權利的賦予不再需要語言作為門檻，也不必然要求政治參與的能力，

尤其當權利保障擴張至寵物，已經無關語言使用或政治參與，而是痛苦的感受能力。

一方面，寵物權和人權的相同之處在於「政治生命」與「純粹生命」¹⁰⁹的區分，亦即某些個體享有政治參與的權利，某些個體則是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前者如婦女、黑人，既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也享有政治參與的權利，是政治生命與純粹生命合一的權利主體，後者如囚犯、胎兒、寵物，缺乏政治參與的權利，只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則是缺乏政治生命只保障純粹生命的權利主體。¹¹⁰其它的權利主體有朝一日都有獲得政治生命的可能性，能脫離既有的身份成為公民（胎兒長大、囚犯釋放、外國人歸化），寵物卻始終作為一個純粹的生物生體—僅僅是活著的生命。這種剝除政治生命的自然生命，

或者根本無法獲得政治生命的自然生命，猶如阿岡本在《神聖人》（homo sacer）描繪的

「裸命」（bare life），是一種剝除一切政治意義的生命，主權得以取之而不違反法律。

109 這裡指的「政治生命」是具有政治參與的資格，如公民權，「純粹生命」則是指自然生命的存活與生長，無關政治參與。

110 外國人在這些例子之中是個例外，雖無政治參與的可能，卻不見得只有基本的生存保障，端視其合法身份與在當地的社會經濟條件。例如有些外籍人士，不僅享有政治和法律的豁免權，還能獲得經濟上的優勢，有些則處於經濟上的劣勢，被剝奪政治生命，不時需要登記、受檢或遣返。

另一方面，寵物權和人權的差異在於保護者／被保護者的區分。不論在法律規範或動保運動中，寵物權利訴求的是對人的規範—要求人保護寵物，而非寵物自身的權利，

也就是藉由規範保護者，來維護被保護者的利益。由於寵物沒有政治參與的可能，被保護者的利益，仍由保護者（主人／國家）決定。至於寵物是否需要保護、什麼形式的保護、保護哪些利益，並不考慮寵物的意願，而由人類代理決定。在這樣的權利設置中，

寵物的權利猶如一種「弱者」的權利：因為弱者沒有發言的能力，必須經由一些人代言

／代理弱者的需求。

寵物進入政治領域的樣貌—缺乏政治生命和弱化的被保護者形象，正好接近兒童保護維護的兒童形象。兒童權利運動與動物權利運動都出現在十九世紀，1875 年兒虐預防會社（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甚至晚於 1822 年「對待牲畜法案」（Ill-Treatment of Cattle Act），1960-1970 年代的新社會運動，兒童與動物同樣成為解放運動的對象。兒童權利運動處於「保護論」與「解放論」的爭議之間，前者視兒童為身心發展未成熟的個體，賦予權利以免於傷害，但仍接受政府與父母的雙重保護，後者賦予兒童更多自主性，而視父母與國家為主要的壓迫者。（余漢儀，1995：15）保護論以「親權主義」為代表，其預設兒童為非理性、衝動、脆弱、無知的生物，以干涉或控制兒童的自由，作為保護兒童的方式，親權主義贊同國家權力介入兒童虐待的個案；「解放論」則提出「兒童平權」，希望使兒童從系統性和常態性的壓迫解放出來，因此不應以年齡作為能力界定的標準，兒童應享有與成人一樣的權利¹¹¹。（沈寶瀅，2006：5-6）

保護兒童多半採取干預或禁止的形式，並以成人作為兒童利益的評估者。因此，成人可以決定什麼是對兒童有益的事物，例如性就是嚴厲的禁忌，教育則是正面的發展。

這些天真、半主體、未成熟的心智狀態，成為最好的陶冶材料，童年的出現彰顯的是幸福、溺愛、商品化的消費經驗，也是持續不斷的監控、規訓、矯正的肉體。生命免於受到直接暴力的威脅，其自由與自主卻處於心智暴力的控制。兒童權利處於「未來兌現」

的可能¹¹²，亦即一種受到時間歧視的權利觀「等你長大就可以…」，相較兒童，寵物的權利根本缺乏時間，牠們始終被視為不成熟的兒童，甚至預設一種永遠停滯的心智狀態。

兒童被隔絕在成人事務之外，不只是政治參與，色情、死亡、暴力、戰爭，也都被視為兒童的禁忌。「保護論」的論點認為兒童的心智尚未成熟，無法接受和處理這些過於複雜的經驗，必須適當地防止與隔離，才不致形成偏差的思考與行為。雖然「解放論」

一再攻擊「保護論」的生物中心論（以年齡-能力為權利標準），而且認為壓迫兒童最深的對象並非這些素材，而是來自國家／學校／家長主導，卻難以回應平權是否可以完全不需要能力的基礎，例如讓小嬰兒投票是否有可能。在現實的權利設置中，解放論區居下風，兒童保護成為兒童專屬的「安全泡泡」，根據年齡和能力，過濾不必要的資訊或

在文檔中無價生命的代價：寵物的消費與政治 (頁 76-106)

第一部份 無價生命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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