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消費 - 無價生命的代價：寵物的消費與政治

第一部份、生命的消費

歷史中的寵物就是一種缺乏使用價值的動物，因為這個「無用」的特質還引發了一場階級習性的衝突。羅伯‧丹屯（Robert Darton）在《貓的大屠殺》描述 1730 年代末期的印刷工人與主人寵貓的緊張關係，技工們超時工作，吃不飽穿不暖，晚上還被貓吵得輾轉難眠，眼見主人對貓疼愛有加，不事生產還能不愁吃喝，因此預謀了一樁「殺貓慶典」。丹屯試圖呈現十七世紀下半葉至十八世紀初印刷業的改變，以及「技工文化」

（artisanal culture）的生活世界。從這些印刷工人的殺貓樂趣，映照著兩種生活態度，

一種是資產階級的愛好，另一種則是將折磨貓當作「樂子」的技工們：

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貓得寵有如天之驕子。養寵物在工人看來是不可思議的，折磨動物在資產階級看來也同樣不可思議。這兩種感受針鋒相對，貓夾在當中倒霉透頂。（Darton，2005：140）

最後，在技工們笑鬧戲唱的「複本」⁶⁰中，貓成了資產階級的代罪羔羊，工人以殺貓洩恨，同時揶揄資產階級。與其說貓成為兩種階級生活方式的衝突，不如說是兩種階級對「使用價值」的態度差異。對工人而言，寵物沒有任何用途，對實際生活毫無幫助，

反之，資產階級卻鍾愛毫無使用價值的寵物，相較起來，以使用價值衡量的技工（也被使用價值衡量），自然無法忍受非使用價值取勝的寵物。這段歷史不僅見證貓的文化生命轉變（從街頭遭戲鬧的犧牲品成為資產階級家中的寵物），也透露使用價值在階級差異之間產生的道德衝突。

「缺乏使用價值」同樣顯示在台灣飼養犬貓的歷史，養狗的價值不再趨於實用，而是情緒或情感的價值，1950 年代貓狗的「使役」價值不同於 1970 年代起寵物用來賞玩或陪伴的風氣。日治時代，除了士紳養來看家、警戒的軍用狼犬，帶有「統治身分象徵」

的意味，一般人飼養土狗多是用來看家、防盜。（簡妤儒，2001：25-26）從過去實用優於象徵、使役重於情感，如今在寵物身上使用價值的缺席，不僅關係社會型態的變化，

也突顯寵物消費的特色─無用，卻值得疼愛。

今日，寵物作為一種有生命消費，「無用」是其重要特色，即使無用，卻對飼主意義重大，甚至是無法衡量的價值，究竟「無用」在寵愛關係中扮演什麼樣的角色？另一方面，「無用」的消費是否有複雜的社會意義，使其成為地位區辨的指標？

60 複本（copies）是印刷業的行話，丹屯的研究呈現當時技工模仿和引用諺語和風俗演出的笑鬧文化，並在事後不斷重複當作娛樂。

一、愛，不為什麼

黃金獵犬不打獵、牧羊犬不牧羊、雪橇犬不拉雪橇、鬥牛犬無用武之地…，飼養這些品種犬的目的並非符合其「用途」，牠們天生的任務少有實現的可能，這些用途全部成為純然的「消費」。相較一般物品，此種消費不只一次性的購買，還是持續的付出，

吃喝、遊戲、裝飾、運動…，都是「非生產」的消費。作為非「經濟或實用價值」的豢養，寵物並不生產，甚至消耗更多。處於生產勞動的體系外，消費寵物不為了生產，寵物的消費也無法再生產，而是單純的耗費。消費並非滿足寵物需求，項圈、衣服、鞋子、

雨衣、玩具、外出籠、維他命、貓草、潔牙骨、睡窩、抓板…，這些在寵物身上的消費遠超過需求的滿足，又或者說「需求」其實是不斷創造出來的，飼主也樂於接受。例如光是食物就可分為老、中、幼基本三類，另外還可分為減肥專用、鈣質補充、防止尿結石、防止腎臟病的特殊配方。更遑論定期美容、理毛、修剪指甲這些例行性的維護，究竟滿足了誰的需求。飼養寵物不僅拒絕使用價值的介入，更以使用價值的荒廢作為展示意義的方式。價值（value）並非來自用途（utility），而是對於飼主的意義。除了維持牠們的生命，在寵物身上的花費幾乎沒有實質利益，如此的「無用之物」為何意義重大？

朱元鴻在《消費─政治經濟學之外》（1994）即指出一系列外於生產環節的消費：

古代的活人祭、印地安族的誇富宴（potlatch）、節慶、嘉年華會，都是不涉及使用價值的消費。（1994：14-16）正是如此不計代價的消費，突顯消費的象徵意義，也讓金錢的耗費超越物質的意義。「用處」與「意義」在此互相矛盾，用途越少，意義越重大，用途越多，反而顯得意義薄弱。因此，相較穀倉與工廠，華麗的教堂和陵墓更具有神秘、

複雜、崇高的象徵意義。非生產性的消耗所展示的象徵意義，不光出現在物品、建築、

節慶的取向，也包括人的價值評判，消耗性僕役如門房、桿弟、妻妾，比起勞動家務的僕役，不僅待遇優渥，地位也較高。

因此，儘管寵物不具實用性，也無法生產，這讓牠們毫無用途，對飼主卻充滿意義。

愛牠們不為什麼，對牠們付出不計代價，不似經濟動物或實驗動物為符合人類目的而存在，意義重大的親密同伴，指向無目的的耗費。相反，如果將寵物當作生產的機器，或是牟利工具，將會減損同伴動物的意義，也形成對主人寵愛的道德質疑。好比過去牛與農人的情感，是建立在生產的貢獻，牠為我「工作」，牠存在，是因為牠的「勞動」，這種功能的外延性，干擾了「我」在牠身上的投射，因此人畜之間保持一定的分隔；相形之下，寵物因去除功能而完全屬於「我」的世界：牠存在，是因為我，寵物「非生產性」

的特質，反而使牠們的生命與飼主相連。寵物缺乏用途卻備受重視，人們不是感恩動物的貢獻，而是憐惜動物的無用，甚至因此更加親密，這隱含著物質剩餘的豐饒，情感的投注已不需建立在生產關係上，而是建立在自我的投射。理解這種生產關係與情感投注的矛盾邏輯，就不難想見，為何寵物熱潮往往出現在技術高度發展的社會⁶¹，以生產為

61 目前普遍飼養寵物的國家如英國、日本、美國、北歐，都被視為寵物天堂。

主的社會則少有此餘裕。

寵物的消費無法建立在使用價值，從「實用」本身無法思考寵物的社會意義，如布希亞所言，我們絕非消費物品本身（使用價值），而是將物品當作符號操作，不論是加入某個群體，或是使自己從某個群體區辨出來。（Baudrillard，1998：61）物品早已從用途掙脫出來，而成為個人身分的差異化展演。「使用價值只是作為不公平區辨的不在場證明（alibi）」⁶²（Baudrillard，1981：32），使用價值一方面是不在場證明，它的存在意謂它的缺席，另一方面是托辭，作為社會區辨的藉口。儘管庫拉（Kula）⁶³和誇富宴

（Potlatch）消失了，但這些原則仍存在物品的社會學理論基礎，消費的基本分析不是根據需求（need）而來的使用價值，而是競爭的、極端階級區辨的象徵交換價值和社會報稱的價值（the value of social prestation⁶⁴）。（1981：30-31）

因此，我們無法以使用價值判定消費的意義，如同用途與意義的關係，不是從用途判定意義，反而要注意「使用價值的缺乏或荒廢」如何構成無形的社會區辨。好比用途和意義的矛盾關係，時常造成浪費與奢侈的道德指稱，「浪費是沒有用處或超過其功能目的之消費，奢侈則正是在彰顯『浪費』的象徵意義。…奢侈是『無用之用』，是拒絕使用價值的符號價值」（朱元鴻，1994：16）因此，寵物作為「無用」的消費，拒絕用途所彰顯的意義，對於上層階級，也許被視為生活不可缺乏的必需，對於下層階級，卻被視為浪費─奢侈的展現。這是為何資產階級的寵物成了工人的眼中釘，也是為何共產社會不允許寵物的存在，因為牠們象徵私有財產的累積，被視為資產階級逸樂的生活標誌，飼養寵物不只蘊含個人情感的投注，也涉及符號展示的競爭與區辨。

二、為你好，也為我好

「無用之用」是奢侈的社會意涵，反之，「奢侈」正是透過無用之物的消費，展示消費者自身的社會位置。儘管寵物不會成為飼主的生產工具，並不代表牠們不會成為象徵價值的展示物品。不以寵物為用的純粹寵愛，以及在寵物身上不計代價的過度花費，

62 布希亞認為這是一場清教徒工作倫理與貴族奢侈道德的衝突，實用邏輯凌駕無用邏輯，以功能取代奢侈，物品處於聲望／用途、使用價值／象徵交換價值斷裂的關係，因而產生曖昧的性質。然而，在功能的擬象（simulacrum）背後，物品持續扮演區辨的角色。在各處的炫耀性消費，各種以實用邏輯出現的行為，卻仍在一種「地位」的道德下主導。物品被製造，也作為證明，如同資本主義的精神─工作作為救贖，消費展現的成就，處於同樣的救贖邏輯。（1981：32-33）

63 一種超布連群島上盛大的誇富宴，出自馬凌諾斯基（Malinowski）《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書（同時也是對島民的稱呼），馬凌諾斯基沒有翻譯庫拉一字，可能是指「環」。庫拉是各部落間大貿易的媒介，相較直接了當的俗物交易─俗為利（gimwali），庫拉是貴族化的，關於一套誇大的禮物收送儀式，收的一方擺出不屑或懷疑的態度，直到對方把禮物仍在地上，才收下禮物。送的一方則裝出誇大的謙遜狀。（Mauss，

1989：34-36）

64 prestation在英文和法文相當罕用，是布希亞常用的辭彙，意指對社會行為的非理性符碼產生之義務感受。「報稱」採牟斯《禮物》書中的中文翻譯，即「報稱餽贈」，表面自動自發、毫不在乎的慷慨贈禮，

卻出自身不由己的義務，這種虛偽與造作，往往在經濟和道德上是利己的。（Baudrillard，1981：30；Mauss，

1989：11-12）

顯示的意義或許不只是寵物的重要程度，也是飼主的慷慨大方與社會地位。

韋伯倫（Thorstein Veblen）觀察封建歐洲和封建日本的上層階級，他們是一群免除

在文檔中無價生命的代價：寵物的消費與政治 (頁 4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