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價生命的政治管理

當寵物如同商品突破國際的界線，要求普遍的權利也超越國界成為唯一的道德標 準。1990 年代，登記有案的寵物業數目大幅成長⁴⁹，「動物權」、「同伴動物」、「人道」、

「動物福利」作為超文化的價值，也在此時隨著寵物的風潮進入台灣，生命是普世的標 準，生命價值與生活品質不僅是人，也是動物追求的目標。「同伴」動物不僅活得越來 越像人，也複製人的保障與規範，保護生命的邏輯背後，卻不免生命治理技術的滲透。

傅柯（Michael Foucault）認為當代政治關注的並非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而是以自然生 命為目標的權利：

生命成為政治目標、基本需求、人的本質以及潛力實現的可能，我們只是迎接 生命作為政治目標的價值，卻忽視生命如何受到系統的控制。生命取代法律，

成為政治奮鬥的議題，即使前者以權利的方式受到關注。生的「權利」，關於 身體、幸福、需求的滿足、超越壓制與異化，權利發現的是一個人是什麼，以 及只能成為什麼。（Foucault，1978：145）

現代政治將生命當作無限上綱的價值，卻隱含一套規範與限制生命的系統，將「生 命」當做身體、幸福、需求最基本也最終極的價值，卻忽略這種「權利」的追求包含一 系列控制和打造的過程，賦予權利的同時，也將生命納入主體化（subject to）的權力技 術。因此該追問的不再是：誰該、多少程度、被賦予什麼內容的權利？而應該注意透過 什麼樣的權利設置，形塑出什麼樣的生命狀態？傅柯認為「生命取代法律」作為政治奮 鬥的目標，然而，在法律和權利無法切割的情況下⁵⁰，法律規劃的「權利」更生產無數 的機構與技術，主宰生命存在的形式，問題應該導向「生命如何納入法律」。

法律對寵物的保障，並不強調權利的行使，而是接受國家、法律、道德的保護，保 護者與被保護者的劃分，關聯何者主導與形塑另一方的生活價值和秩序，保障論述往往

49 參考簡妤儒(2001:100，圖 4-2)「寵物批發零售」與「寵物周邊產業」是自 1990 年代中期後開始急速地 增加。但這個數字並不能直接視為寵物業的急遽增加，因為《寵物業管理辦法》1990 年通過，數字大幅 增加究竟是實際數量劇增，抑或辦理登記的數目上升，這個部分仍待資料佐證。

50 至今，法律仍是各種權利運動的里程碑，不論婦女、兒童、青少年、動物保護，即使強調生命的價值，

最終目的仍是透夠法的效力保護與防範。

將對象弱化與簡化，須透過保護者指導才能實現被保護者的利益。強調動物感受痛苦與 表達喜樂的能力與人無異，卻仍以語言、理性、智識的界線區分權利的範疇，寵物無政 治參與的可能，只有生命保存的權益。1789 年《人權宣言》保障的自由、安全、財產，

在寵物身上，生存與安全遠超過自由的價值，且仍作為人的財產。寵物權益突顯的問題 是：誰需要保護，受保護者的形象為何，又處於什麼形式的保護？排除在政治參與外的 生命，以何種形式進入政治範疇？

傅柯提到十八世紀末下半，出現一種新的權力技術，不再停留在個人身體的規訓，

更擴及集體生命的增長、降低、品質與生產力。從個人偶然的生、老、病、死，轉為整 體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疾病率的計算，政治的運作以一套細緻的技術計算、監控和 干預生命的變化與發展。權力不再停留於個體的訓練和懲罰，而提升至整體生產力的維 持和控制，避免生命的意外、疾病、無常造成的損失，生命權力在此的作用是增生，而 非扣除（deduction）。「人口」不僅攸關經濟和政治問題，也成為生物學式（biological）

的問題，政治的目標是延續和提升物種的生命，控制物種生存的環境，避免、清除威脅 或致病因子。以生命為價值的權利─政治（right of life），成為以生命為標靶的權力─政 治（power over life），國家對生命的照顧成為生命的控管。這種作用在自然生命上的政 治秩序，即是十九世紀以來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Foucault，2003a：242-243）

在〈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中，傅柯形容治理如同管理一艘船，要照顧船員的 生命以及船務，還要面對外在環境的威脅，如天候、礁石、暴風雨等，治理如同經營家 計。國家對人口的經濟管理，不只是人與資源的分配整合，也包含自然現象對人口的影 響，如天災、飢饉、流行病對生產力的減弱，涉及「人與事物的複雜結合」（complex composed of man and things）。（Foucault，l991：93-94）主權不再是殺的權力展示，而是 使人與事務符合秩序、順利運行的權力。生命政治結合治理，即是將人口視為國家要務，

進行其與資源的整合、計算、預測與干預，同時清除危險、混亂、變動的元素，以減少 意外與提高生產。

生命政治使我們注意，保障是法令根據，管理才是實際執行的技術，生命保障的實 現，卻是經由生命的治理達成。例如寵物的生存權雖受法令保障，卻也是控制最細密的 生命，出生、死亡、轉讓、遺失都必須登記，疾病預防也最為徹底，實現寵物的福利成 為技術問題：透過何種知識或技術才能有效控制數量、防治疾病和公共衛生，如何控制 最小成本達成最大效益。值得注意的是個體照顧如何與集體管理連結，飼主如何成為國 家與寵物間的重要連接？透過什麼樣醫學或社會論述，落實國家管控生命的技術？寵物 個體的生物現象，如性、生殖、疾病，又如何成為集體的社會問題？

弔詭之處在於，生命政治宣稱保障生命權利，卻又滲透各種私領域進行監視與掌 控，以國家安全、傳染病預防、犯罪防治或人身安全為名，將各個細節統合在龐大的國 家控管，面對國家無所不在的權力，生命呈現的是毫無抵抗的赤裸狀態。如果人權試圖

成為抵抗生命政治的最後底限⁵¹，動物權利反而確保政治管理的暢行無阻，寵物的生命 無所謂公私區分，也毫無隱私堪慮，寵物的生命過去為飼主的財產，今日以動物保護之 名，成為國家管控的單位。如果人在現代政治的位置，強調的是自然生命的價值，以及 人口品質與發展的物種化管理，則寵物生命納入政治的方式，應證了傅柯所言：政治不 在賦予人主權的司法存在，而是整體人口的生物學存在（Foucault，1978：138）。

從個人的照顧（take care）至國家的治理（govern），寵物的生存徹底含括在法令的 規範，「生命」成為寵物的權利。寵物的生命，在消費過程是大量金錢消耗與投注的對 象，在政治層次則是權力滲透的個體。「生命無價」不只是寵物消費的驅力，也是政治 規範落實的口號。疾病檢疫、數量控制、晶片植入與登記、飼主限制⁵²、交易規則，即 便寵物的法律地位仍未明確⁵³，卻以生命治理的形式納入政治的一部分，雖然寵物未曾 擁有明確的政治權利，卻進入全面性的生命控制，成為沒有政治參與卻受政治管理的生 命。生物生命的各種現象：出生、疾病、死亡、性，各種考量生命福祉的實踐，包含的 是生命政治的控制思維，使寵物成為馴化、無害、溫和的同質生命。生命政治將個人的 生命化為國家的生產單位，防範人口的變化影響集體生產，但寵物不具生產力，也非具 經濟價值的牲口，生命政治又為何運作？管控寵物生命必要性為何？除了延長壽命、減 低死亡之外，又與什麼因素有關？這與寵物作為流動的生命個體是否相關？

六、生命政治的有價區判

寵物生命的保存並非絕對，任何人不可隨意剝奪的生命價值，可因控制疾病、衛生 防治、物種改良、數量控制的正當性，合法執行。如傅柯（Michael Foucault）指出，生 殺大權總非平衡的運作，而往往偏好死亡的權力，（2003a：240）種族主義與生命政治 的結合，殺的意義在使物種進化的邏輯更加正當，不再是過多主權權力的生命權力，而 是過多生命權力的主權權力。（2003a：253）生的權利，唯有透過殺才得以實現，殺的 意義又在於增進生命的品質。在國家治理的專家政治⁵⁴與增進（物種）福祉的意義上，

保障生命與剝奪生命並不衝突。

因此，生命政治不只是確認生命的價值，也是生命價值極大化產生的評估與干預機 制，不是所有生命一視同仁，而是生命價值的有價區判。那些生命有價值，哪些則無，

51 對國家採取個人生物性特徵造成的侵犯，目前以資訊隱私權作為拒絕和批評的依據。見顏于嘉，2006，

《生物特徵與資訊隱私權─從國家利用個人生物特徵辨識人民身分談起》，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王君軒，2005，《資訊社會下資訊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之研究－以全民指紋建檔為例》,台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52 根據《動物保護法》第五條規定，動物之飼主，以年滿十五歲為限。未滿十五歲者飼養動物，以其法 定代理人或法定監護人為飼主。

53 如前所述，寵物在《民法》的地位為財產，在《動物保護法》則是被保護的生命個體，在實際的判決，

常會出現的爭議，則是財產賠償與生命價值之間的衝突。

54 《動物保護法》規定寵物的宰殺只有獸醫師才得以執行。

哪些具有威脅，哪些可被接受。同伴動物是對主人在「心理上和生理健康上具有貢獻」

的動物，但缺乏心理和生理健康意義的動物呢？牠們仍有同伴動物的價值嗎，仍是生命 政治保障與管理的生命嗎？

動物保護的實踐涉及的是分類、評估和篩選的機制，寵物的生命不再由主人決定，

而是公衛部門、獸醫、動物行為專家裁定。同伴動物的福利，建立在生命價值的衡量與

而是公衛部門、獸醫、動物行為專家裁定。同伴動物的福利，建立在生命價值的衡量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