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四節、 勞動過程理論，創意勞動與自我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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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人員在面對繁複的工作流程時，所面臨的各方壓力在無形中已形塑出新 的勞動狀況，但是傳播領域本身研究多半著重在媒介內容探討，外在結構的演變 與媒介組織，論及媒體工作者則普遍關注「新聞記者」的勞動問題，卻少有研究 者關注這群影響媒體獲利甚深的企劃人員之勞動過程。因此，我嘗試將焦點轉移 到不同類型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情況，針對雜誌企劃人員的工作流程和可能所遭遇 壓力進行探討，以觀察這些工作者在媒體中，面臨更為複雜的工作情形，而且盡 可能從結構和行動者相互影響的觀點，來闡釋類似整合行銷性質的工作者勞動。
第四節、勞動過程理論，創意勞動與自我商品化
現今媒體產業重視創意的氛圍下，所衍生的創意勞動會面臨哪些問題，又該 如何看待其中的變異？以過往馬克斯主義者為例，較傾向採用悲觀的方式來看待 工作者，認定其是淪為資本主義操控的工具，並解釋當利潤下降時工作者將面臨 更為嚴峻的勞動剝削。此觀點的採用，讓人可以正視工作者所面臨的勞動情況，
並藉以喚起勞動者的工作意識。直到 Braverman（1974）在《勞動與壟斷資本》
一書中，改由資本主義市場關係的政治經濟學觀點切入，透過較為廣泛的馬克斯 主義架構來理解工人和雇主間的關係，從勞動中看出階級的構成。Braverman 耙 梳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軌跡後，揭露新型態的管理方式所產生的工作問題，如管 理控制的技術增加導致勞動力的創造性低落，包含工作本質的降階、工作零碎化、
分裂化，如何導致勞工的去技術化（deskilling）和退化（degradation）（Braverman, 1974: 297-298）。此外，Braverman 也對勞動力的控制如何可能，做出更為細緻且 精闢的分析，他明確地揭示了管理面向的勞動風險，提醒工作者的去技術化將使 之更容易被取代，致使支薪的受雇者開始存有不安全感，進而更容易被馴服。
這 也 使 得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的 勞 動 研 究 者 ， 逐 漸 從 剝 削 轉 向 至 自 願 主 義
（Voluntarism）的相關討論，試圖解釋為什麼勞動者寧願合作也不反抗、無產階 級革命沒有到來；關注勞動過程的學者Burawoy（1979）察覺到工人與監督者間 關係的控制面向，是透過給予工人看似有選擇機會的假象以確保取得工人的同意 ---這種勞動過程面向的揭露，讓我們發現了資方在管理控制的改變，使得勞動 者於資方所設定的規則下，產生一種如同遊戲般的自主競爭，透過競賽遊戲般的 方式讓工人對工作場合產生共識（consent）（Burawoy, 1979: 27），因為認同而願 意為了共同利益增加工作產量。另外，部分聚焦在電視產業的研究，同樣採取類 似的自願主義，並進而論證自由工作者傾向自主管理的方式，為自我勞動市場做 出規劃和安排，因而強化了自我指示的角色，也導致產業形塑出封閉的職業社群。
Lee（2011）曾檢視英國獨立電視產業的自由工作者，如何藉由維繫社會網絡的 弱連帶，以尋求增加受雇機會的增加或改善，如此卻反而強化勞動者自我商品化
（self-commodification）。這種自願主義的解釋，也與Friedman（1977）的研究發 現具有相似性，亦即藉由授予工作者責任自主（responsible autonomy）作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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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護管理控制的技巧，讓工作者不自覺建立須展現責任感的自我意識，使得管理 不過於外顯而強硬，讓實際的管控有效隱藏。而 Lee 與 Friedman 的研究發現，
則又從 Burawoy 所觀察到資方對勞方的潛在管理，進一步內化至工作者的日常 生活，以及如何可被雇用的教戰守則中，形成工作者面對工作的態度、意識，和 找尋工作的基本認知，更進化至資方對勞方的隱形管理。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Braverman 只投注部分的注意力來理解主體和其工作經 驗，而使得此種研究困境開始出現新一代批判聲浪，認為也應著重在工作場合的 研究，並藉由民族誌或參與觀察的方式進行工作者經驗與主體性的分析。另一支 朝組織面向的研究，則相異於僅有實地工作場合的分析，轉而著重在勞動過程的 探討，等於是從外在物質、場所的影響，更深入較為個體方面的探究。值得關注 的是，雖然這些批評者的研究試圖不朝馬克思主義傾斜，但仍具有後結構主義
（post-structuralism）的概念色彩，使得研究容易落入過於簡單化的結構與行動、
控制和抵抗的兩元論述。以Knights 和 Willmott（1989）的研究觀點為例，兩人 便是採取建構主義立場，由個人建制與合法性權力、社會系統的創造與再製雙方 進行連結；具體而言，這也意指了個人在制度的限制範圍內，主動地建構社會的 結構、重構慣習與工作規則，並從中汲取社會的價值系統。換言之，個人只不過 是在既定社會關係下以特定方式進行思考，儘管在執行過程中也將深受文化影響 與文化聯繫，而這樣的思考和實行完全符合了再製社會關係的規範。
因此，這些後結構主義者建議依循傅科研究，並提出應注意那些得以支撐現 代資本主義和當代工作模式的技術本質的方式。個體企業家精神（individual entrepreneurship）與自我實現（self-realisation）被淺薄地展現值得嚮往，但是這 卻是現代勞動根本性問題的面向（Rose, 1999: 244）。後結構主義者的論述也受到 一些民族誌導向的分析者支持，主要強調受雇者可能「內化」（internalize）組織 目標和價值。例如Kunda 在研究機械公司的公司文化時，發現生產性工作具有結 合自我導向、主動和情感連接的結果，也包含了藉由受雇者對個人成長和完善的 關注，以影響公司的生產力（Kunda, 1992）。
探討創意勞動的問題時，通常也無法忽視新型工作型態所帶來的影響，此部 分可藉由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的觀察來說明，Harvey（1989：147）認為 後福特主義是一種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仰賴彈性的合理化，其主要 特色在於工作可能滲透在閒暇之餘，兩者交界變得模糊，同時進一步以生產計畫 的規範而非大規模生產，進行工作的彈性管理。Harvey 主張資本開始轉向更為彈 性的流動，並強調現代生活中的新鮮、短暫、快速、易變和偶然性，而非過去福 特主義所灌輸的固有價值（Harvey, 1989: 171）。如同雜誌社裡彈性工作的作用呈 現在兩個面向：除了反映在工作時間的安排，如責任制，以及企劃人員自我管理 的不成文規定，自我控管的目的不在精確計算實際工時，而是在於任何急迫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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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只要能產製出創意提案，就是完成任務。再者，工作者看似獲得相當程度的自 由和彈性，但卻也因衡量如何在有限時間下完成提案，而犧牲了工作者在家的閒 暇時間，必須連夜趕工與假日加班完成工作。另一種彈性模式，則是來自於主管 階級壓力的轉化，進行「軟性管理」的實施讓工作者難以拒絕工作、勉強承接。
然而，同樣的工作性質和管理形式，為什麼會帶給工作者不同的感受與壓力？
是否與工作者的「個人特質」相關，還是工作者在組織中所持有的各式資源、籌 碼、協商條件有關？工作者的應對方式又該怎麼被觀看？
雖然從文化研究與後結構主義切入，得以觀察到創意自主性和其他創意勞動 的具體特性，是作為一種控制或規訓機制，但是仍缺乏部分解釋力，忽略了工作 者本身能夠在既有結構下能夠運用資源的範圍。Lee（2011）在英國獨立電視製 作部門（ITPS）研究中，揭露了創意產業工作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重要性，
指出自由工作者透過自我資本維繫不透明人際關係的弱連結，並成功尋找工作和 獲得晉升。過去也有研究顯示創意產業具有豐富資訊、無明顯等級制度、彈性且 有群集的傾向，而且十分依賴某些網絡資源，像是產業小道消息、雇用資源和天 分（Pratt, 2002; Scott, 2005）。
儘管雜誌社企劃與自由工作者的性質有所差異，但在工作場合仍然強調個人 所擁有資本的重要性，以強化個人優勢。就像是Bourdieu（1986）對資本的主張，
文化資本與知識、品味、教育相關，提供個人社會優勢以換取較高社會地位，也 使社會再製了階級順序，例如父母提供子女文化資本，知識構成了一種教育和社 會系統的位置，使得在其中擁有文化資本總量多的人較容易成功。這些文化屬性 能接著被轉換到社會資本，並能夠被視為一種資源來影響個人的社會關係。此時 文化資本則可當作一種手段，以積累個人的社會資本，獲得進入網絡的資源。此 外，Lee（2011）進一步指出「個人魅力」如儀態自信、表達能力、說服技巧等累 積於家庭教育的慣習，可視為在工作市場占有優勢的文化資本。對雜誌社企劃人 員而言，說服與溝通技巧亦是極為重要的能力，但是除了家庭慣習與教育的積累，
工作者能否成功地內化職場文化、有能力可以交易各種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更 是創意工作者是否能取得更多自主性的關鍵。
整體而言，過往針對創意勞動面向的研究，不是批判的悲觀主義論者，極端 地將其視為異化和自我剝削，就是樂觀地提倡、肯定創意勞動的正面特色，兩種 論述之間的看法徑渭分明，觀察都有其限制和靜態結果；Willis 便對於這類結構 決定論或意識型態論的既有解釋途徑採取批判立場，認為此一類觀點排除了一個 具有行動與認知能力的行動者。「行動者的回歸」（return of actor）是二十世紀後
整體而言，過往針對創意勞動面向的研究，不是批判的悲觀主義論者，極端 地將其視為異化和自我剝削，就是樂觀地提倡、肯定創意勞動的正面特色，兩種 論述之間的看法徑渭分明，觀察都有其限制和靜態結果；Willis 便對於這類結構 決定論或意識型態論的既有解釋途徑採取批判立場，認為此一類觀點排除了一個 具有行動與認知能力的行動者。「行動者的回歸」（return of actor）是二十世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