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升北降文風下的湖湘學派

由前面兩節的討論，我們不難發現到：湖湘學要完成湖湘化，其實是面臨

著重重的挑戰。首先，湖湘學弟子群體無法穩定發展；再者，湖湘學者與湖南

大姓家族欠缺密切來往；最後，湖南家族書院的盛行。這些種種不利的情況，

都對湖湘學派在湖南的發展，構成嚴重的阻礙。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湖 湘學派的講學基地是在嶽麓書院，而嶽麓書院又位於湖南的首善之地 － 長沙。

自春秋戰國時代起開始建城的長沙，在歷代始終都是行政區域治所之所在；向

來為湖南地區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到了宋代，長沙亦為荊湖南路轄區內第 一大州－潭州－的治所。甫自北宋初期，潭州不僅是荊湖南路佔地最廣(圖

1-1)，也是戶口最多的一州(附錄 4-2)。因此，基於潭州在人口、經濟、文化上的

優勢，長沙一帶的文風必然居湖南各地之冠；而湖湘學派在湖南的發展，也必

然佔盡優勢。如此一來，即使湖湘學者與大姓家族往來不密切，而大姓家族又

多有家族書院；嶽麓書院仍可憑藉著潭州文教發達的優勢，吸引湖南各地學子

前來求學，湖湘學派也能因此持續壯大。是故，只要潭州能夠維持其文風興盛

於不墜，已完成初步湖湘化的胡家之學，將仍有機會完成其全部湖湘化的過

程。因此，下文中，筆者將從「文風發展」的角度，探究湖湘學湖湘化的問 題。

第三章第三節中，筆者除了同樣以學界慣常使用的「登科學子數量」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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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湖南各州文風高低的標準外；也以「留有著作文人的數量」作為輔助的判

斷標準。根據統計結果，宋代荊湖南路所轄的九個行政區，一共出過八百四十 一個進士(附錄 3-3)。其中，潭州一百五十八個、衡州一百三十五個、永州一百

七十一個、道州一百九十四個。至於湖南士人著作尚可考者(附錄 3-9)，則有一

百三十三人。其中，潭州七十人、衡州二十人、道州十五人、永州十八人。這

兩組統計數字，都同樣顯示出：宋代湖南士人主要分布在潭、衡、道、永四

州。然而，我們再仔細比對這兩組數字後，將會發現：就潭州留有著作士人的

數量而言，潭州的確呈現出「壓倒性」的勝利、文風之盛冠於各州；其它三州

則相差不多。但若以潭州進士個數來看，潭州則不僅未能勝出，還落後南部的

永、道二州。。為了釐清這兩組數字之間為何呈現如此大的差距，我們有必要 進行更細部的探討。

潭州留有著作的士人有七十位。這七十位作者的生卒年大多不可考；現在

約略以朝代作區分，將他們分為北宋與南宋士人。其中，二十六位為北宋人，

三十三位為南宋人，十一位為不詳年代者(附錄 4-3)。其次，潭州一地，共有一

百四十七位³⁶進士。北宋時期有七十三位，南宋時期有七十四位(附錄 4-4)。因

此，我們大致可以推知：在北宋與南宋時期，不僅潭州留有著作士人的個數非

常相近；士子登第人數也是大致持平，未有太大的變化。然而，即使留有著作

士人，以及潭州登科學子人數均未有明顯變化，並不能代表該州文風發展大致

36 潭州一百五十八位進士中，中第年代可考者，僅有一百四十七位。

137 持平。下文將就這一點加以討論。

首先，誠如前文第二章第一節曾敘述的：北宋時期，潭州一地的人口，不

僅增加得相當迅速；人口之眾也往往居各州之冠。在進入南宋後，潭州一帶雖

一度遭受金人與潰兵土匪相繼為害，而出現人口大量死亡，呈現殘破不堪的景

象。但是，南宋時期的潭州，卻因為仍是湖南的首善之區，又是朝廷後來安置

歸正軍人的地區，而一直都有大量的人口移入，甚至移入的數量還冠於洞庭湖

以南諸州。因此，南宋時期的潭州仍舊是湖南人口最多的區域。接著，我們若

對照這種潭州人口仍持續增長、潭州進士數量卻沒顯著增加，以及湖南一地進

士總數量，又大體呈現逐年爬升趨勢的情況(附錄 4-5、圖 4-1)；我們將不難發

現：湖南其他各州文風逐漸興盛，而潭州文風反而呈現「相對倒退」的傾向。

圖 4- 1 荊湖南路歷年登科人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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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清楚看出湖南諸州文風的發展概況；最佳的方式，莫過於比較各州進

士個數佔湖南進士總數的百分比。由附錄4-7 及圖 4-2，我們可以發現，在北宋

初期湖南學子鮮少登科時，北部的潭州是以壓倒之勢冠於各州的。在公元 963-982 年間，單潭州進士個數，就佔湖南進士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六；衡州和永州

的進士個數，則各佔百分之十六；而道州則根本沒有進士。到了公元 983-1002

年間，潭州進士仍佔湖南進士總數的大半(百分之四十四)；衡州進士比例，則

由原先的百分之十六銳減為百分之六。至於永州和道州進士比例，反而逐漸爬

升：永州由百分之十六增為百分之十七；道州則由零激增為百分之十三。雖

然，自北宋仁宗天聖元(1023)年至南宋滅亡期間，中間仍有數十年的時間，潭 州與衡州進士個數所佔比例，仍舊領先永州與道州(例如：1043-1063 年間，潭

州進士個數，佔湖南進士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八；1163-1182 年間，衡州進士佔湖

南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然而，大致看來，潭州和衡州進士的比例，是開始呈

現落後永州與道州之勢的。此外，永州與道州文風逐漸興盛的情況，由荊湖南

路各縣登科人數的排名中(附錄 4-8、圖 4-3)，也可見一斑。宋代荊湖南路登科

人數最多的縣，分別為：永州祁陽縣八十九人、永州零陵縣七十六人，以及道

州江華縣六十七人。反觀北宋初文風獨盛的長沙，終宋一代，卻僅出過十八名

進士。因此，宋代荊湖南路地區，的確曾出現過「文風南升北降」的現象。

位居南部的永州與道州，人口數量既遠不及潭、衡兩州(附錄4-2)，也非主

139 圖 4- 2 宋代荊湖南路各州進士個數百分比消長圖

140 圖 4- 3 荊湖南路各縣登科各數及百分比圖

要人口移入區；自古以來，兩州更為苗、瑤族(古稱荊蠻、猺峝)與漢族雜居之

地。它們的進士個數，為何可以佔湖南進士總數相當大的比例，反而使得潭、

衡兩州文風落入「相對倒退」的情況？筆者以為，這種湖南文風「南升北降」

的情形，可以由永州與道州的「州縣設學較早」、「著名學者寓居」與「地方家

族倡學」三方面，來加以解釋。

首先，州縣設學較早。永、道兩州雖然並非湖南的首善之區；卻設學頗

早，並不晚於湖南其他區域。甚至永、道兩州的州縣學，還有不少設立早於

潭、衡兩州的例子。潭州州學與衡州州學，均是宋代始設³⁷；而永州州學與道

州州學，卻是自唐代即開始設學。道州寧遠縣學、江華縣學³⁸，也均是在唐代

始建，並在後代持續修復，這些都是其中顯著的例子。也正因為設學頗早，士

37《明一統志》，63/329、64/355。

38 永州與道州州縣學資料，皆出自《明一統志》，65/383。

141 居永州或道州。同前註39，15/419-22。

42《誠齋集》，〈玉立齋記〉，72/6。

43 劉華邦，《江華縣志》(台北：成文 1975 據清同治九年刊本影印)，〈人物〉，9/679。

44 其他各縣方志的〈人物〉篇中，多是描述「個人的藝文成就」；永、道州諸縣方志的人物記 載，則有較多的「倡學」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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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氏家族學者不僅重視子弟的教育，也常鼓勵該縣學子勤勉為學；為江華縣學 風的興盛，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首先，北宋的蔣佺重視的教育，常以典籍勉勵 子弟學習⁴⁵。他的弟弟蔣任，則在談論道學之餘，更常以「明理」教人⁴⁶。其 次，南宋的蔣斗薦，也是在自己好文外，常勉勵當地學子向學。甚至當學子學 習倦怠時，他還會為其題勉學詩於扇子上。蔣應庚則是以其晚年仍不廢誦讀，

為當地士人作出為學的典範。因此，大姓家族注重文教發展，除了有益於族內 子弟向學外，必然也會為當地學子起到一定的示範、啟迪作用。

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宋代潭州、衡州一帶，不僅是湖南的首 善之區－集政治、經濟與文化優勢於一身；在北宋初期，文風發展更是呈現獨 盛的局面。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潭州卻逐漸無法維持其「文風獨盛」的地 位；其進士個數佔湖南士總數的比例，再也無法超過或接近百分之五十。也就 是說，自北宋中期後，湖南地區的文風發展，開始經歷一個「相對的南升北 降」過程。與潭州、衡州文風未能大幅成長的同時，永州與道州卻在「州縣設 學較早」、「著名學者寓居」與「地方家族倡學」三方面的影響下，文風逐漸日 趨興盛。兩州的進士總數比例，也開始逐漸超越潭、衡兩州的進士比例。

既然在北宋中期後，潭州即已無法維持其湖南文風「霸主」的地位；那 麼，以長沙嶽麓書院為講學基地的湖湘學派，自然也就無法憑藉潭州的文教發 達，吸引更多來自它州的學子前來學習。湖湘學派完成其湖湘化的過程，也因 而面臨另一個發展上的困境。

45 同前註 43，頁 678-9。

46 同前註 43，頁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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