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背景與文獻探討
第二節 背景與文獻探討
近二十年來，在西方中國史學者的思想史、學術史著作中，相當引人注目
的特色之一，就是研究方法與研究視角的大突破。在這股新興研究熱潮中，西
方中國史學者開始將社會史的研究，納入學術史與思想史的研究範疇中，嘗試
將三者予以融合，以期還原思想的真實背景，掌握完整的思想底蘊。這股研究
風潮，不惟促使學術史與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出現嶄新的風貌；另一方面，也使
得史家的研究視角逐漸向下轉移，轉而留心社會脈動，給予地方史研究更多的
關注。
新研究方法的採用－援社會史入學術史與思想史
傳統學術史與思想史的研究，往往特重追溯學術思想系譜，以及掌握思想
內涵的轉變；近年來，西方中國史學界則開始置思想、學術於社會背景中，探
究它完整的發展面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屬韓明士(Robert Hymes) 、田
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以及包弼德(Peter K. Bol)等人的研究。
〈陸九淵，書院與鄉村社會問題〉17一文中，韓明士引諸位道學家積極以書
院作講學基地為背景，反襯出陸九淵以比較消極的態度面對「書院倡學」；並為
17 韓明士，〈陸九淵，書院與鄉村社會問題〉，收於田浩編，楊立華、吳豔紅等譯，《宋代思想 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3)，頁 4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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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九淵的態度尋求合理的解釋。韓氏先由陸九淵的言論及行為著手，逐步探尋
陸九淵的思想特徵。經過詳細研究，韓氏得出陸九淵與同時代的道學家相同，
都有投入社會活動的熱情與理念之結論；並從而引導出：若以傳統思想史研究
取徑下手，關於陸九淵對書院倡學的冷漠態度，將無從解答的情況。接著，韓
氏再嘗試置陸九淵的冷默作為於他的生活背景中。韓氏發現：陸九淵具有相當
強的「家傾向」，而且認為家庭與國家政府之外的其他組織，並無存在的必要
性。是故，陸九淵對書院、鄉約、社倉以及祠祀等活動，便多興致缺缺或存有
不同見解。韓氏此種援社會史入思想史的研究取徑，不僅為陸九淵對書院的漠
然，提出饒有新意的見解，也揭示道學家有諸多樣貌的事實；更重要的是，韓
氏為此新興研究方法，做出了一絕佳的示範。除〈陸九淵，書院與鄉村社會問
題〉一文外，韓氏榮獲李文遜(Levenson)中國研究書籍獎的大作——《Statesmen
and Gentlemen :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18，更將這種研究取徑，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於這本書在開創新的研究取徑，以
及著重地方史的研究內容上，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筆者在後面會繼續討
論。
田浩(Hoyt Tillman)的相關著作，也為此種研究取徑做出絕佳的詮釋。《功利
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19 一書中，田浩開始嘗試從十二世紀的社會背
18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 田浩(Hoyt Tillman)著，姜長蘇譯，《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Utilitarian Confucianism 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 )(南京：江蘇人民，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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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來觀察道學的發展。其後在《朱熹的思維世界》20一書，他更進一步置朱熹
於社會背景中，研究與朱熹同時代人物的多樣面貌；試圖還原諸學者的思想原
貌、彼此間的往來關係，以重現南宋理學群像。誠如田氏在中譯本緒論所言，
他「不將朱熹看成一位超然獨立的思想家，而將他的思想發展置於他與同時代
學人的關係和交往的背景下考察。」21。田氏這樣的研究手法，並非貶低朱熹
的歷史地位。他認為，無論是追尋朱熹的思想系譜，或是探究朱熹的思想特徵
——傳統思想史研究取徑，都無法完整掌握朱熹思想的發展過程。相對地，若
能肯定道學的多樣性，視朱熹為道學群體的一員，置他於社會背景中，完整呈
現當時理學群貌。其次，再由朱熹與時人的來往，探索他思想的演變。如此一
來，則不僅對朱熹思想的發展，能夠有通盤的掌握，對於道學群體的形成，更
能有一清晰的圖像。田氏以社會史取徑著手，擴大視角於朱熹同時代的道學
家，如張栻、張九成等人；使全書洋溢道學群體的活力與多樣性，這正恰與
《宋史.道學傳》所呈現之狹隘圖像22，成一鮮明對比。此外，這樣的研究手
法，也為道學研究注入一股活水。其他道學家的思想、生平，以及社交網絡，
逐漸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焦點；而相關研究主題的著作，也隨之增多，例如本論
文提及的湖湘學派，即為其中顯例。
包弼德的研究，亦為這種新興研究方法的指標性著作。在《斯文：唐宋思
20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台北，允晨，2008)。
21 同前註 20，頁 16。
22 同前註 20，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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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轉型》23 一書，包氏以另闢蹊徑的方式，探究唐宋思想史的變遷。迥異於
多數學者作法的是，他不從佛釋道三者交匯出發24，而以相當宏觀的視野，分
別從史學、文學、哲學等方面著手，來探究宋代道學的興起。此外，他也運用
社會史研究方法：結合唐代至宋代的思想發展與社會背景；由政治情況、科舉
制度以及對經營地方的重視等方面，逐一探討士人群體價值觀的改變，重新詮
釋士人由重「文」轉向求「道」的過程。雖然，《斯文》一書有忽略佛教思想的
缺失25，卻仍是結合社會史與思想史的佳作，也啟發學界以各種「社會背景」
著手，解釋唐宋思潮的轉變。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不難發現到，近二十年來，這股新興研究熱潮，讓 西方中國史學界的研究視角，頓時開擴起來：由原先僅注意學術、思想本身，
開始旁及同時代士人群體，嘗試還原他們的思想原貌，以及彼此間的來往圖
像。甚至於再擴大視野到於大環境的社會背景。這種置學術、思想於社會背景
中的研究手法，後來更引起學界對地方家族、區域文化的研究興趣：各種學
術、思想究竟如何與不同區域的家族與文化產生互動、彼此影響，已成為更進
一步的關注焦點。
23 包弼德(Peter K. Bol)，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This Culture of Ours" :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南京：江蘇人民，2001)。
24 葉毅均，〈從思想史到文化史的嘗試－包弼德《斯文》一書及相關討論述評〉，刊《新史學》
第十四卷第二期(2003)，頁 215-38。
25 同前註 24，頁 215-38。
11 研究視角的向下－對地方史的關注
西方中國史學界應用社會史研究法於學術史與思想史研究的作法，不惟使
許多學術、思想史議題的再詮釋成為可能，也讓史家研究視角產生轉移。學界
開始轉而關注各地不同的社會背景；地方史與學術、思想史的結合，也因此成
為新的研究焦點。
事實上，早在 1960 年代初，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及何炳棣兩人，為
評估科舉制度所造成的社會流動，即開始將視角轉向社會關係的探究。柯氏用
宋代僅存的兩份〈登科錄〉(1145 年和 1256 年)，探究宋代登科士人的出身背
景。他認為，中國的科舉考試基本上是公平開放、可造成社會流動的。何氏則
擴大柯氏的研究規模，採用明清兩代登科錄。他主張，明代科舉還能夠造成社
會流動；清代的科舉，則因買官情況大增，社會公平公開程度反不如前代26。
當時，他們以親屬關係入手，進行相關研究的作法，引起學界極大的迴響，多
位學者27先後加入討論。大致說來，這些學者認為除中舉者的父系關係外，母
系與師友關係也都應納入考量之列。其後，隨著 1970 年代社會史研究法普遍為
學術史、思想史家採用後，社會背景、人際關係，以及各地不同的風俗文化，
便漸漸成為史學研究利器、分析基軸之一。前文曾提及韓明士的代表作——
26 李弘祺，〈中譯本導論(代序)〉，《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台北：聯經，1993)。劉祥光，〈科 舉與地方發展：宋元明教育與科舉研究的取徑與成果〉，收於李弘祺編，《中國與東亞的教育傳 統(一)》(台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頁 155-206。
27 例如 Richard L. Davis(戴仁柱)和 Beverly Bossler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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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men and Gentlemen》；以及李弘祺 (Thomas H.C. Lee)〈宋元福建建陽地
區的道學教育〉28與〈宋元書院與地方文化——吉州地區書院、學術與民間宗
教〉29二文，即為其中相當典型的例子。韓明士延續他的老師郝若貝( Robert M.
Hartwell) 的關注焦點——南宋精英對地方的經營；但是，與郝氏不同的是，他 並不把焦點擺在「個人」，而由群體 (家族) 角度切入。他認為，南宋精英家族
在政治鬥爭頻仍、科舉入仕困難，以及個人自我期許的影響下，逐漸改變注意
力，由關注中央轉向經營地方，以聯繫社會關係 (如透過婚姻、親屬、師生或交
友關係)、參與地方事務 (如投入地方自衛、社會公益或宗教活動) 為手段，來營
造、維持家族在地方的影響力30。為深入刻畫南宋精英家族形象，韓氏以地方
史研究的形式，選擇江西撫州精英家族作為研究焦點。
相較於韓明士以地方精英家族為起點，著力於其社會關係的聯繫、地方事
務的參與，來刻畫撫州士人與地方間的互動；李弘祺則有另一條獨特的研究思
路。李氏認為，唯有清楚掌握地方文化，才能真正還原、解釋中國教育史的多
樣風貌31。在上述二篇論文中，建陽與吉州地方家族雖仍在他的討論之列，他
卻以更大的篇幅，詳細地描述兩地地理環境、歷史淵源，以及宗教民俗。〈宋元
福建建陽地區的道學教育〉一文，李氏置書院於大家族需求、佛教昌盛兩個思
維向度下，描繪道學在建陽的傳播圖像。他主張，其一，道學教育除了有益於
28 李弘祺，〈宋元福建建陽地區的道學教育〉，收入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台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頁 945-96。
29 李弘祺，〈宋元書院與地方文化－吉州地區書院、學術與民間宗教〉，刊《湖南大學學報》第 二十卷第六期 (2006)，頁 5-15。
30 這種南宋士人關注焦點的轉變，學界稱之為「地方轉向(Localist turn)」。
31 同前註 29，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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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姓子弟登科，也增進他們參與地方事務的機會；而這也正巧符合他們延續家
族勢力的需求。其二，建陽地區的佛教影響力，主要在經濟，而非思想層面
族勢力的需求。其二，建陽地區的佛教影響力，主要在經濟，而非思想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