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湖湘學派持續發展的困境
第三節 湖湘學弟子群體持續發展的困境
湖湘學派自創始學者胡安國的傳播開始，學子的組成成份中，就有超過四
分之三的「外路人」。這樣的發展肇始，自然為湖湘學派的後續發展蒙上了一層 陰影；因為這正意謂著：它的發展將欠缺地緣之利。
事實上，湖湘學派在諸道學學派中，原本就有一個異於它派的特色：它並
不是由當地人建立的學派47。基於這樣的歷史事實，湖湘學派最終能否產生
「地緣」的有利因素——即「完全湖湘化」，對它在湖南的永續發展來說，是格
外重要的。
綜觀胡安國的門人組成，我們可以發現：他的湘籍門人固然不多；但是，
基於湖南的優越條件(見第三章第一節的討論)，它的確成為不少避難南渡士人的
首選。而後，移居湖南的士人又終成為「湖南新移民」。當胡安國以「華夷之
辨」為原則，透過《春秋》強調儒家義理時；那些因國破家亡而南渡的士人，
便極容易受他的感召而跟隨學習48。理論上，當這群「新湖南」學子逐漸「湖
南化」、成為「新湖南」籍門人後；胡家之學在湖南的學子群體，便等於「新湖
南」籍加上「原湖南籍」門人了。這個不小的學子群體，將有利胡家之學逐漸
取得「地緣優勢」。然而，胡家之學的後續發展，卻並未按照這樣的模式發展下
去。胡安國的湖南門人中，竟只有一位門人的第二代，繼續追隨胡宏兄弟學習
47 例如南宋另外兩個較盛的道學派別－閩學與浙學，就是分別由福建與浙江本地人的朱熹與呂 祖謙所建立。胡安國父子與張栻均不是湖南人，他們分別是福建人與四川人。
48 如第二章第二節提及的向氏家族、韓璜等人都跟隨胡安國學習《春秋》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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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因此，上述的胡家之學地緣之利，其實根本沒有形成。
《春秋》學、道學與地緣問題
自古以來，《春秋》學的研究始終不絕；宋代亦不例外，潛心治《春秋》
者並不在少數。根據《四庫全書》總目與《玉海》的記載，宋代可考的《春 秋》學學者就有八十一位(附錄 4-10)，其它各地未見收錄者，應該還有更多。
有明確記載與可大致推論著書年代的，則有六十二位。由這六十二位士人的著
書年代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宋代《春秋》學的研究，在北宋與南宋時期，各 經歷一次研究高峰(附錄 4-11、圖 4-4)；它們分別是北宋仁宗與南宋高宗時期。
其中，南宋高宗時期的興盛，正好貫穿南北宋之交。這個時期鋒火不絕，宋朝
軍隊接二連三失利；講究「華夷之辨」的《春秋》大義思想，也因此再度在士
人意識裡抬頭、受到士人們的青睞。在當時感於時事、寓意於《春秋》的時代
思潮下，不僅士人紛紛撰著《春秋》學著作；連同高宗也同樣看重《春秋》的 指導意義。高宗不僅在紹興二年(1132)下詔，令經筵官輪流進獻《春秋》口義
與進行侍講50，並多次拔升進獻《春秋》學著作的官員；例如：董自任因上
《春秋總鑑》，得授大學錄之職；畢良史在進獻《春秋正辭》後改任京官；吳曾
49 胡宏的門人中，僅有湘籍弟子彪居正的父親是胡安國的弟子。
50 王應麟，《玉海》，40/128。
145 圖 4- 4 宋代治《春秋》學學者分布時期折線圖
則是在進獻《左氏發揮》後，得補右迪功郎之職51。胡安國的《春秋傳》便是
這樣時空背景下的產物。晚年隱居衡嶽的胡安國，不僅仍持續研究《春秋》，更
積極致力於傳播《春秋》學。
長久以來，湖南都未建立起研究《春秋》的傳統。《四庫全書》總目與《玉
海》記載的《春秋》學者中，並無一人籍貫為荊湖南路。這種湖南學子罕有治
《春秋》的情況，對於南渡來湘、精於《春秋》的胡安國的來說，無疑是有利
的。這正意謂著：他可以從頭建立治《春秋》的學統。就講學時機而言，則更
是有利於他的講學。南北宋之交，歷經喪家亡國之痛的士子南渡湖南，他們對
復仇大義的追求、對補救時局的期待，都是胡安國塑造《春秋》學研究傳統，
51 同前註 50，卷四十，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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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廣傳胡家之學的有利契機。胡安國講學衡嶽八年，積極講求《春秋》義
法、反覆倡明華夷之辨，努力喚起士人對儒家義理的重視。湖南地區的胡氏弟 子數量，也因此激增為十二人。
雖然，直到胡安國於紹興八(1138)年去世時，湖南學子對研究《春秋》依
然不甚熱衷；不可否認的是，他的確也為附近地區掀起一股治《春秋》的風 氣。除了胡安國多位「新湖南籍」門人撰有《春秋》相關著作外(附錄 2-4)；
《湖南通志》〈藝文志〉中，也收錄了六位學者的《春秋》學著作(表 4-1)。這
六位學者中，張大任生存年代不可考；從其餘五位學者的中第年代，我們可以
發現：他們研究《春秋》的時代，與前述兩波研究《春秋》的高峰並不完全相
符。依狄遵度和周堯卿生存的年代推估，他們治《春秋》的年代，尚還可能與
北宋《春秋》學大盛的時代相符。至於湯璹、楊大異與王夢應三人，其治《春
秋》的年代，則明顯晚於《春秋》學大盛的高宗時期，是胡安國講學湖南後的
事；此外，他們三人的居住地，又都剛好位於胡安國居住、講學的潭州。是
故，我們大致可以知道，胡安國在湖南講學《春秋》，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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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籍貫 作者中第時代 作者中第年代
《春秋雜說》 狄遵度(生卒年不詳) 潭州長沙 大中祥符闕年 1008-1016
《春秋說》 周堯卿(995-1045) 道州永明 仁宗天聖二年 1024
《春秋要論》 湯璹(生卒年不詳) 潭州瀏陽 孝宗淳熙十四年 1187
《春秋奧旨》 楊大異(生卒年不詳) 潭州醴陵 寧宗嘉定十三年 1220
《春秋集義》 王夢應(生卒年不詳) 潭州攸縣 度宗咸淳十年 1274
《春秋注》 張大任(生卒年不詳) 潭州湘潭 不詳 不詳 表 4- 1 宋代荊湖南路地區《春秋》相關著作一覽表
接續胡安國、擔當傳播湖湘學責任的是胡宏與胡寅。他們與多數胡安國的
湖南「新移民」、原湘籍門人均保持良好往來關係。當時避難湖南、跟隨胡安國
的門人中，除了李椿與胡宏兄弟較無密切往來外52，向子忞家族、韓璜、劉芮等
人都與胡宏兄弟時有往來。向氏家族向來與胡安國父子關係密切。抗金死節的
向子韶為胡安國的講論好友，向子韶兒子、弟弟與姪子又分別為胡安國的女婿
與門人。在這層層師友與姻親的深厚關係下，向氏家族與胡宏兄弟間的往來，
自然是十分密切。向子韶的侄子向浯不僅曾跟隨胡安國學習，他同時也是胡宏
的門人。胡宏不僅對他時有勉勵，也會與他分享對時政的看法；例如胡宏曾寫
信給向涪抒發對經界法的感想53。至於向子韶的弟弟向子忞，則如前文所述，為
52 胡宏與胡寅的詩文集中，看不出與李椿來往密切的記載。
53 經界法是南宋清查與核實土地占有情況的政策；李椿年在紹興十二年(1142)上書建議後實施。
可參見王德毅，〈李椿年與南宋土地經界〉，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台北：中華叢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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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幾乎都持續與胡宏兄弟保持相當友好的關係。然而，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在胡宏與胡寅的著作63——《五峰集》與《斐然集》——中，雖然有許多他們與
胡安國湖南門人間的交往記錄； 然而，這些記載，又以偏向抒發情感為多。至
於彼此間討論學問的記載，卻不甚多。因此，對胡安國的湖南門人而言，胡宏
與胡寅兩人，可能只是他們品行道德的良友，卻不是通常討論學問的講友。這
個現象剛好又可與「胡安國的門人中，僅有彪虎臣一人的兒子繼續跟隨胡宏學
習」的情況相對照。也就是說，一方面，胡安國的湖南門人，大多未與胡宏兄
弟有學問上的來往；另一方面，他們的後人，也甚少繼續加入胡家之學學子群
體的行列。針對這樣學子群體無法穩固與擴充的情況，除了由胡安國父子均非
湖南人，需要更多時間讓胡氏之學「湖湘化」外；我們也可以由胡宏的「學問
特色」和「人生經歷」兩方面，分別加以探討。
第一、學問特色。雖然胡宏也承繼以義理闡史的胡氏家學，並完成《皇王
大紀》一書；然而，他隱居衡嶽二十年，投注最多心力的，卻在於建構學派的
心性哲學體系64。因此，若定位湖湘學派為道學宗派的一支、是講究性理之學
的；那麼，名義上身為學派第二代的胡宏，實際上是居於第一代先鋒的位置。
正因為他不同的學術傾向，他無法迅速引起第一代胡家之學學子的關注、直接
吸納他們的後代為門人； 而需要「從頭再造」另一個胡氏弟子群體。
第二、人生經歷。胡寅多次出仕，胡宏卻選擇隱居衡嶽二十年、終身不
63 胡寅與胡宏均有不少著作，例如胡寅有《讀史管見》、胡宏有《皇王大紀》等著作。但是，他 們與師友間的往來紀錄，主要仍在《斐然集》和《五峰集》中。
64 他最終完成湖湘學思想的代表作《知言》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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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這樣的人生選擇，固然使得他得以全心致力於湖湘學思想的建構；然而，
卻也嚴重局限了他開拓胡氏弟子群體的能力。他閉門耕植讀書，時常閱讀經史
以求少犯過錯；可是，這樣離群索居的日子，無形中減少了他與其他學者接
觸、交流的機會65。反觀胡安國在紹聖四年登第後，不僅曾任京官、也三次任
職湖北、湖南地區66；他與兩湖地區的士人，自然有較多的接觸，例如：長沙 的譚世勣，在宣和(1119-1124)年間與他人合薦胡安國任官67，就反映出湖南人
對胡安國的了解與認同。至於胡宏，則由於隱居衡嶽，少有與其他學者來往、
互相交流的機會，打開他的知名度，便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如此一來，胡家
之學「湖湘化」的速度也隨之減緩了。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受南北宋之交時局的刺激、當時代治
《春秋》風潮的雙重影響下，胡安國銳意鑽研與傳播《春秋》。胡安國得利於這
股學術風氣，加上其個人寬廣人際網絡的經營，他從而能為傳播胡家《春秋》
股學術風氣，加上其個人寬廣人際網絡的經營，他從而能為傳播胡家《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