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湖湘學派持續發展的困境
第一節 湖湘學者與湖南大家族間的互動
自古以來，湖南一地向有族居的傳統，再加上許多湖南人的祖先又是重宗
族的江西人6；因此，湖南聚族而居的風氣始終不衰。這股族居的風氣，不但見
諸於地方士人文集中7，更具體呈現於地方志的〈人物志〉與〈選舉志〉中：湖
南諸縣的鄉賢與登第學子幾乎都是特定姓氏。以地方大家族的興盛，他們在地
方上的影響力，必然是不可小覷。在這種情況下，湖湘學者與地方大姓「打交
道」、維持密切來往，似乎也成了湖湘學派在湖南永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因此，
下文中，筆者將由「湖湘學者與地方大姓間的來往情況」、「湖南家族書院的發 展概況」兩方面著手，探究湖湘學派無法完成「湖湘化」的原因。
湖湘學學者與地方大姓家族間的交往
由《湖南通志》〈選舉志〉所記載的宋代八百四十一位(附錄 3-3)進士中，
我們可以發現：潭州的湘鄉、醴陵、寧鄉、衡山、湘陰與益陽；衡州的衡陽與
茶陵；道州寧遠、永明、江華與營道；永州的零陵與祁陽；郴州的桂陽、永興
與興寧；桂陽軍的臨武；以及全州諸縣，都有較明顯的持續中舉家族(附錄 4-1)。
6 譚其驤，〈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刊《史學年報》第一卷第四期(1932)，頁 54、102。
7 例如：陶澍，《陶文毅公全集》(上海：上海古籍，1995 續修四庫全書本)，〈安化鄧氏族譜 序〉、〈資江王氏族譜序〉，38/41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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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胡安國父子與張栻的湘籍門人，我們可以發現，湖湘學派學者與這些
方大姓家族間的互動，有漸趨熱絡的趨勢。首先，胡安國的湘籍弟子譚知禮出
自長沙譚氏望族8。譚知禮在胡安國死後，仍與胡宏兄弟隱居衡山，執意追求聖
人之道，甚至還因此來不及奔親人之喪，被冠上「不孝」的罪名。胡宏與譚知
禮相知甚深，他為譚知禮早亡、崇高志向無法顯露而深感痛心；後來更為譚知
禮撰寫哀詞以闡明他的心志9。胡氏家族除了與譚知禮有師友往來關係外，更與
譚氏家族「用道義交、以婚姻聯」。胡寅曾在〈右承事郎譚君墓誌〉、〈挽譚邦
鑑〉與〈祭譚大夫煥之〉10三篇祭文中，分別以「予與君再世從遊，申以婚姻
之好」、「契好聨三世交情」與「我與公四世之間爰始道義，迄於姻連」來形容
自己與譚氏家族間的緊密關係。也許是隨時間推移、人際網絡愈趨開展，胡寅 才會有「再世(兩代)」、「三世」與「四世」交情用法的不同；但是，隨著胡寅說
法的不同，正也反映出胡氏與長沙譚氏家族交情逐漸深厚。
其次，胡宏與張栻的湘籍門人趙棠與趙方，則是出自衡山趙氏家族。趙棠
與趙方父子是湖湘學父子檔。在深受湖湘學的影響下；湖湘學重「經世」的宗
旨，儼然成為他們趙家的「家訓」——趙氏家族教育子孫特重「有用之學」11
的學習。因此，自趙棠以下，家族出了多名能文能武的名將12。
8 譚氏先祖由清水(今甘肅省境內)向南輾轉遷徙至長沙與茶陵等地。宋代譚氏家族中，出過數十 名進士；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前文曾提及的忠臣譚世勣、理宗朝狀元譚用式與神童譚昭寶。李 東陽，《懷麓堂集》，〈茶陵譚氏族譜序〉，63/656-7。
9 《五峰集》，〈譚知禮哀詞〉，3/46-48。
10 《斐然集》， 26/691-3、27/720。
11《湖廣通志》，55/261。
12 例如趙方的兒子趙范與趙葵，以及侄子趙淮等人，均是文武兼具的抗金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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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胡寅、張栻兩人與蔣氏家族成員間的友好關係，蔣復與蔣元夫才會為
湖湘學所吸引，並進一步成為張栻的弟子。然而，相當可惜的是，張栻的三位
湘籍門人中，謝用賓與蔣復後來都選擇隱居；因此，即使張栻曾順利吸引謝用
賓的注意，加以胡寅、張栻與蔣氏成員間的來往，他們似乎仍無法與永州、全 州等地大姓家族間，產生更緊密的關係、吸引更多家族學子的從學。
最後，除了長沙譚氏、衡山趙氏，以及永州與桂州間的蔣氏家族外，醴陵
丁氏與零陵唐氏兩家族，也與湖湘學者有些許稱不上密切的來往。張栻曾分別
為丁氏與唐氏家族的學堂與廳堂命名。他以「讀書樓」命名丁氏書堂，勉勵家
族學子努力向學22；又以「愉色堂」為唐氏廳堂命名，期勉子弟發自內心孝順
雙親23。
對照上表與前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出自地方大姓的胡家之學弟子數
量，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由胡安國父子講學時代的僅有兩位門人；到張栻時
的增為四位門人。然而，以湖南地區大姓家族數量之多，湖湘學派在它發展達
巔峰狀態時，卻僅吸引衡山趙氏、祁陽謝氏、零陵蔣氏與清湘蔣氏四個家族的
學子24；而與湖湘學者平素有所往來的，總數又不超過十個家族。因此，我們
可以作出結論：以湖南大姓家族之眾，與湖湘學者有密切來往者，其實算不上
眾多；至於就吸納大姓學子成為湘湘學生力軍而言，湖湘學派的傳播，則更稱 親蔣湋曾跟隨他學習。《萬姓統譜》，86/266。
21 曾國筌，《湖南通志》276/5569。鄒浩，《道鄉集》，〈甘泉銘跋〉，33/456-7。
22 同前註 18，〈讀書樓銘〉，36/1046。
23 高斯得，《恥堂存稿》，〈跋南軒所書愉色堂〉，5/75。
24 零陵蔣氏與清湘蔣氏家族，實際上為同一支家族。見下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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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成功。以湖南族聚風氣之盛，湖湘學者卻無法與湖南大姓家族產生緊密的 連結，實又為湖湘學派的永續發展，增添了另一個不利的發展因子。
地方家族設立家族學堂與書院
由於湖南士人幾乎都出於地方大姓；地方大姓家族就讀嶽麓書院意願的高
低，對湖湘學派在湖南的發展，便是至關重大的。經由上文的討論，我們幾乎
已經可以確定：湖湘學者與地方大姓的往來，並算不上密切；至於傳播學術於
大姓家族學子，也稱不上成功。可以想像嶽麓書院並非多數大姓家族子弟的就
學首選。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大姓子弟的求學情形，或許也就成為另一個解 釋湖湘學派無法完全湖湘化的關鍵。
慶曆興學後，荊湖南路各州縣學紛紛成立。這些州縣學必然是大姓家族子
弟求學的一個可能管道。在州縣學之外，書院也是另一個湖南學子的選擇。書
院在南、北宋持續發展，逐漸由僅作為學校的一種，發展成為與學術結合一體
的機構25。南宋初期，胡安國、胡宏父子利用文定公與碧泉書堂，作為其講
學、傳播胡家之學的基地。這種將胡家之學與文定公、碧泉書堂結合的嘗試，
25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頁 77。梁庚堯認為，地方州縣學在慶曆興學後雖已大量設立；然 而，由於士人數量的不斷增加，地方州縣學仍舊無法完全滿足士人的就學需求。因此，除了許 多官辦書院(例如嶽麓書院與白鹿洞書院)在南宋陸續得到修復外；自五代以來地方家族設立書 院(義學/族學)的傳統，也一直延續下去。此外，他也主張，書院一詞在宋代，特別是南宋時，
是在州縣學之外許多教育設施的一種泛稱，而包括各種不同性質與類別的教育設施。參見梁庚 堯，〈宋代的義學〉，《台大歷史學報》24(1999.12)：17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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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為湖南地區「學術、書院一體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後，張栻掌教嶽麓
書院，更是將胡家之學與嶽麓書院作了一完美的結合，使嶽麓書院真正成為湖
湘學派的傳播基地。然而，根據鄧洪波的統計結果，宋代湖南地區的官辦書院
有十三間、民辦書院有四十一間、不明的有十六間，總計七十間。也就是說，
除了嶽麓書院外，湖南一地尚有六十九間書院；而且民間自辦的書院是多於官
辦的26。這也正意謂著：湖南民間似乎仍傾向自辦書院，而非送學子前往官辦
書院就讀。民間書院愈多，屬於官辦性質的嶽麓書院，所能吸收到的大家族學
子數量，必然相對地受到壓縮。如此一來，隨著就讀嶽麓書院的湖南學子數量
無法大幅成長；湖湘學派完成「湖湘化」的進程，也將連帶地受到影響。
為了能夠正確評估嶽麓書院所可能受的的衝擊，以及考量湖南士人多出於
大姓家族的情況，下文中，筆者將以湖南的家族書院為考察重點，以期釐清湖
湘學派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另一個困境。
誠如前文所述，有宋一代，湖南地區曾經出現過為數不少的地方大姓家族。
這些地方大姓家族中，更是不乏擁有有家族書院者。甫自北宋時期，地方大姓
家族便有以家族書院教育子弟的情形出現。衡山侯氏27與湘陰鄧氏家族，便是
其中的顯例。首先，衡山侯宣在年少遊歷四方後，回到衡山創辦「侯家書院」
26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頁 156-7。鄧洪波認為，總的來說，官民二者共同推進了書院的發 展；但是書院的起源卻有官民兩途。凡民辦的書院，其經營多由士民，並由民間之力資助而建 立的。 27 有關侯宣的記載中，並無明確載明他的生存年代。然而，宋代侯氏家族八位子弟的登科年 代，皆在北宋時期；是故，筆者便據此推估「侯家書院」的存在年代，應該是在北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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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大清一統志》，2581/510。宋代有一些民間設立的學校，除免費贊助學子求學外，也協助他 們解決食宿問題，這種學校稱為「義學」。這種設立義學的作法，後來廣為各地方大姓家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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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子孫讀書肆業的「學堂」。若適逢著名學者路經茶陵，陳氏家族往往延請他們
前往書堂講學、為子弟揭示為學之道32。最後，由張栻以「讀書樓」命名醴陵
丁氏書堂，勉勵其家族學子努力向學33，以及易袚(淳熙十一年進士，1184)將唐
如晦的書堂命名為「善齋」34兩件事；我們大致可以認定：丁氏與唐氏家族也 擁有自家的家族書院。
對照「湖南大姓家族」與史籍記載「有家族書院的家族」兩者的個數，我
們並不難發現：以湖南大姓家族數量之多，有家族書院的家族個數，在比例上
似乎不太高。然而，值得留心的是：不僅大姓家族擁有家族書院；連湖南的非
似乎不太高。然而，值得留心的是：不僅大姓家族擁有家族書院；連湖南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