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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原鄉災難新聞報導之探討

第三節 原住民電視台傳播力量

日本 NHK 對 311 災難新聞處理的態度,是積極建構成民眾資訊提供的平 台,亦提供台灣媒體一個如何符合大眾利益的報導機會。然而,台灣媒體對於災 難新聞的處理方式,往往亦因為媒體機構本身存在的意識型態,在新聞的製作上 就會有立場甚至會有政治正確因素,選邊站是台灣媒體最常見到的情形。「原民 台」具有身負著族群使命,提供族人發聲的平台,亦在建構原住民媒體存在的價 值。

一、建構原住民媒體的存在價值

「原民台」身為原住民的電視台,經費來自於政府的挹注,儘管有其結構上 的因素,但在莫拉克風災的報導上,對於原鄉災區新聞的報導會採取全面性的報 導,同時對於政府的救災缺失亦會作檢討。鍾寶慧(2009)一篇《全國團結重建 台灣為當務之急》時事評論中提到:風災讓我們再度見識到大自然的力量,也提 供我們重新思考人與大自然關係的機會,過去為了經濟發展、生活需要對自然所 進行的開發,在氣候劇烈變遷的今日,實有重新評估之必要。趁此機會,宜集合 專家及當地民眾,從專業及實際需求的角度出發,共同重新規劃台灣各地區的國 土發展,降低未來天然災害發生時的衝擊。

災難中,媒體訊息交流的管理,有時與危機處理是同等重要,媒體扮演預警 資訊傳遞輿論引導大眾情緒之穩定劑,還有監督政府決策等。哪一個災難類型是 他們覺得防災工作需要再加強的,當時他們的回答都是海嘯,他們的解釋是因為

地震或是土石流是看得到、感覺得到,但是海嘯常常有「狼來了」的情況發生,

而且大家對海嘯的破壞都刻板地以為就是在近海地區,疏散的警覺性比起其他災 害大幅減少,難道這次 311 災難的死傷慘重部分是因為這個原因?37這不能瞎 猜,他們的看法都是每年的防災調查中所得出的結果,問題細到何時聽到警報?

從何管道?幾點開時準備行李?何時離開家裡?她建議政府,台灣的防災應該開 始要向軟體進行,發展運用傳播學與災難研究跨學科的災難資訊學(disaster informatics),系統性地瞭解居民對災難的反應。38

莫拉克風災,造成原鄉嚴重災情,到今天原鄉部落仍有許多地方被列為土石 流潛在威脅地帶,「逢雨即撤」似乎已成為政府避災的方式,是原鄉部落族人生 活的一部份,「逢雨即撤」儘管是消極面的處理方式,但至少它能夠保障民眾的 生命安全,政府部門在原鄉的安全評估上在未來必須持續要做的工作。有人質疑 總統馬英九,在莫拉克風災發生後未能立即發布緊急命令,導致今有許多工程,

因為行政作業流程及許多可能發生的阻擾,許多大小工程未能在最快的時間發包 出去,亦有人認為地方政府人力不足的因素影響了重建的執行。Ka-aluwan 部落 東側永久屋的重建土地徵收問題,這因為涉及到程序正義原則,在這方面政府應 該在重建完成之後再做進一步的檢討。Faye D.Ginsburg(2008)在其研究的 Inuit 電視發展中發現,由公家支持、原住民掌握的全國性全國性原住民電視網 (Aboriginal People Televison),原住民媒體製作者非但不會因為接觸大眾文化形式 而被納入主流,反而會運用西方的媒體技術保衛自己,對抗她們所認為的,他們 以自己的生活為創作題材,這種「創新的傳統主義」(innovation traditionalism)就 好像莫拉克風災的報導,對於商業媒體的報導方式,會有密切的注意,即便不能 影響他們對新聞的處理,但亦會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保護的措施。

日本 NHK 電視台每年高達百億元的預算編列,對其在媒體的服務上當然是 有能力執行,甚至做到更好。這與台灣公共媒體的經費相較之下,是有天壤之別,

更不用說一年只有 3 億多的原住民電視台。儘管如此,原住民電視台的成立確實 是台灣媒體史上的一項試金石,也是台灣媒體的發展的一項新里程碑。對原住民

37 創傷新聞網:2011.03.17 媒體在災難中的正面功能(一):從日本 NHK 災難期間應變談起。

http://traumanewswatch.blogspot.tw/(瀏覽日期:2013/01/23)

38 鍾寶慧(2009)內政部舉辦的一項風災研討會。http://www.npf.org.tw/post/1/6371(瀏覽日

來說勢必激起更多的創意想像空間。原住民多元豐富文化的根基,是原住民電視 台發展很有利的基礎,只是如何在如此低預算又能展現公共媒體的價值,的確是 一項挑戰,也是原住民媒體往前邁進的契機。

從台灣媒體發展歷史,台灣電影、電視媒體,可以說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國民 政府佔領台灣的歷史。電影或電視或紀錄片的呈現,都與該時期的政治環境有 關,日本將台灣原住民作為其「政治績效」的宣揚工具。其中最具宣傳效果的莫 過於 1932 年的「義人吳鳳」、「番社教化」及 1940 年的再次拍攝「沙鴦之鐘」影 片,被視為最具鼓舞士氣的活道具。充分的顯現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的拍攝過程 中,不是對泰雅族少女的事蹟作重現,而是去完成一個「神話的再建構」。表面 上看得出來日本人對台灣的異國情調的高度興趣,其實是也希望透過拍攝去影響 漢人對日本的忠誠度。

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日本的電影事業,同樣的也是進行一項理蕃政 策,直到 1980 年代以後,原住民社會運動興起之後,產生了微妙的改變,其中 紀錄片的拍攝更具多元,不僅僅是做宣傳的工具外,也開始發展成台灣原住民多 元文化社會及生活的拍攝,其中以人類學視角的學術性拍攝紀錄片紛紛出爐。李 道明提到了 90 年以後的電影、電視,也都有在原住民的生活樣貌,文化也有多 所著墨,但也引發一些討論即是,到底拍攝台灣原住民為主體的電影或電視或紀 錄片,是由原住民本身來主導的拍攝即能呈現其主體性?抑或原住民和非原住民 共同合作的作品才能符合原住民的利益?

本論文研究認為,拍攝以台灣住民為主體的內容,若由台灣原住民本身來執 導呈現內容當然是很好且能夠呈現其本身的文化多樣性,也較不會出現爭議和誤 解,但在目前台灣電影及電視發展現況來看,顯然是另一個關注的焦點。以目前 的媒體生態來看,原住民媒體人才的缺乏,現階段仍應該是和非原住民合作學習 技術及吸取經驗的階段,在製作的過程中,將過去原住民被異化為客體的刻板印 象被動立場,轉為積極的主體展現,這應該是當前台灣電影、電視媒體未來一旦 遇到入上所述拍攝台灣原住民的文化或歷史時,必須要要有審慎地態度來執行。

不過,李道明提醒認為,由原住民自行拍攝自己的生活及文化或歷史,固然能掌 握其主體性,但也會很容易陷入「種族偏見」(Racism)的泥淖。筆者認為,這 是當前原住民電視台有時可能出現的現象。原住民電視台在新聞及節目的呈現方

式,有時會因為節目的製作人,有時會受到其本身的主觀認知,其既有的意識形 態,甚至政黨傾向,都有可能影響節目的呈現。台灣媒體在 100 年後出現「賽德 克巴萊」電影而使得原住民歷史事件爆紅,儘管導演魏德聖強調對賽德克族的歷 史的忠實重現,但在電影的製作過程及呈現方式,仍受到賽德克族甚至其他族群 的質疑。這畢竟不是原住民所執導的電影,若這被視為「種族偏見」的確亦有待 商榷,而且顯得有些狹隘,但這是否會影響後者繼續拍攝原住民歷史事件?至少 目前是沒有這樣的社會氛圍。不過,經過這樣的電影播映,卻能喚起非原住民對 原住民資產的尊重及審慎處理原住民的影像和歷史事件。

澳洲原住民在 1986 年開始「創生」自己的原住民電視節目,作法是為他們 自己製作關於自己的錄像與敘事,透過非法的低功率的內陸電視,在地方上播 出,作法和因紐特人如法泡製。到了 1990 年代末,原住民媒體製作已由地方性 的電視節目擴展到城市電影創作者所製作。從這現象發現,今天媒體從業者參與 媒體工作時跨越了原住民媒體的發展提供的資源和意識形態的架構。在原住民接 受電影、錄像、電視,作為一種原住民表述形式的同時,事實上已賦予原住民族 權力的意識也愈來愈強,由於澳洲的社會政策在工黨主導下致力於澳洲原住民的 維護社會正義,就像是台灣原住民電視台的成立源起同樣是來自於在野政黨早期 的醞釀,然後在野黨取得政權之後才有機會進一步的成立「原民台」。

二、原住民媒體公共化思考

80 年代的電影及記錄片拍攝內容,已由過去的宣傳工具角色,逐漸被學術 性的人類學視角作為拍攝重點,像胡台麗和李道明等的拍攝台灣原住民的文化祭 典等,都可以看到這些作者對於台灣原住民為主體的拍攝,愈顯得格外小心。這 主要是來自於族群的民族自覺有關,任何拍攝原住民的文化生活樣貌事先都必須 先和原住民作溝通討論。像 70 年代拍攝的「亮不亮沒關係」在蘭嶼拍攝,後來 之所以引起雅美族人的憤怒,原因也是不瞭解雅美族人的文化背景,不尊重雅美 族的文化有關。在和原住民影有關的影像製作走向公共化之下,原住民媒體的公 共化價值應該獲得更寬廣的嘗試空間,「原民台」身為原住民電視台又擁有 14 族原住民族的文化、語言詮釋權,使「原民台」更具有走向公共化的條件,且容

易達到如此理想。在 90 年代以後,原住民電影及記錄片新銳導演的出籠,也為

易達到如此理想。在 90 年代以後,原住民電影及記錄片新銳導演的出籠,也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