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衝擊傳統文化

項，顯然是引起爭議的重要關鍵。從 Edward Said（1987）推出《東方主義》一 書以來，學潮開始檢討對「他者」的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弔詭和諷刺的現象。一 些學者對「他者」的研究的基本範疇和假設都是殖民統治形塑的產物（Dirks 1992:9）。他進一步認為：「曾經被殖民過的人，非但不能從慘痛的經驗中來同情 或善待在自己統治範圍內的弱勢族群，反而在詭異的補償心態下，極盡能事地奴 役他們。

Bakaluku 家族在過去數十年因為發生頭目傳承上的問題，導致頭目的領導權 威受到挑戰，但仍期待在部落發生重大事件時，能夠有一個領導人物從中帶領族 人度過難關。譚昌國（2009:168-172）在其所著的《當代排灣族頭目權威的建構：

以土坂村 Patjalinuk 頭目家為例》論文中即提到，排灣族人心中的領導人，能夠 重建他們的心靈與價值世界。頭目真正能掌握的是傳統權威，其正當性是植基於

筆者認為，從風災到重建，媒體投入災區的研究，有時研究者如 Geertz, Clifford（1999）所說的「鏡像」，一面鏡子，不忘檢視自己，如何透過鏡頭來記 錄災區的重建，如何建立和災區族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利用媒體的觀點進行客觀 的分析？以媒體的立場和角色，進入災區後，媒體身分有時會受到自己本身既有 的觀念所影響，有時會受到族群的情感左右，媒體的「鏡頭」，就像是大眾的眼 睛，雖無時無刻地在檢視別人，自己也會是被檢視者之一，就像走鋼索般，進行 田野訪問時的戰戰競競，任何田野的研究，走過必留下痕跡。

莫拉克風災重建最受爭議的，在於風災過後的第二年，凡那比颱風來襲，再 度重創甫完工通車的南迴鐵路，聽起來儘管有些誇張，短短的一年時間，南迴鐵 路的太麻里段就因為洪水而遭沖毀兩次，第一次重建花上一億多的經費修復，第 二次再花上 6000 萬元。不止如此，太麻里溪嘉蘭部落後方的 1400 萬元疏濬工程，

在 2010 年 9 月 1 日進行驗收時，也遇上萊羅克颱風的肆虐沖毀，加上太麻里溪 下游興建的土堤，花了 3000 多萬經費，亦在凡那比、萊羅克兩次颱風肆虐下，

龐大經費付諸東流。

莫拉克水災，造成了南台灣及南台東嚴重災情，到今天在原鄉部落仍有許多 地方被列為土石流潛在威脅地帶，逢雨即撤，似乎已成為政府避災的方式，成為 原鄉族人生活的一部份，儘管撤離是消極的處理方式，但至少它能保障民眾的生 命安全。不過，這種撤村的作法，對於住在山區的部落族人，撤離確實是很傷神，

亦很突然。如海端鄉的利稻村，在凡那比颱風來的前一天，部落好端端的，亦沒 下雨，硬是要他們撤到 30 公里外的山下，行政部門是根據氣象預報所作的決定，

但族人卻為這樣的撤村所困擾，加上利稻部落的高麗菜正值採收季節，經過這麼 一次撤村影響了蔬菜的採收及運送。

如果仔細思考原鄉部落撤村的原因，或許可以知道一些端倪。從南台東大武 鄉的愛國蒲、大竹、富山部落，幾乎都是居住在陡坡的山坡地及部落後方都有土 石流的威脅。Ka-aluwan 部落部分住戶亦都居住在河川的行水區，在莫拉克風災 過後，每一次大雨來襲，都有面臨撤村的準備，上述部落居民週遭環境彷彿即是 災難的體驗營。

二、重建引發文化保存爭議

莫拉克重建政策在 Ka-aluwan 部落所衍生的爭議，主要癥結在於徵收土地對 文化、土地的影響，尤其東側土地是族人早期最早遷到山下的地方，聚落遺址及 Cakal 從舊部落遷到東側，有族人共同的記憶和文化傳承意義，代表著這裡的排 灣族人對文化的重視。行政部門的強行動工，族人內心猶如刀割的痛，土地底下 過去在日治時期有埋葬死去的親人，在機械的強行進場動工下，VuVuA2 在施工 現場，終於忍不住放聲痛哭。

不要動我的地啊！底下有我大哥、二哥！你們不可以、不可以挖啊！

VuVuA2 對施工的工人哭喊不要動，嘶喊的聲音似乎無法改變工人的動土，

VuVuA2 和其他地主在過去的數月提出陳情、訴願，期能換取空間，但仍無法阻 止縣府動土的決心，在抗爭中，考古學者傅君和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童 春發也在前往查看，傅君以學者的良知判斷認為：

這裡有聚落遺址的遺跡，不管它只有數十年，就是聚落遺址。

國立台灣史前館館長童春發也認為：

這塊土地有 Ka-aluwan 部落族人共同的歷史和記憶，這裡有 Cakal 傳統青年會所的遺址，是不是能夠想出一個如何保護甚至維續保存 Ka-aluwan 部落文化的方式？

一旁的台東縣政府文資科長曾思聰則回應說：

是不是遺址，不是你們說了就算數，我們也有專家前來會勘，這要回 去請專家評估後，再提出說明。

面對縣府人員的說法，立即引起嘉蘭部落主席 C2 的不滿，他說：

你們（意指縣府人員）和地主根本還沒協調完成就先動工，縣府鴨霸。

（2010/03/01 採訪）

激烈情緒持續延燒到 3 月 8 日，這一次縣府建管科長前來查看施工情形，再 度和地主發生激辯，戰場從工地到 VuVuA2 的工寮。東側永久屋土地徵收的過程 中，頻頻出現年長的族人站出來。VuVuA2 說：

我的房子才剛剛落成不到一個月，八八風災來了，把我們的房子沖 走，政府要蓋永久屋，要我嘉蘭部落西側的兩分土地，我沒反對，我 們撤到嘉蘭東側的工寮住，我的另一半因中風臥病在床，後來政府說 要徵收我東側的四分多土地，我已只剩下工寮了。我的孩子有九個，

以後回來要住哪裡？我怎麼可能答應，我不答應…我不答應……。如 果沒了土地，我會喝農藥……。（2010/02/28 採訪）

鏡頭雖然聚焦在族人的情緒宣洩，但筆者認為，透過報導或許能夠引起政府 重視土地徵收的問題。同樣地，災區族人對於筆者的報導通常也很期待，希望透 過報導爭取到緩衝時間。於討論新聞的呈現方式時，過去以來，因為媒體的相互 競爭，有時因為時間的急迫，處理上忽略了新聞報導應該做到平衡，大多只報導 抗爭而未有深一層的探討抗爭的原因。筆者發現，金峰鄉公所有時因為災區的錯 誤報導，積極向媒體要求更正，顯然是感受到來自媒體報導的壓力。媒體的立場，

除非錯的離譜，會另作一則新聞說明外，要刊登更正內容有時很難。³⁵重建決策 由「重建會」決定，地方負責執行，即便如此，族人的批評仍指向鄉公所，鄉公 所也只能概括承受。年長的 KamaA1 說：

這裡是我們 Ka-aluwan 部落的發祥地。日治時期，部落族人被迫從山上遷 到山下，最先落腳的地方就是這裡，後來因為人口越來越多，在搬到下面

（嘉蘭村），這裡的 Cakal 都是當時蓋的。（2010/03/01 採訪）

VuVuA2又說：

35 媒體機構對於當事人來函更正的要求時，通常媒體機構的處理態度是，如果錯的離譜，會以 來函更正的方式刊登在報刊上，或者以重新報導的方式處理，除非媒體機構不回應，當事人的堅 持，走上法律途徑難免。

Ka-aluwan是部落的發祥地，也有聚落的遺址、Cakal、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戰 死的先人衣冠塚，親人的嬰靈也都葬在這裡。（2010/02/28採訪）

東側土地的地主為捍衛土地起而抗爭，同時亦提出行政訴訟，但訴訟路途漫 長，在未等法院的判決，東側土地已興建永久屋。地主所指的永久屋基地是過去 居住的地方，現還看到以殘留的聚落房屋外觀，Cakal排灣族傳統石頭砌牆，縣 府的堅持動工，不得不令筆者質疑，台東縣政府法在土地的徵收作業，是早已有 定奪。馬總統對永久屋興建的「離鄉不離村、離災不離村」建議，卻衍生部落和 國家的對立，亦令行政部門始料未及。而災區族人的質疑的是，永久屋的興建為 何不先找找公有地，而是找私有土地？

行政部門「依法行政」強制徵收族人土地，法令固然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 依據，但當法令未能體察人民處境時，任何政策即便透過包裝，仍無法掩飾統治 者的殖民心態。筆者認為，土地強制徵收例子一開，未來只要發生有關原住民傳 統領域、保留地開發，甚至私人土地，只要與國家發生衝突，國家動輒依據法令 來執行，這對弱勢族群來說是強大的壓力，亦是民怨的開始。土地、遷村、永久 屋重建中引發的爭議，可以說是莫拉克重建執行過程中留下的瑕疵，亦突顯了原 鄉的重建在地主體性的不足問題。

三、原住民新聞工作者關注議題

原住民新聞工作者在面對原鄉的災難發生，往往會聚焦在災區族人對災難的 反應，以及國家面對災難的救援及重建，由於這是族人甚至行政部門首次遭遇的 洪水災難，擔任嘉蘭村長的 C5 過去未曾有過的災難經驗，在救災及安置族人的 工作上壓力不小，甚至有些茫然。而媒體在採訪的過程，筆者過去以往累積對原 鄉部落地理環境的了解，在主觀意識裡即要求自己，一定要把最不容易知道的災 區找到，以當時的電信中斷及交通損壞，更讓筆者覺得原鄉一定還有不被人所知 的災情。災難發生後，重建是接下來的重心，媒體關注的亦會轉移到重建的執行 上。

理論上，媒體是訊息的總和，透過整理再透過媒介傳播出去，這中間多少也

隱含著新聞工作者本身過去以往的經驗及主觀認知，加上媒體機構本身文化，以 及新聞主管的意識，對媒體的製作到播出，都具有絕對性的影響。災難發生我們 無法有效抵擋，我們只能依賴過去的災難歷史對自己的決定進行檢視，從 921

隱含著新聞工作者本身過去以往的經驗及主觀認知，加上媒體機構本身文化，以 及新聞主管的意識，對媒體的製作到播出，都具有絕對性的影響。災難發生我們 無法有效抵擋，我們只能依賴過去的災難歷史對自己的決定進行檢視，從 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