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鏡頭下的重建

一、 原鄉族人期待的重建

台灣和日本一樣，彷彿難兄難弟，過去數十年，風災、地震不斷，生活環境 儼然就是災難體驗營。從災難的角度思考災難為何發生？國家是否能給予人民居 住的安全？從媒體的觀察發現，災難會帶給人類省思，會開始重視周遭的環境。

從部落的處境來看，族人期待不再受「逢雨即撤」、「逢雨路斷」之苦。莫拉克帶 來的災難，不僅僅是人員財物的損失，硬體設施付之東流，重建固然花了錢即可 以恢復，但若不從災難的結果來探討災難的原因，每一次災難過後，即是面對下 一次重大的災難。

政府在莫拉克災後的重建上，在硬體設施上確實已明顯的提高了防災、抗災 的強度，但是國土保安、山林維護、河川復育等國土規劃，必須有積極的作為。

莫拉克災難造成的大量土石流沖刷下來，山坡地崩塌，大量漂流木從山上沖下 來，在在證實了大自然帶來的災難，不能輕忽。很多災難發生，人類都可以做預 防性的防災及避災，將災害降至最低，因為多抱持著僥倖心態，以及對防災觀念 的不足，造成重大災情。山林受傷了，是因為我們沒有讓山林有休養生息機會；

河川平日未做好疏濬，一旦洪水氾濫，就造成浩劫；工程的設計上，只重視堤防 抗災強度，卻忽略了和大自然共存；因為過於相信專業，反而忽略了突發狀況的 因應。

921 大地震以來，土石流肆虐現象已變得經常性，政府對於莫拉克災難，所 造成的土石流肆虐，如果歸咎於大地震造成的說法，的確是難以讓人接受。以 Ka-aluwan 部落東、西側永久屋的位置最受爭議的，居民仍有安全上的顧慮，如 東側永久屋後方的山坡地，過去亦有過土石流肆虐情形，西側永久屋前方不到 50 公尺的河床，有莫拉克風災後形成的地層斷切面，後方亦有一條都拉利吉溪，

過去每逢颱風豪雨發生，即發生嚴重土石流，如今雖有做河川的整治，但能否保 證將來是安全的，永久屋的居民亦存疑。

排灣族人抗議土地徵收，凸顯了族群「居住正義」的問題，國家興建永久屋 不能說是一種「施捨」行為，而是國家本來即有照顧人民的「義務」。「離災不離 村」興建原則，其立意雖佳，卻無法讓族人感受到是一個圓滿的措施，尤其海棠 受災戶等了快五年，才獲得永久屋住，如果今沒有莫拉克的災難，海棠受災族人 能否從山上的工寮再搬回部落居住，恐怕仍是未知數。永久屋興建土地選址作業 的未能站在地主的立場，令人覺得有人權上的侵害，顏厥安（2009:171）認為，

當人民不是任何主權國家的公民時，人權就無法被實現。災難與人權的關注同時 存在，只在統治者的態度，貫徹重建時，災區人權的保護即容易被忽略。蔡志偉

（2009:49）認為，人權發展是當前衡量一國民主憲政之基準，在台灣尤以原住 民族人權保障為重。具體真實的人權保障，一定非得透過國家，特別是國家的憲 政體制來加以實踐。顏厥安（2009:172）認為，災難下的人權，正好就是貨真價 實的「人」權。災難與人權彷彿就像是連體嬰，只要災難發生災民就可能出現人 權的議題，在檢視災區的人權時，卻只看到媒體效應、人事更迭、政黨惡鬥，未 見行政機關對災難與人民人權的探討與保護。

台灣的社會因為充滿著口水之爭、政黨對立，使得任何事情發生都會產生對

立的氛圍，阻礙了台灣的發展，亦影響了媒體的態度。

二、災區族群的能動性

災區族群的流動性，會隨著災區的重建呈現不同的生活反應，其中最明顯的 情形即是在永久屋完工後，族人有了房子住，亦有少數的地主至今仍打行政訴訟 官司，來捍衛自身權益，他們認為，土地沒了，任何的彌補都無法消除土地流失 的傷害事實。永久屋完工後，如今呈現的是現代和傳統之間極為突兀的 Ka-aluwan 部落地景，現代與傳統之間的不協調即是災區最佳的寫照。行政部門找土地興建 永久屋，找上頭目、族人，Tjuluuai 家族頭目鄭炳祥在西側共捐了八分的土地來 興建永久屋，東側其夫人也提供 2 分多的土地。Bakaluku 家族的 VuVuB 在莫拉 克風災中房屋被沖毀，一家人退到東側的工寮居住，沒多久鄉公所要徵收她 4 分多的土地，讓她痛苦不堪。以筆者的觀察，永久屋完工交屋後，看到了永久屋 分配方面的爭議；亦出現親人之間因為居住問題而對薄公堂。傳統聚落被縣府否 定為遺址，Cakal 也認定非文化遺址，以致排灣族傳統文化在縣府將東側土地劃 設為永久屋基地下，遺址遭破壞殆盡。從原住民最近幾年的社會運動來看，相繼 發生美麗灣渡假村違建案、都蘭鼻開發案、三仙台基翬休閒開發案以及反對南田 為核廢料潛在場址，這與原住民傳統土地有關的衝突爭議，台東縣政府在評估選 址上，顯然是忽略了排灣族在土地上存在的事實，行政部門以「土地徵收條例」

來進行強制徵收，該條例卻亦被譏為行政部門的「尚方寶劍」，重建雖被期待以 人性化的態度執行，卻因為行政部門三年重建期程的時間壓縮下，不得不採取強 制徵收。

南台東蓋的 229 間永久屋，「重建會」採「集團移住」遷村方式，卻讓族人 失去原來擁有的土地，嘉蘭東側土地徵收過程，排灣族人對於抗爭的表達訴求，

儘管在眾多的員警面前抗爭，但員警們也都是在地排灣子弟，面對著 VuVu 和 Kama 自己族人的抗議，他們都能夠體諒和理解，抗爭中筆者也驚然地發現，一 名員警在一旁安慰著哭訴的 VuVuB，即便沒有激烈的抗爭情緒，卻也讓筆者發現 衝突之間感性的畫面，讓筆者內心迴盪不已，亦理解到族人並不是歡抗議，而是 被逼到最後起而抗爭。到底這樣的重建政策是帶來部落的和諧？抑是造成部落族

人之間的矛盾？抑是短暫的不愉快而已？

柯亞璇在一篇訪問師大地理系教授汪明輝時即提到：「政府與原住民最大的 衝突，就是沒讓原住民對重建擁有自主性的決定。」⁴²確實如此，行政部門總是 透過行政官僚體系的方式因應任何族群的反對聲浪，族人雖然擁有房屋卻無實際 的土地權，這亦是住戶始終無法釋懷的結果。

筆 者 投 入 災 區 透 過 民 族 誌 的 方 式 記 錄 災 區 重 建 ， 所 採 取 的 方 式 是 Malinowski1991[1922] 的 功 能 論 ， 以 民 族 誌 與 參 與 觀 察 法 （ participant observation），發現民族誌既是史料的記錄者，同時又是史學家，它的資料並不 難入手，卻是極為複雜並難以捉摸，因為它們並非寄形於固定、具體的文獻中。

Malinowski 所強調的民族誌得從長時間、與原住民共處的田野工作開始，擬畫出 部落生活的規律，從無具體、非定式化（formulated）的資料中，找出對應於其 制度與文化的典型思考與感受方式。民族誌作為以田野工作為基礎、對人類社會 文化活動所作的描述，民族誌是人類學知識的產物，更體現了這個學科的面貌，

傳統民族誌的展現以文字為主，但在學科界線模糊的今日，民族誌的表達方式不 但納入許多影音的思考，同時也拜科技之賜，民族誌生產的前置與後製過程，有 著較以往更多的可能性。

本文嘗試以文字與影音等元素的巧妙組成，以及透過拍攝的方式記錄災區發 生的大小故事，製作記錄片或專題，深度探討災區重建的問題時發現，影像的呈 現方式會帶來精彩的片段，也可以從影像畫面中發現問題，亦可以呈現民族誌活 潑的一面。民族誌的研究強調，欲了解某一特定族群文化的真相和意義，應「身 歷其境」成為研究對象生活世界的一份子。「入境隨俗」地直接參與、長期進入 田野進行深入的觀察與對話互動。以參與觀察的方式蒐集資料，並針對重要報導 人進行深度訪談，統整的觀察現場自然發生的日常生活事件，仔細描述場所中發 生的每個細節，以發覺「局內人取向」（emic）的語言或行為結構上的特殊意義，

而不是探詢語言或行為表面特性上的「局外人」觀點（etic）；注重語言符號的 表徵及論述分析，以「溝通」的態度和「磋商」的方式，與當地人進行「意義」

42 柯亞璇 2011 年 3 月 12 日引述鄒族籍的師大地理系教授汪明對於鄒族重建的問題。他說：「受 災受難我（政府）幫你（災民）蓋房子就好了，可是災民可以自主性啊！原住民要怎麼蓋，要在 哪裡蓋要尊重原住民自己的決定。」http://www.88news.org/?p=10490（瀏覽日期：2011/08/09）

的建構與詮釋，且將研究發現以「寫實故事」（realistic tale）的風貌呈現研究對 象的「生活世界」與「意義網絡（楊怡婷 2006:155，周德禎，2001；甄曉蘭，

2000；Newfield, et al.,1996）。

筆者認為，對於一個文化或社會群體所做的系統描述與詮釋，民族誌源於文 化人類學，是質性研究的核心，許多質性研究的概念、價值和方法都可追溯到民 族誌強調進入現場、參與觀察和人類學了解族群現象的根源，此與實證主義研究 的切入點不同。「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提供媒體另一可行的途徑。

依筆者的觀察，族人為捍衛土地的抗爭，原住民媒體工作者在面對災區族人 遇上災難，自然而然的產生一種「同理心」，在新聞的處理上，族群的利益確實 高過一切的外在影響，其中包括外界批評族人「貪婪」、「不滿足」等傷害字眼，

在原住民媒體工作者眼中甚至在「原民台」的新聞處理上是不可能被報導的，要 報導會以另一種方式來詮釋所呈現的現象，目的是捍衛原住民整體形象。筆者至

在原住民媒體工作者眼中甚至在「原民台」的新聞處理上是不可能被報導的，要 報導會以另一種方式來詮釋所呈現的現象，目的是捍衛原住民整體形象。筆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