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中男性角色的形塑與影響

一、傳統社會下男人與女人的犧牲

「在那個貧窮的臺灣，人們用希望包住悲哀，求一家溫飽；誰也不 知道明天會怎樣！那個年代，生活平靜卻也動盪不安，一天過了算是一 天，那時，台灣人並沒有大規模地反抗，因為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安 於斯，為了一份穩定的生活，他們犧牲很多。」 （取自「多桑」評論）

中年男性的年紀大約是介於45 至 55 歲之間，而他們的父母親那一輩歷經過 日本統治台灣時期，也渡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國民政府自大陸遷來台，台 灣正是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況，

「我爸爸是從38 年隨國民政府軍來台，就我阿嘛、我爸爸、我媽、

我哥哥，什麼都沒有帶就跑來台灣，在台灣是舉目無親的，那時候剛到 台灣沒有工作做，語言又不通。那時也是沒錢就志氣短，也不喜歡拜託 人家，就是有點自卑的現象。我們的家庭背景，從大陸來到台灣是很弱 勢的，沒有田產的，沒有背景的。我爸爸就跟部隊開洗衣店、作豆腐、

做些小生意，就這樣跟著部隊過著遷徙的生活。」（文叔，3.06）

「那時候剛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的時期。因為我父親剛 頂下腳踏車店，又陸續生了六個孩子，要養這六個孩子也是相當的困 難，生意就是可以糊口而已，並不能賺很多的錢。那時候的生活，女孩 子就是要看孩子啦、為了三餐在忙碌，平常父親就是刻苦耐勞在做。以 前的孩子就是能吃飽飯就是心滿已足了，父親就是很認真做生意，所以 家庭的事情啊、孩子的事情啊，都是我母親一手在張羅。他們就是相依 為命，那時候就是為了生活。」（保爸，5.23）

在當時不穩定的年代裡，為了最基本的養家糊口，大家只能盡力地辛勤工 作，為了一家子的生計而煩憂。在當時台灣的農業社會結構裡，普遍存在著父權 社會中所依存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男性在外面努力打拼，女性則 是在家中照顧孩子以及張羅三餐而忙。以往的農業社會認為男性是女性的依靠，

女性是不具生產力，只能依附於男性之下。其實女性對於社會並非無生產貢獻，

只是她透過家族的生產方式而間接奉獻，她雖然生產卻無法享有經濟的自主權。

在生存上，她必須依賴家族，故形成一種依賴性的女性生命情態（劉默君，2004）。 農業生產的時代由於資源有限，經濟和權力都附著於土地的傳承，有強烈性 別意含的傳宗接代任務特別被看重，因此性別的區分區隔被視為是保障這個制度 運轉的重要力量。傳統社會的人往往生活在被嚴謹規範區隔的空間之內，不但男 主外，女主內，致使男女各自在不同的人際關係內運作。在這種具體的區隔之下，

男女雙方的選擇皆是侷限而很難變動的，男人和女人都被要求扮演著固定的但是 分隔的社會角色，也因為這樣，家庭教育以及文化的規範期待都致力於調教男女 雙方要呈現各自特有的氣質和心理，以適應傳統兩性互動模式之所需（何春蕤，

1998；謝臥龍，2002）。

王行（1998）認為，在古老的中國裡，人們被教導「男有分、女有歸」，男 人與女人共同生活在社會中，男人有男人的志向，女人有女人應有的歸屬。Millett

（宋文偉等譯，2003）指出父權社會的制度中最有力的心理武器便是普遍性和長 久性，其難以撼動的因素在於它形塑一種天經地義的自然現象，在長久習以為常 的生態中所生存的男人與女人，早已習焉不查。

二、「多桑」的年代 － 甘心被家人綁縛的沉默情感

台灣光復初期，是以農耕及手工加工為主的小農經濟社會。整個社會正是處 於物力維艱的開發階段，不分男女、大人或是小孩，大家都必須共同投入勞力以 換取生活的延續。一方面為因應勞力所需，另一方面也因為人們尚不知節育的概 念，因此一般家庭大部分都養育著許多子女，

「以前也沒有節育的想法，所以小孩子都很多。以前的男孩子如果 在鄉下就是種田，娶太太，如果生男孩子就可以娶女孩子進來，多一個 人工作，又可以傳宗接代好多的人。」（保爸，5.14）

在他們父親的那一代，他們的父親其實甚少接受教育，而在當時的艱困環境 中，許多人只能求眼前的家人溫飽之外，自然顧不了其他。在這樣的經濟壓力之

下，不僅影響了父輩在於物質需求層次上的認知與各類價值觀，使得他們認命的 承受低等的物質需求，同時亦影響他們在孩子的教育上可能採取放任方式，縱使 那一代的父親有心，也是無能為力，

「他們也沒有錢，無法要求你去讀書呀，沒有長期教育的方式，沒 有人在教育，也不知道要怎麼教你。我們這些就放牛吃草，也沒有想到 以後要幹什麼的，這牽涉到我們上一代的觀念，他也沒有接觸到。我們 那一代來的都是鄉下人，都沒有知識水平，他也不懂得教育，只顧三餐 吃飽就好，他就做工而已，沒有別的法則，三餐都不濟了，還想以後，

他想都不敢想，長期教育小孩的方法就這樣。以前我爸爸他也不會叫我 們讀書，他為什麼不敢講？讀書很好，但他沒有錢供養你去讀書，所以 他連講都不敢講」（文叔，3.06）

「小時後出生在一個很傳統的農家，等於是我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農 家子弟，那我們早期生活當然都是非常的困苦，那父母親都是注重工作 啦！他根本沒有去注重小孩子的生活起居、小孩子的身體狀況啊、小孩 子以後的前途啊…，根本都沒有。」（彥輝，3.01）

「多桑他做了大半輩子礦工，他沒有要求自己兒子要隨他開礦、替 他分苦擔勞。他明白表示，兒子應該要比他好，不要踏入這辛苦的工作，

不要像他一樣繼續淪為礦工的宿命」 （取自「多桑」評論）

然而，卻也有些父母親體會到身為勞動階層的辛勞，他們不願意再讓自己的 子女踏上跟他們一樣的路。於是，他們願意付出更多的辛勞去讓孩子接受教育，

以自己的勞力成就孩子的將來，

「由於父母親那時候很辛苦，所以他們對兒女的教育相當注重，尤 其是我父親。自己很辛苦啊！知道做生意很辛苦啊！為了孩子啊！我父 親在當時的年代算是注重教育的。像我的父親他有六個孩子，如果感覺 那個功課不錯就一定要往上爬。」（保爸，5.23）

只是，倘若在只有固定資源的情況之下，被犧牲的似乎永遠只能是在社會中 弱勢的一方。鄧明宇（2005）在研究中明白呈現當一個家所必須承載的經濟壓力 是隱晦存在時，家庭中的每一份子會因家庭中的位置（性別和階級）不同，而會 被給予不同的對待方式，

「身為唯一的男性，獨子，從小我就被安放著光榮耀祖的期待，這 是男性所擁有的特權，我不需要參與家務的勞動，而有完全自由的唸書 空間，我唯一的責任是把書唸好，而且享有資源優勢。」

在本研究中的保爸、彥輝與文叔所生處的社會背景中，同樣地也反映出男女 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

「那時候的社會就是這樣，重男輕女。女孩子若出嫁，只有一點嫁 妝那就很高興了，女孩子就是一直工作到20 歲左右，如果得到一點點 嫁妝，女孩子就心滿意足了。」（保爸，5.14）

「農業社會也不是只有我們這個家庭，一般都是重男輕女，也可以 看得到的就是男孩子的教育都會比較多，也就是教育得比較高，那女的 就可有可無，視每一家庭的經濟狀況許不許可，如果說許可的家庭當然 女孩子也有受教育，不過比較低啦，比較不可能超越男生啦！那如果說 這個家庭環境不許可，女的就沒有唸書。」（彥輝，3.01）

「像我一個朋友，他也是我們鄉下的，他比較有錢，他爸爸是中醫 生，所以有錢，但還是重男輕女，女孩子都不讀書的，男生只有他讀高，

其他都沒有辦法讀，連那種家庭都是這種沒辦法教育他們，所以他們家 女生都不讀書的，只有他讀一點書，其他都沒有讀呢！連他們家庭好當 時都這樣了。」（文叔3.06）

在長久的家庭結構中，家庭中的資源分配就如同政治一樣是由少數份子所掌 握，使得另一些人的資源只能靠著被分配，而沒有主控權，因此也就形成了弱勢 的一群。弱勢的人在家庭裡成長，組織自己的家庭依然是處於弱勢的地位，長期 地受到壓抑，也長期地被剝奪了需要與權力。社會長期便是依照這種遊戲規則，

長幼有序、男尊女卑地進行。長男的資源往往是最多，而幼女只能等待別人分配，

所得到的資源最少。這種結構的方式代代相傳，從社會、文化，而走進了家庭（王 行，1998）。

生活在父母普遍無法提供多餘教育支出的家庭背景下，卻也是引發文叔立志 要讓自己的孩子透過教育來達到社會階層的提升。他深刻體悟到自己學歷低的困 窘與落差，也看見當時一些人是如何透過教育來受到社會的肯定，

「我們旗山有一些當地人，土生土長的，就很重視兒女教育，再怎 麼窮苦，都會叫小孩要讀書，生活很不好的，他們也是想辦法讓小孩去 讀書，他們想到唯一讀書可以改變自己的環境，那時讀到大學缺很多，

老師呀什麼的，只要大學畢業出來，找工作很好找，他們父母都很注重 小孩子的教育，他們知道書的好處。」（文叔，3.06）

台灣從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末期，社會已由小農經濟走向工業製作的轉型 期，到了1980 年代，台灣更邁入了以資訊和商品消費為主的社會。從荒僻農村 到富足小鎮，保爸見證了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感受到時代的躍進。他除了從小即

台灣從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末期，社會已由小農經濟走向工業製作的轉型 期，到了1980 年代，台灣更邁入了以資訊和商品消費為主的社會。從荒僻農村 到富足小鎮，保爸見證了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感受到時代的躍進。他除了從小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