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在電影《多桑》中，片中父親角色，多桑，因為長年在礦坑工作所造成的肺 病宿疾發作，在醫院終因不堪病痛折磨，更不願在子孫前看到自己衰老病危的情 況，最後他選擇以跳樓作為生命的結束…；在眾人一片慌亂之際，彷彿看見多桑 一個人唱著：「可憐的我的青春，悲哀的命運…」在月光下逐漸拉長的身影…。

在多桑生命的盡頭之際，他選擇了不讓最親近的人看見自己脆弱的樣貌…。看著 多桑的生命，驀然湧起多桑最終衰弱的形象與保爸在其手稿中類似的情緒交疊：

「可憐的我的青春，悲哀的命運…」（吳念真，1994）

是一盞漸枯的油燈，怕一陣風來即吹襲它？剩下的是無望的世界、

無彩色的人生… （保爸手稿，2005.1.11）

男人是強者嗎？在多桑與保爸身上，研究者觸碰了中年男人內心最深處的無奈與 恐懼，而這樣的柔弱卻是他們始終難以道出的情感。他們也需要如同女性一般被 疼惜與傾聽，只是在他們喊出聲音之前，社會的壓迫便將他們陷入男性表徵的掙 扎之中。他們原本有能力描述自己的情感世界，但是現在這些能力卻消失了，甚 至連過問情感都是不成體統的事情。因為情感會迫使人將目光投向內心世界，而 在內心深處蟄伏著一個情感洪流，隨時會將從小建築的男性認同瓦解得一乾二淨

（劉海甯譯，2003）。社會所建構的男性角色是否真的符合男性真正的自己？男 性在拼命獲得社會接受與認同以爭取相對的權力時，他們同時又犧牲了什麼？而 他們又爲週遭親近的他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本研究以研究者身為女性及女兒的角度出發，透過三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

探討在社會文化脈絡影響下的中年男性（父親）角色形塑，與其所需承載的角色 壓力與期許，包括：外在的家庭責任、事業成就，以及內在的情緒張力表現，其

中主要關注於中年男性在歷經生命中難以承受之痛、難以承受之重時，他們所展 現的是何等不同的男性樣貌，在他們各自的生命中又產生了何等重量？

一、 原生家庭與社會文化是性別角色再製的主要推手：

家庭是性別刻板再製最早的場域，傳統家庭中男女角色定位 － 男主外、女 主內，男性是家庭經濟支柱，為家庭的主要決策者；女性則是家庭照顧者，依附 於男性之下。在本研究中發現，中年男性仍存有濃厚性別角色分工的刻板印象；

「男有份、女有歸」的性別角色歸屬是上一代父母親傳統的延續，亦深深固著於 參與研究的中年男性身上。在中年男性身上，因從小困苦的成長環境讓他們深刻 體悟到父母親持家的艱苦與不易，父親的沉默付出與母親的默默務家是家中常見 的場景，而這樣的父母親形象深植在他們心中，也再次刻畫下父權文化所傳遞的 性別角色。

此外，本研究也顯示出傳統男性角色形象在社會文化期待下的不可挑戰與跨 越性。中年男性透過社會化的過程中，除了自小成長環境中受到父母角色楷模的 影響，而表現男女有別的角色分工之外，同儕、媒體以及各種社會團體或社會制 度，也都在有意無意間影響男性的角色形塑，使得男性在成長環境中即逐漸學習 並內化自己所該表現的男性形象與角色責任，而這其中包括了：外在男性氣質的 裝扮、事業的成就，以及家庭經濟與供養的責任。

所以，本研究發現早期原生家庭的經驗與社會文化對性別角色的期待，是男 性性別角色意識形態再製的主要因素，男性在社會化過程當中，無形中即逐漸內 化父權文化的規準與信仰，男性角色的權力與義務不僅是與生具來，且是不容置 喙的。

參與研究的中年男性由於深受到過去傳統父權文化的箝制，男性氣慨的服膺 是他們長久以來幾乎堅信不移的規訓。即使現今社會不斷強調性別平等的概念，

女性已可以走出家庭參與勞動，男性則被鼓勵多參與家中育兒責任，然而中年男

性心中的傳統父權文化思想仍是普遍存在。吳寶嘉（2004）在其研究中提及：

「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從主計處(2001)對於台灣婦女勞動參與率 的調查指出，1978 年的已婚婦女勞動參已達 31.94%，而在短短的廿載 之後，婦女的參與率也己高達 42.52%。顯示台灣在家庭經濟結構上己 是雙薪化了…。那麼何以男性在生涯發展上，對於養家活口還有那麼『深 沉』的壓力？男人究竟在和什麼『過不去』？我想這種現象或許與社會 文化或男人，一直『去現實』的否認女性在家庭和經濟層面的貢獻，以 及男性可能被持續施以主外責任的壓力有關。」

雖然婦女運動在促進性別平等已略有所獲，開始鬆動了長久以來傳統的兩性 分工刻板印象；但若是進一歩檢視就業婦女在家中被期待扮演的照顧者角色與隨 之而來的衝突，則可發現男性的實際行為、經驗能力與整個社會文化仍尚未有所 跟著調整。女性即使是出外工作，也多是補貼家用的性質，在經濟層面上依然是 附屬、依賴的地位，男性的養家角色仍然佔主要，而父親角色也相對的被定位在 工具性、養家與保護者的功能上，儘管現代對於新好男人的要求可能影響到父親 角色在功能上的界定，但是基本上男性還是受制於傳統社會對於男性角色的期許

（王舒芸、余漢儀，1997；邱珍琬，2004）。

本研究的三位案例顯示出，中年男性的性別角色因早期原生家庭的經驗與社 會文化的期待，即使在社會變遷與文化流轉之下，仍無法全然拋開傳統父權文化 對男性角色的箝制。

雖然，同樣是在原生家庭與社會文化背負的性別角色壓力之下成長，但從小 生長在純樸農村的彥輝、居住在客家村的外省籍文叔與從農村搬進鎮上的保爸，

不同的生長環境讓他們對生命有著不同的想法與觀點。對於彥輝而言，單純簡單 的農村子弟背景，在保守傳統的農村子弟血液底下流動的是辛勤與節儉，從小他 便體會到認真工作以換取安定物質生活的重要性，相對地，也讓他如同自己父親 一般無心去關注到孩子的教育問題，更甚者是對孩子的生活上的關懷與陪伴。然 而，從小便在受他人排擠與跟著部隊遷徙下困苦成長的文叔，他深刻明瞭父親對

於改變生活的無能為力，憑斥著不願意延續父親那時代無法突破的環境和性格，

他堅持要憑著自己的雙手給孩子一個完美無缺的成長與生活環境。此外，因為父 母親無法提供多餘的教育支出，讓文叔在創業過程當中深受學歷低的困窘與內心 無法填滿的遺憾，相對地轉而期盼兒女在教育上的成就提升。對於保爸而言，父 親為了維持家庭經濟而舉家從鄉下遷入鄰近鎮上，從小便看見殘疾的父親靠著一 家小小的腳踏車店，默默地為了全家的生計來源而努力工作著，而父親對於勞動 階層辛苦的體悟，讓保爸的父親願意付出更多的辛勞以換取兒女的成就，而這樣 的堅持同樣地延續在保爸對自己孩子的要求與期盼上。然而，在保爸對於子女殷 切的期待當中，透露的亦是子女沒有機會選擇與發現自我的空間：

…而爸爸對子女們深切的期許，亦是為了延續他誓言的完整。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10）

小時候我一直生活在兩位優秀姊姊的陰影下，因為個性散慢 的我常常達不到爸爸的要求。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10）

誠如余德慧（1990）所提及的，家族主義一直是中國社會的根，而家庭提供 家人彼此無條件的支持是中國文化長久以來所立基的家族主義的假設，但是在這 樣無悔的支持底下，每個人卻又必須為彼此所控制。當父母親在完全犧牲個人，

以辛勞來提供子女生活與教育支出時，父母也同時意識到他們有完全控制子女的 權利。當身為家庭經濟提供者的父親角色，無怨無悔地提供子女所有的資源時，

相對地，他同時也期盼在子女身上看見自我的理想實現，且是不容反駁的。保爸 是如此，文叔亦然。

二、男性是社會制度下的犧牲品：

本研究發現，三位個案男性因必須承擔起家中經濟的提供者與同時期許自我 工作上有所成就，長期辛苦地將自己框限在社會角色的期待當中，也無形中加重

了許多的壓力與責任，甚至放棄實現自我夢想與價值的可能，當自我的角色責任 與興趣相衝突時，他們選擇放棄自我的利益，因為在他們的男性角色底下更多的 是承擔他人幸福的責任。這樣的責任是來自於父權文化的傳承，是來自於上一代 父親角色的圖像，也是社會文化的期許。Fiske（1987）認為在父權資本建構的 場域中，男性特質的展現在權力、服務、自由以及規訓，然而權力總是伴隨著責 任以及服務而來，在展現權力的背後背負的亦是更多的社會期許與壓力（引自陳 佩君，2004）。

再者，中年男性多傾向否認自己有情緒上的困擾，縱使曾試著找他人表達與 求助，也因隨後而來的困窘情緒而關閉起自我的情感，甚至乾脆寄情於工作當 中，逐漸將內心的任何情緒波動抽離。此外，為了掩飾內心自我的脆弱，他們將 其轉化為憤怒，裝飾自己的脆弱，也保護外在的男性形象，而這所傳達的卻是男 性們深怕被貶為弱者或是娘娘腔的恐懼。

再者，中年男性多傾向否認自己有情緒上的困擾，縱使曾試著找他人表達與 求助，也因隨後而來的困窘情緒而關閉起自我的情感，甚至乾脆寄情於工作當 中，逐漸將內心的任何情緒波動抽離。此外，為了掩飾內心自我的脆弱，他們將 其轉化為憤怒，裝飾自己的脆弱，也保護外在的男性形象，而這所傳達的卻是男 性們深怕被貶為弱者或是娘娘腔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