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著「搭售」（bundling pricing；或 big deal）的訂閱模式策略，讓自己持盈保泰。
因此，出版商如果要遊說政府，何不以訂閱模式而遊說，反倒轉以 OA 期刊模式？
美國的發展正好可以作為對照。前文述及，2011 年 11 月時，Elsevier 就曾遊說 眾議院制訂《研究工作法》，而該法案要求，在獲得出版商同意之前，聯邦機構 不得要求研究者將文章典藏於公共機構之中。41消息一出，隨即獲得美國出版協 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AP）的支持，該協會認為，出版商砸下 重金投資學術期刊，以敦促科學進步，因此必須有所回饋，而這項法案就是確保
「出版商在創新事業上的顯著投資…」（their significant investments that fund innovations…）42。對此，Suber（2012d）明言，這是出版協會為確保它們在 STM 期刊上的高額利潤，因而支持這項法案。儘管這項法案後來撤銷，但以美國的經
即是制度變遷的過程。第二章曾提及，Hess 與 Ostrom（2007）認為「行動場域」
乃分析制度變遷的關鍵，這是因為新的情境出現，提供行動的誘因，據此行動者
41 參見 http://hdl.loc.gov/loc.uscongress/legislation.112hr3699
42 參見 http://www.publishers.org/press/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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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曾提及，公有地的分析架構，係處理人們遭遇資源使用的問題時，為 何（及如何）組織起來，以集體行動的方式，解決困局。此時，困局為何？需要 予以界定。根據知識公有地的架構，困局往往從界定資源的所有權開始。就此而 言，從第二章的分析來看，知識作為一種公有地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
所有權其實不易界定。這是因為，知識作為一種觀念（idea；如儒家思想），它 是一種公共財，屬世人所有；知識若承載於某一特定形式（例如書籍），又可充 作私有財（例如購買後始得閱讀）。這類公有地資源的所有權，又由於技術條件 的轉變，致使困局更難消解。
一、知識的物質條件及其使用規則
在知識公有地的分析架構中，資源的物質特性乃分析的首要之務。數位技術 的複製快速、傳佈便利等條件，讓知識在理論上得以成為公共財，人們得以一傳 十、十傳百，複製愈多，愈能享受知識帶來的正外部性。然而，Hess 與 Ostrom
（2003, 2007）指出，新技術雖將知識的物質特性擴增，但也替近用知識帶來新 的問題：如第二章所述，他們先將知識的物質性區分為觀念（idea）、人造物
（artifact）、以及典藏設施（facility），第一個為無形資產，難以量計，而數位技 術對此則能發揮極大助益，讓觀念得以流通共享。後兩者為有形資產，人造物就 如 PDF 格式的文章，而在 Hess 等人的界定下，它是可供計算的「資源單位」
（resource unit）；典藏設施就如圖書館，它是儲存資源單位的「資源系統」（resource system）。我們可透過「資源單位」和「資源系統」的劃分，來評估知識的使用 和分配狀況。在數位技術的影響下，困局也由這兩者而生。
數位技術讓閱讀與複製幾乎同步進行。人們閱讀時，就已將影像暫存於電腦 的記憶體之中，甚至複製網頁中的文字、圖像、進而傳送其他使用者亦非難事，
這等於是讓「資源單位」可以無限制地散佈，如此讓過往享有複印、分配和銷售 權利的出版商，大感危機將至，不得不防。出版商解決此一困難的方式有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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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著作權的簽訂而言，據 Gadd、Oppenheim 與 Probets（2003）針對 八十家學術出版公司的調查顯示，其中高達九成者，在簽訂著作權契約時，會要 求取得著作財產權；並且，還片面享有訂價與如何使用的控制權（引自劉靜怡，
2011，頁 199）。其次，得到銷售的權利後，出版商在販賣電子期刊時，賣的是 期刊文章的「近用權」，而非「所有權」。尤有甚者，電子期刊的目錄、搜尋過期 期刊的系統（即「資源系統」），亦由出版商所建置，圖書館無權為之。Dewatripont 等人（2006）探討電子期刊的授權模式時發現，近用當期期刊與過期期刊，這兩 者的授權是不同的。就後者來說，出版商的授權模式不一，有每篇計價者（如 Springer）；有的是以維護費的名義來收取近用過期期刊者（如 Elsevier）；有建置 數位典藏庫（digital archive）而收費者；亦有出版商將過期期刊以 CD-ROM 格 式出售，且是以影像檔建置，目的是不讓使用者可以在網路上搜尋得到。
儘管圖書館可以與技術專家合作建制「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但這只是解決資源系統的問題，而非資源單位的問題，後者的著作財產權仍掌握 在出版商手中。這也部分解釋了何以英國的典藏模式早已行之有年，但仍未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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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的學術傳播管道。前文述及，全球每年已生產超過 190 萬篇文章，英國又 占其中的 6%，而數位技術理應讓這些知識受更多人近用，但卻因為授權的方式 而引發資源近用的爭議。
尤有甚者，技術的發展並沒有讓知識邁向廣為人們所用的道路，反而與之逆 反，朝著更縮限人們使用的路徑行履。這種沒有朝向進步、卻走回頭路的現象，
Hess 與 Ostrom（2007b, p.51）稱之為「技術逆反」（technological inversion）：
新規則或法律，可能立基於缺乏足夠的資訊、意識、甚或這項議題的真 正本質，才會被制訂的…尤有甚者，更大挑戰在於「技術逆反」的發生，
在此逆反下，技術能力與傳統的任務、價值、甚至根本的權利發生矛盾。
如前述美國的《數位千禧年法》，便是允許 DRM 技術來限制複印的數量，
這等於是沒有將著作權的「合理使用」納入考量；而且，若人們使用規避軟體
（circumventing the software），也會觸及該法。於是，資源的使用由於技術的限 制，退回猶如沒有數位技術的年代，甚至新的規則（千禧年法）與傳統的價值（合 理使用）也發生衝突（Hess & Ostrom, 2007b）。
總結而言，知識的物質特性，由於數位技術的進展，使其有取之不盡，用之 難竭的可能，但現行的使用規則，仍圍繞在如何授權的議題上打轉，如此很難超 越授權與否的框架來思考，更遑論促發訂閱模式的變遷。不過，技術條件雖然讓 知識陷入授權之議，但也讓更多其他的社群，能有更多機會接觸學術知識；前述 英國的「科學暨技術委員會」於 2004 年所作的報告中，便提及學術期刊之於其 他社群的重要性。例如，該報告在第 39 點論及「公眾」（Public）有權近用科學 期刊，特別是病患需要醫療資訊時，尤為如此。此外，第 46 點也提到跨國計劃：
「公衛網絡近用研究提議」(Health InterNetwork Access to Research Initative, HINARI)，其目的是由已開發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免費或低價的生物醫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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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與之共享。如 Hess 與 Ostrom（2007b）所說，當資源的技術條件轉變時，
知識公有地的社群之內涵，也會跟著轉變；這也就是說，社群的性質擴大，即代 表社群內部走向異質化，社群之中也就存在不同的價值。在公有地之中，這會促 發不同的行動，行動場域也就有了變遷的可能。
二、知識社群的擴大與政府的行動情境
若我們將知識公有地的社群，先界定為任職於高等教育機構的教職員（亦即 學術社群），那麼根據英國高等教育機構（The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HESA）的統計，2000/2001 至 2009/2010 學年度以來，任職人數從 2000/2001 年 度的 13 萬 9 千餘人，增至 2009/2010 年度的 18 萬 1 千餘人，44成長約二成三（參 見〈表五〉）。
表五：英國高等教育機構教職員*人數統計
年度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人數 13,9940 14,3150 14,6875 15,0230 16,0655 16,4875 N/A N/A N/A 18,1595 資料來源：整理自英國高等教育機構統計（2000/2001 至 2009/2010）
*教職員包含全職與兼職者，包括教授、資深講師、研究人員、其他職等（other grades）
不過，若光看學術社群，恐怕無法完全捕捉知識公有地的社群之形貌。這是 因為，知識公有地的社群不若地下水或山區牧草的使用者，後者範圍明確，身分 清晰可辨，而前者卻可能橫跨不同疆界，身分多元，任憑不同人士都有使用知識 之所需。就此而言，Hess 與 Ostrom（2007b）將知識公有地的社群，分為知識／
資 訊 的 使 用 者 、 提 供 者 、 以 及 管 理 或 政 策 制 定 者 。 使 用 者 即 為 「 挪 用 」
43 參見 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304/cmselect/cmsctech/399/39906.htm
44 參見高等教育機構網站
http://www.hesa.ac.uk/index.php?option=com_pubs&task=show_pub_detail&pubid=1709&Itemid=2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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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將該資源挪用於解決其他地區的用水問題（Ostrom, 1990／余遜達、陳旭 東，2012）。 式，以利分享知識（Kranich, 2007）。學術社群隸屬於高教部門，但該部門只是 社會上存在知識需求的其中之一；其他部門對於知識的需求，亦會讓敦促知識的 分享，特別是知識相關的產業尤為如此。不過它們挪用知識的目的，便不會僅限 於知識上的興趣。
據 Brinkley、Fauth、Mahdon 與 Theodoropoulou（2009, p.10）估計，知識導 向的產業，在 2005 年時已超過四成五（參見〈圖六〉）。如此的產業成長，也帶 動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的數量提升。英國「商業創新暨職能部」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以下簡稱商業部）於 2009 年的調 查也顯示，在商業部門之中，專業（professionals）或知識工作者的數量，已逾 180 萬人（轉引自 Research Information Network, 2011）。這些人挪用知識的目的，
不若學術社群，但他們對於知識近用的需求卻真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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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英國知識產業的成長趨勢 1970-2005
資料來源：Brinkley, Fauth, Mahdon, &Theodoropoulou(2009)
舉例而言，科學署便注意到非高教部門對於學術知識的需求；該署大臣 Williet（2012, May 2）就曾談到以下有趣的現象：
我曾聽聞許多異常之舉：一名獨立研究者註冊夜間部的課程，但他只 是為了去圖書館近用材料，卻從未到課。這是因為，與購買文章相較，
註冊的費用反而便宜。另一個例子是，一名小型企業老闆之所以雇用 畢業前實習階段的學生（sandwich-year student），因為該老闆便可就此 列印這名同學就讀的大學圖書館之研究論文。
事實上，英國的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之於該國 經濟的重要性，著實不容忽視，這也敦促英國政府關注這些企業的發展問題。據 商業部的統計顯示，2007 年年初，英國有 470 萬間企業，而中小型企業就占了 99.9%；此外，小型企業提供的就業比例，亦占了私部門的 47.5%。45這些中小型
事實上，英國的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之於該國 經濟的重要性，著實不容忽視，這也敦促英國政府關注這些企業的發展問題。據 商業部的統計顯示，2007 年年初，英國有 470 萬間企業，而中小型企業就占了 99.9%；此外，小型企業提供的就業比例，亦占了私部門的 47.5%。45這些中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