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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來交換文章的近用。這三種模式在前述法律條件與商業模式下，會如何發 展，著實令人好奇。
對此提問，本文欲以個案研究的方式處理，而在第二章中，我們也交代了選 取個案的理由。底下，我們先從發展歷史較久的典藏模式開始談起。
一、典藏模式及其發展：以國家圖書館為例
依《圖書館法》第 15 條規定，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
包括學術期刊在內，都應送存國圖典藏。56在此基礎上，一方面，國圖目前擁有 的中文紙本期刊之館藏數量，已達 7214 種，為全國最豐富的期刊資源典藏庫（國 家圖書館年報，2012），而學術性質的期刊約 3000 種（林淑芬，2006）。另一 方面，根據國圖的統計，2011 年時，「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與「臺灣博碩 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查尋人次，已超過 1300 萬（國家圖書館年報，2012）。
綜合以上兩面而觀之，理論上若將這些期刊進行數位化，並於網路上公開近用，
以國圖網站的流量，必能收擴大流通之效，換言之，也能充分發揮學術知識的正 外部性。
事實上，國圖早有將現有期刊數位化、並公開於網路的企圖。國圖最早所建 置的期刊索引，可追溯至 1970 年的《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時為紙本）。
直到 1993 年，期刊論文索引的光碟版開始推廣，索引的光碟與紙本同步使用。
隔年（1994），線上系統「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線上新系統」啟用，透過學術 網路，國圖便可提供館外連線查詢。與此同年，行政院推動「國家資訊基本建設 計劃」，試圖普及資訊網路服務、縮短城鄉差距，並將「遠距圖書服務」責成國 圖主導，期能建構網路學習資源（宋建成，1998；另參考曾濟羣，1995）。1998 年，國圖與工業技術研究院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以下簡稱電通所）合作建置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讀者除了可查找期刊的書目資訊外，亦可在線上取得全
56 先前是由《出版法》所規定，該法廢止後，則依《圖書館法》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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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開始自己負責授權業務，且由於沒有線上金流機制的管理人才，無法推動與 著作人和期刊的有償授權、以及處理使用者的線上交易，因此從該年起，國圖轉 而推行無償授權，而獲得授權的期刊全文，則開放讀者免費近用。由於國圖的人 力與經費有限，因此在與著作人和期刊簽定授權時，勢必得以現有人力兼職進行 這項業務，故而取得論文全文的時程也會隨之延後。時任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同 時也是「遠距圖書服務」推手的宋建成，談到國圖停止與凌網合作時，提出如此 的感想：
目前這樣看來，當時這樣（與凌網停止合作）的決定還蠻錯誤的，因為 我們沒有錢去掃描，而縱觀這三年來，系統裡面有全文影像的很少，如 果再持續發展兩年都是如此，那麼這個系統就沒人要用了，到時候就剩 下那些資料庫業者吧（宋建成訪談紀錄，2013 年 7 月 16 日）。
據宋建成的說法，當時與凌網合作時，國圖只提供期刊給該公司，由後者進 行數位化，其他行政上的事務（包括授權業務、線上交易、系統維護），亦全部 交由凌網執行，因為國圖沒有任何預算與人力作這些事；而凌網除了要負責這些 事務外，也需將線上交易的所得，依比例回饋給國圖（宋建成訪談紀錄，2013 年 7 月 16 日）。這種合作模式除了讓國圖有錢可領，且可以無需勞煩著作授權與 數位化的業務，然而合作終止之後，國圖就必須親力為之。如此的後果是，國圖 並沒有額外的預算從事原本凌網負責的業務，甚至連期刊的數位化─如宋建成所 言─都面臨「我們沒有錢去掃描」的窘境，致使期刊的全文數量也跟著減少，於 是也直接影響了使用者。
吳怡青（2011）研究國圖的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後，就發現該系統典藏全文的 數量極少，致使讀者使用的意願低落；吳怡青以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林慶彰教授為 例，針對其名進行搜尋，結果發現可找到 181 筆論文資料，但有全文者，僅只 4 筆。儘管讀者可運用文獻傳遞的服務取得全文，但申請程序繁複，不如尋求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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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本文搜尋的日期為 2013 年 4 月 9 日，網址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61 本文造訪該網站的日期，為 2013 年 7 月 15 日。網址 http://tai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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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期刊文章時是否順遂？則有待進一步的探究。以政治大學圖書館的機構典藏 為例，劉吉軒、陳靜宜、王乃昕（2010）指出該校於 2009 年 4 月至 8 月期間，
辦理校內教職員期刊文章的徵集，爾後雖然獲得 431 位教師同意授權上傳 6535 篇期刊論文，但其中得到合法授權可立即典藏者，僅約一半（共 3284 篇，占 50.25%）；劉吉軒等人檢討原因，發現其他未能典藏者，係因「出版者未予授權 之論文、稿約未約定之論文尚待釐清期刊著作權人，以及期刊停刊之論文等」（劉 吉軒、陳靜宜、王乃昕，2010，頁 33）。
以上經驗或許說明，從國圖與各家機構典藏的發展來看，台灣目前並不缺乏
「資源系統」的建置，而關鍵的問題會表現在「資源單位」（即學術期刊）的發 展方向上，亦即：資源單位究竟是轉往訂閱模式？亦或 OA 期刊模式？這才是左 右台灣學術傳播發展的關鍵。因為，這些期刊文章是資源系統中的實質內容，若 無此內容存在，人們使用資源系統也只得事倍功半之效。下文第二與第三節的部 分，我們即轉往資源單位的分析，檢視學術期刊在哪些條件之下，會轉往訂閱模 式或 OA 期刊模式的方向發展。
總結而言，從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開始，正值數位化與網際網路正值起飛之 際，期刊資源曾經搭著這些技術條件，繼而有成為公共財的可能；1998 年時，
國圖曾經一度推行便利好用的「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並且透過機構會員的機制，
讓其他大學圖書館能使用這些資源。不過，這項服務最終在媒體質疑「圖利業者」
的情形下落幕，而此事件所代表的意義在於：知識資源的分配，從國圖與民間業 者（凌網）的彼此合作，轉變成國圖與民間業者的彼此競爭。國圖目前推動與著 作人簽定無償授權，並將獲得授權的文章免費近用，如此作為似乎比先前的「遠 距圖書服務」更顯進步，但在出版商採以合約方式與專屬授權等手段下，國圖（或 說典藏模式）爭取這些知識資源時，勢必面臨更激烈的競爭，想要重建知識公有 地的昔日風景，恐怕更形不易了。
二、訂閱模式下的期刊及其發展：以《教育與心理研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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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心理研究》（以下簡稱《教育》）於 1978 年 5 月創刊；據本文調查，
及至 2003 年（第 26 期）起，改為季刊，逢 3 月、6 月、9 月、12 月發行；此外，
同年第 26 期第一冊的〈主編的話〉之中，表示紙本出刊時，亦同步刊登電子檔 於網站。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與高等教育出版社於 2004 年開始合作出版紙本，
2009 年 2 月起開始合作電子出版，目前則收錄於 Ericdata 高等教育知識庫。與業 者合作後，該刊校稿後的紙本與電子出版的文章版權，皆屬於高等教育出版社，
若要做合約外的使用，皆需與出版社商議。因此，儘管第 26 期曾表示電子檔與 紙本同步刊登，但目前在《教育》網站上已無法閱讀電子全文。若需閱讀全文，
則需至 Ericdata 高等教育知識庫付費閱讀。
論及與業者合作的好處時，現任主編湯志民教授談到，首先，由於該出版社 原本就替多家 TSSCI 教育類期刊統籌紙本期刊的出版，擁有豐富的校稿與出版 經驗，因此該出版社推出電子資料庫時，自然便與該社合作。其次，湯志明主編 尚提及，維持一份刊物實屬不易，在學校補助有限的情形下，期刊經費多要自籌。
湯主編表示，目前《教育》一年的成本支出約 90 萬元，而業者在編輯、校對、
發行等編務上，可替《教育》節省成本；更重要的是，業者提供行政資源上的助 益：
業者會提供人力的協助，包括編輯、校對，它們是很專業的。我認為編 輯的專業是一份期刊中非重要的部分，因為它代表一份期刊的水平。如 果是由學生工讀來做這些工作，水平可能無法維持如此之高。另外業者 代表的是一個固定的單位，我們編輯委員是流動的、學生是流動的，但 是業者是一個固定的單位，它有一套自己的編輯模式，因此編輯委員會 流動、學生會流動，但業者不會，所以它等於是一個專責機構，這種機 構是幫助期刊穩定的很大力量（湯志民訪談紀錄，2013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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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志民認為，由於編輯委員和學生助理編輯時有更替，若需維持期刊的水 平，則需專業的編輯；再加上 TSSCI 對於期刊編輯品質的要求又很高，因此在 此情形下，更需其他資源的協助。此時，業者就扮演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業 者亦提供期刊銷售的回饋金。湯志民指出，業者所提供的回饋金，包含數位授權 金和紙本銷售，但這兩項的收入都不高，前者一年約 1 萬元，後者少許；而紙本 印刷的目的，主要也是送存於圖書館典藏，而非銷售。然而，雖然紙本印刷為數 不多，但業者也替《教育》省卻了印刷費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政大縮減補助期刊的經費，因此《教育》的編委會決議，
自民國 101 年開始，收取稿件的刊登費 3000 元，目的也是開源以求節省成本。
湯志民表示，跟作者收費，目前估計每年約可進帳 6 萬元，但對於一年 90 萬的 經費支出來說，還是杯水車薪。
總結而言，期刊的營運端視編務的品質，而編務水準的好壞與否，實與主編 和業務人員的變動頻率，具有密切關連；在前任主編與繼任主編、或說不同編輯 成員的交替階段，業者便可提供資源，降低交替時所發生錯誤的風險，這對於期
總結而言，期刊的營運端視編務的品質，而編務水準的好壞與否，實與主編 和業務人員的變動頻率，具有密切關連；在前任主編與繼任主編、或說不同編輯 成員的交替階段，業者便可提供資源，降低交替時所發生錯誤的風險，這對於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