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 Ostrom（2003）的看法，資源之所以係屬於公有地者（common-pool resource），
8 以瑞士的 Torble 村莊為例，該村的公有地治理，是由當地村民共同建立一套放牧的規則；根據 這套規則，村民在高山牧地放養的牛隻，有一定的限制，如果超過這個限制，會課以大量罰金，
而監督這套規則的運作，則由當地村民組建的「高山草場協會」委派監督員執行（參見 Ostrom, 1990／余遜達、陳旭東，2012，頁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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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並沒有必然地對應一套所有權制度；也正因如此，解決這類資源如何分配 的問題，就無法預先決定，究竟是由政府掌理為上策，還是以私有制進行分配為 優先。就此而言，學術知識的所有權問題也是複雜難解。傳統上，學術知識的生 產、同儕審查、以及賦予獎勵等等，係由學術社群為之；此外，學術社群內部也 建構了一套學術傳播制度（如學術期刊），讓社群彼此能共享知識；以此觀之，
學術知識實乃學術社群所有。然而，過往出版商掌握通路，坐擁分配優勢，它們 多與作者簽訂合約，後者將所有權交付前者，以換取知識廣為流通的便利。如今 數位技術使然，知識的流通和分配，理論上已無需假出版商之手，但出版商仍透 過與作者簽訂合約的方式，享有學術知識的所有權。於是，爭議始得湧現：學術 知識的所有權，究竟是學者所有？還是出版商把持？
除此之外，近年來開放近用運動風起雲湧，讓學術知識的所有權更形複雜。
例如，美國納稅人聯盟（TaxPayers’ Alliance）就主張，學術知識由於受公共經費 補助，理應為全民所有，知識務須開放近用。因此，當我們宣稱學術知識為世人 共享時，此時的「共享」，究竟是誰的？知識資源便如同公有地資源，一時難以 釐清界定。之所以如此，其中關鍵之因，在於知識作為一種資源，它本身複雜的 特性使然。底下，我們先介紹公有地資源的特性，並以此延伸分析至學術知識。
一、物質資源的特性：耗損與排他
過往的政治經濟文獻多以財產（property）的形式界定資源，這雖能讓財貨 依據其產權性質，劃分為「公共財」與「私有財」二者，但論及資源如何分配的 問題時，就會陷入不是由政府、就是市場調控的二元劃分：公共財傾向由政府調 控，而私有財則依市場規則分配。直到 1970 年代，除了財產形式之外，學人們 更細緻區分財貨本身的兩種特性：耗損（subtraction）和排他性（exclusion；Hess
& Ostrom, 2003, p.119），也正由於這兩種特性的出現，讓資源分配的問題不再只 是陷入公私之分，而是更能捕捉現實世界中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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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財（Public goods）
有用的知識 club goods）
訂閱期刊 看護中心
私有財（Private goods）
個人電腦 甜甜圈
資料來源：引自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p.9), by C. Hess and E. Ostrom, 2007,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運用這個分類進行知識公有地的分析時，知識又可再區分為「觀念」（如某 個學派的思想）和「表達觀念的形式」（如承載思想的書籍），前者的取用，難以 竭盡，建構某種排除它的成本非常高，而某甲在運用某個學派的思想時，亦不會 妨礙某乙的使用，因此作為觀念時，知識可以是「公共財」（public goods）。然 而，若作為「表達觀念的形式」（如書籍）時，此種財貨則存在使用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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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價格高低、乃至書籍存量，都會影響人們如何閱讀。此時此際，書籍已不若 觀念，它即是有限的資源，需要不同的使用規則、以及各式各樣的典藏 庫
（facility），來加以管理。
就此來說，首先，若典藏庫係指圖書館，那麼在理論上，每個人雖然都可借 閱，但藏書有限的情形下，某甲使用時，某乙就無法取閱，此時必須制定某種使 用規則，來安排閱讀的順序（例如「先來後到」的借用規則）。因此，這類資源 即是耗損性高，但排他性低的「公有地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其次，
若典藏庫是採會員制的協會或俱樂部，那麼書籍通常要透過加入該俱樂部後始能 閱讀時，此時會員制即是排除他人使用的手段，而這類財貨在會員之間雖可互通 有無（即耗損性低），但排他性卻很高，此即「付費或俱樂部財」（toll or club goods）。最後，「私有財」（private goods）即是以私有產權形式來界定書籍，使 用者必須透過付費或市場交易，始能閱讀。然而，若將數位技術納入考量，情形 則更顯複雜。
二、數位技術下的知識資源與分析架構
如前所述，資源系統和資源單位乃公有地分析時的要項，若將此二者應用至 知識資源的分析時，Hess 與 Ostrom（2003）便稍作調整。他們將資源系統視為 典藏庫，資源單位界定為「人造物」（artifact）；除此之外，另外還增添了「觀念」
（idea）。就此而言，人造物承載的是觀念，而人造物放置在典藏庫中；若以前 述書籍為例，人造物即是書籍，觀念即是思想，典藏庫則是圖書館。此外，典藏 庫可以統計人造物的數量，以便計算和控制館藏的取用狀況。
數位技術開展後，讓人造物和典藏庫發生重大轉變。論及此時，Hess 與 Ostrom（2003, 2007）將人造物區分為物質性人造物（physical artifacts）與數位 人造物(digital artifacts)，前者數量有限，並有其耗損和排他性的使用限制，故而 取用時，可能遵從某項規則而行之（如先來後到）；後者可由多人同時取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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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理論上，耗損和排他性的限制便有克服的可能。典藏庫（即資源系統）的轉 變，亦非同小可。圖書館是傳統的知識資源典藏庫，然而在數位技術的匯流下，
當知識轉換成數位人造物時（例如文章的 PDF 檔），已無非得存取於圖書館之 必要，舉凡網際網路上有一定的空間存量，都可存取這類數位人造物，因此對圖 書館而言，衝擊誠不容小覷，轉型之說，於焉興起（Lougee, 2007）。Hess 與 Ostrom（2003）就說，隨著書籍和期刊價格的水漲船高，圖書館的服務也轉變了：
從擁有（owning）館藏來服務當前與未來的所需，轉變為以使用需求為目的的近 用（accessing）材料。
知識資源已由數位技術將其轉變，為了分析知識公有地的資源分配，Hess 與 Ostrom（2007）也建構了一套分析框架，如〈圖四〉所示：
圖四：知識公有地的分析架構
Hess 與 Ostrom 指出，在分析上，這些區塊雖然硬生劃分，但在經驗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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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用此架構分析開放原始碼運動（Free/Libr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 FOSS）；
在他的分析中，此運動的物質性資源為電腦軟體，且建構軟體的環境（setting），
乃是一種有利於多人同時合作的模態（modularity）；而與此資源有關的社群，則 多為程式設計師或志願者。此外，社群使用資源時，須遵從以下規則：軟體的原 始碼須開放，以供其他程式設計師檢視。其他的程式設計師雖可免費使用，然而 如需修改，也必須開放原始碼，以供他人檢視。於是，這種授權規則，就好像病 毒授權（viral licensing）般，一個感染另一個。9
以上的物質資源、社群屬性、以及使用規則等等（即〈圖四〉中最左邊的三 個區塊），會影響「行動場域」（action area）的運作（〈圖四〉的中間區塊）。行 動場域則是探討誘發行動者行動的誘因（incentive）為何、行動者何以合作／不 合作、行動者制定決策的情境等等（Hess & Ostrom, 2003, 2007）。以開放原始碼 運動為例，Schweik（2007, pp.284-285）指出，行動者之所以志願地免費貢獻軟 與者信仰軟體應自由且開放的哲學，或認同「自由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理念，反對軟體原始碼的封閉壟斷。再者，「經濟性」的理由，則 是指參與者將投入軟體建構的時間與精力，視為一種投資，藉以累積經驗，有利 未來謀職。
接下來，行動場域的構成，也會連帶影響參與者的互動型態（即圖一中的右 方區塊）。Schweik 與 Semenov（2003）發現，在參與者共同建構軟體的脈絡下，
9據 Lessig（2004／劉靜怡譯，2008）的說法，開放原始碼運動也啟發了創用 CC 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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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合作計畫一開始會歷經「初始階段」（initiation stage），繼而會走到「持續開 放階段」（going-open stage），最後則邁入「成熟階段」（mature stage；引自 Schweik, 2007, p.280）。階段的分期是以軟體使用或參與人數來決定（或同時以兩者計 算）。不過，即便進入成熟期，參與者也只是形成小規模的群體，彼此合作修改 軟體，以符合自身所需；其他的計畫多半未竟全功，進行途中即偃旗息鼓。儘管 如此，在這些成功的案例中，參與者多半遵從規則，以開放原始碼的方式進行軟 體建構。
繼而，互動型態會影響「成果」（outcome）。依 Schweik（2007）之見，開 放原始碼運動的成果，就是促成參與者之間的合作式生產。不過，Schweik 雖然 希望開放原始碼的自由精神，能延用至知識公有地，但放在學術知識的脈絡上，
他也發現軟體與知識二者，難以同等之，對此也區別箇中的四項差異：
1. 資源的差異：軟體可以回溯檢視程式碼（code），以檢視其歷史發展的過程，
但學術論文發展的歷程，只有作者（們）得以檢視，讀者看到的已是既定成 果，無法檢視其發展過程。
2. 社群的差異：FOSS 提供組織外的人士參與，但科學研究的參與者卻人數有 限。
3. 規則：FOSS 的資源使用上，可以自由的授權，但科學期刊則受限制於著作 權，很難自由分享。
4. 成果的立即性：FOSS 的環境適合成果的創新，這是因為，一旦軟體建構出 來之後，隨即放在網路上便可供他人檢驗（此即同儕審查）；更甚者，同儕 檢驗完之後，程式碼也幾乎修改完成，於是新的軟體（即成果）也就可能順 勢產生了。學術論文雖然也有同儕審查，但成果不見得能馬上出現。
Schweik 延用 Hess 與 Ostrom 的分析架構，提醒我們軟體與學術知識二者，
在資源屬性、社群、規則及成果上，存在著差異，對於我們累積知識公有地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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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經驗時，著實有所助益。然而，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Hess 等人所論及的
「行動場域」，尤為重要，因為這是探討制度變遷的重要面向。我們將學術傳播
「行動場域」，尤為重要，因為這是探討制度變遷的重要面向。我們將學術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