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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Project）、「授權計畫」（the Licensing Project）和「資料計畫」（the Data Project）等，作為科學開放近用的芻議（引自劉靜怡，2012）；於其中，「出版計 畫」與學術出版的關係密切，該計畫乃處理學者與出版商之間，著作的著作權讓 渡之問題（李治安，2007）。簡而言之，該計畫替想要加入開放近用的期刊出版 商和學者，提供了可依循的原則，例如當作者將其文章以與創用 CC 之「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同樣自由的授權釋出時，期刊不得阻礙。除此之外，Science Commons 也敦促研究者和政府機關的研究資料（data），能廣為人們取用（參見 Wilbanks, 2006）。
總結而言，創用 CC 的立意，係開發著作權原本就存在的自由空間，讓知識 得以分享近用。這是一套從法律的角度，來處理知識分享的問題。晚近美國的圖 書館界及學術社群所推動的《聯邦研究公共近用法》，即企圖將學術知識的公開 近用，予以法制化。是否成功，仍待觀察，不過法律是社會利益折衝下的結果，
關鍵是各方利益如何合理的協調。
綜合前述所論，我們明白知識的社會分享，有其正式和非正式的管道之分；
從非正式轉變為正式的過程中，必須將知識實體化、形式化，人們才能回溯和掌 握，知識也才能跨時空地流芳百世。從以上分析可知，學術知識的安排與分配，
實為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在其中作用，而此兩者如何透過政府之手進行安排，即 是本研究的關懷所在。
肆、本章小結：政府的選擇？
OA 傳播模式所創造的知識資源，無論 OA 期刊與典藏庫，自 OA 運動開展 以來，其數量每年都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首先，就 OA 期刊文章的數量而言，根 據瑞典 Lund 大學所建置的「開放近用期刊指南資料庫」（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 DOAJ）之統計，目前已收錄的 OA 期刊來自 120 個國家，計有 993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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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總量更是超過 110 萬篇。29其次，就典藏庫的數量來說，根據英國南安普敦 大學建置的「開放近用典藏庫登記名錄」（Regist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 ROAR）之統計（請見下頁〈圖五〉），我們亦可看出逐年增加的趨勢，特別是 2005 年之後即有顯著的增加。
圖五：全球機構典藏數量暨典藏項目統計30
OA 期刊與典藏庫的數量雖然與日俱增，但我們仍需留意，相對於訂閱模式 的期刊而言，這些數量仍無法與之批敵。例如，如前所述，根據 DOAJ 的統計，
OA 期刊目前總計有 9939 份，但訂閱模式下的學術期刊則計有 2 萬 5 千份（Finch, 2012）；除此之外，即便 OA 運動近年來風起雲湧，其理念也得許多學術社群推 崇，但出版商的訂閱模式（或其搭售期刊的商業模式）早已行之有年，它們的訂 閱期刊不會因為 OA 期刊或典藏庫的增加，而有所轉變，其銷售利潤反而逐年上 揚。換句話說，OA 傳播模式雖然日益重要，但如何讓既有的訂閱模式轉型成為
29 參見 DOAJ 網站 http://www.doaj.org/，上網日期：2013 年 8 月 2 日。
30 擷取自 http://roar.eprints.org/cgi/roar_graphic?cache=2031670，本文查詢的日期為 2013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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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模式，或許才是關鍵。然而，檢視 OA 運動的發展史，欲讓既有的訂閱期刊，
都轉型為 OA 傳播模式，僅僅憑單一機構之力（如圖書館或各大學），恐將難以 達成，而對於掌握公共經費的政府來說，此問題也就尤為重要了。英國政府在去 年（2012）倡議，願意採經費補助的方式，讓現行處於訂閱模式的期刊，能夠轉 型為 OA 期刊，此舉無疑彌補了 OA 運動所無法成就之事。然而，英國政府是基 於何種考量而為之？出版商又如何能放棄訂閱模式所帶來的龐大利益，繼而順應 該國政策？這些問題必須回到英國的脈絡之中，才能明晰解釋。第四章我們即以 英國為脈絡，探討政府在學術傳播模式轉型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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