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紀念碑的來源與定義

一、 反紀念碑概念起源與詞彙疑義

「反紀念碑」一詞最早出現於 1980 年代，首先用於描述與傳統紀念碑形成鮮 明對比之作，如美國藝術家 Robert Smithson (1938-1973) 的《螺旋防波堤》(Spiral Jetty,1970)不為崇拜特定人物或事件而挑戰傳統。²⁷ 1981 年 Robert Carleton Hobbs 在《羅伯特．史密森—雕塑》(Robert Smithson—Sculpture) 一著中提到 anti-monument

26 參見 Sergiusz Michalski, Public monuments : art in political bondage, 1870-1997. ( London : Reaktion Books, 1998) :10; 172.

27 見 2014 美國密蘇里聖路易大學藝術史教授 Aronson Endowed 規畫之研討會 「紀念碑/反紀念碑」

(Monument/ Anti-Monument)之回顧。Monument/Anti-Monument Conference Puts Public Sculpture In The Spotlight — Stephanie Zimmerman. 2014.<

http://kavigupta.com/press/monumentanti-monument-conference-puts-public-sculpture-in-the-spotlight/

>(2019-4-5 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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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紐澤西州郊區城市發展中所見的腐朽和衰敗。²⁸ 此處指涉 Smithson 在 1967 年寫下〈紐澤西州帕賽伊克紀念碑之旅〉(A Tour of the Monument of Passaic, New Jersey)之見聞 ²⁹，以旅遊古羅馬般的眼光欣賞新建公路的水泥橋墩、推土機、起重 機與房屋，將河岸邊的建設視為紀念碑，開啟人們對工業風景的新感知。因此「反 紀念碑」一詞間接來自史密森的書寫與藝術實踐。

另一個來源指出 James Young 的研究與論述創造了 countermonument 一詞，再 保守一點地說，至少是 Young 讓「反紀念碑 」變得廣為人所知，稍後他 將 counter-monument 或 counter-memorial 的意義視為等同。在 1992 年〈反紀念碑：

今 日德 國 反對自 身 的 記憶〉 (The Counter-Monument: Memory against Itself in Germany Today)這篇文章，以及 1993 年《記憶的質地∶大浩劫、紀念碑與意義》(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s)一書中出現，直到最近(2017)

藝術史學者 Inbal Ben-Asher Gitler 等人都視 Young 為這個詞彙的開創者。³⁰ James E. Young 本來用 counter-monument 這個名詞指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 生、活躍於 1980 年代的年輕一代藝術家作品，包括 Gerz 夫婦－Jochen Gerz (1940-) 與 Esther Shalev-Gerz (1948-)、Margrit Kahl (1942-2009)、 Norbert Radermacher (1953-)、Horst Hoheisel ( 1944-)等人的觀念藝術與裝置。 Young 稱他們無法接受歷 史創傷簡化為展示公共「巧匠手藝」(craftmanship)或廉價的同情，也批評「公共紀 念藝術」(public memorial art) 傳統形式的多重目標，因那些空間「既要安慰觀眾、

28 參見 Robert Carleton Hobbs, Robert Smithson—sculp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29 Smithson 文中描述帕賽伊克河岸公路一半被推土機清除過，另一半還原封不動；許多機器未 運作，看起來像脫去了皮膚的史前生物、滅絕的機械恐龍；二次大戰前後的郊區房屋，在豔陽 反射下失去彩色。他看到河流中央的「紀念碑」：帶有浮筒與輸送管的幫浦起重機，水管延伸到 河床而消失於地底。一旁伸出粗大管線的人造水坑，汩汩水流與煙霧彷彿地獄的噴泉之後提到 這段上述引文「這些風景其實不是風景，而是一種特別的膠板畫，一種自我毀滅的明信片世界，

屬於失敗的不朽與的沉悶的偉大。」Robert Smithson, ‘A Tour of the Moniments of Passaic, New Jersey, 1967’ , Ruins, (London: Whitechapel Gallery, 2011): 48-49.

30 參見 Inbal Ben-Asher Gitler, Monuments and Site-Specific Sculpture in Urban and Rural Spac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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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救贖悲劇、沉浸於簡便的方式發出戰後賠償金(Wiedergutmachung)，又要修補 受害者的回憶 ³¹」換言之，它是對傳統紀念藝術強烈的批判。

在 1998 年受訪問稿中， Young 指出「反紀念碑」作為紀念形式而興起，

目的在記住內有極大矛盾的歷史事件。他提到美國最著名的反紀念碑是 1982 年林 櫻(Maya Lin, 1959-)完成的《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Vietnam Veteran Memorial)，

越戰(Vietnam War)作為實際上已失敗的戰爭，其爭議程度已足以分化美國社會，林 櫻的紀念碑反映出矛盾心理的形式；德國也面對同樣的難題，企圖在罪的基礎上 得到再統一的記憶，以帶著罪責的國家身分來為受害者哀悼，這兩個悖論在紀念 碑難以解決，因此「反紀念碑」就是其結果。

另幾位藝術史學者由 Counter-monument 對紀念傳統與公共藝術的批評延伸，

更廣泛地納入多樣案例，有時甚至以複數來呈現，而此詞彙指涉作品在公共空間 的狀態與創作方法。藝術史學者 Sergiusz Michalski (1951-)在其研究著作《公共紀 念碑∶1870-1997 政治束縛下的藝術》中，提到所謂的 counter-monuments 包括以下 許多種情況。

第一種顯出作品「孤立的對抗」(isolated confrontation)姿態，早期實例可追溯 1889 年左右的巴黎莫貝廣場(Place Maubert)一個被拒絕的提案，當局批准豎立紀念 碑獻給違背天主教義而受火刑的自由思想家 É tienne Dolet (1509-1546)，而後另有 一批群眾主張在同一區域豎立另一位遭新教徒送上火刑架更激進的學者 Michel Servet(1509-1553)之造像，並將兩座紀念碑將在廣場上相對而立。（圖三）

31 “They contemptuously reject the traditional forms and reasons for public memorial art, those spaces that either console viewers or redeem such tragic events, or indulge in a facile kind of Wiedergutmachung or purport to mend the memory of a murdered people.” James E. Young, “ The Counter-Monument: Memory against Itself in Germany Today, ”Critical Inquiry Vol. 18, No. 2 (Winter, 1992):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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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情況是「在視覺上去補充或改變一座更早的紀念碑之外觀」，例如布拉 格曾有一座哈布斯堡王朝豎立、被認為象徵舊政權的聖母瑪麗亞柱，1915 年至 1918 年革命時期它被推倒、毀壞，原地重新設計豎立新教神學家 Jan Hus (1369-1415) 的 肖像，作為捷克斯拉夫開國與戰役勝利的紀念碑；1982 年德國漢堡市舉辦反戰雕 塑競賽來補充納粹時期遺留下來的紀念碑也屬此項。³² 而第三種情況的目標在於

「對某種站不住腳的對象進行抗議，以反思的過程來行動，以達到轉化的方法」。 (Sergiusz Michalski 207) 例如 Hans Haacke (1936-) 曾為奧地利城市施蒂里亞 (Styria)的藝術節重製了 1938 年當地納粹集會用的臨時方尖碑（圖四之一），加上 失敗的銘文與關於對猶太人屠殺的事實敘述，使之成為帶諷刺意義的紀念碑（圖 四之二）。 ³³ 上述這些例子讓「反紀念碑」概念大為擴充，包括紀念碑形態間互 相的對抗、重寫、新舊交替的意義轉變。

32 1982 年德國漢堡市的反戰雕塑競賽，稍後可見本章第四節第 2 項之案例說明。Sergiusz Michalski:

205-206.

33 這件作品是《而你終究勝利》〔Und Ihr habt doch gesiegt”（And You Were Victorious After All, 1988）〕其製作把當地一座 17 世紀的聖母瑪利亞之柱四面封起來以木板做成方尖碑，外觀幾乎 與 1936 年納粹集會的裝飾一模一樣，上有銘文而你終究勝利(Und Ihr habt doch gesieg)通常刻在烈 士墓上，因此暗示納粹政權的失敗，此作品在展覽最後遭當地新納粹黨人士炸毀。Sergiusz Michalski: 208-209.

(圖三) 貝隆(J. Belon)

《兩座火刑梢》(The two stakes)

刊於 L’intransigeant No.7385 (3 October 1900) 諷刺漫畫描繪巴黎 Maubert 廣場上 Michel Servet 與 É tienne Dolet 相對的雕像

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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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Jean Robert 與 Craig MacDaniel (2005) 針對 1980 年代的視覺藝術研究，

將 antimonuments 歸納至「公共藝術領域實踐」，將其定義為「解構公共紀念碑傳 統形式或令人意外的事件和回憶的作品」，他們認為反紀念碑尤其質疑傳統紀念形 式在當時是否有能力發揮記憶作用，也懷疑意義難以被承載。³⁴ 藝術史學者 Lenore Metrick-Chen(2014) 認為 countermonuments 是一種文化認識並且對於自身負面的 事件的方式，創造出新的公共藝術，特徵是普遍以因地制宜的藝術作品與大眾互 動，榮耀受難者而不是英雄。³⁵以上「反紀念碑」的定義與 James E. Young 的內涵 大致呼應，因應公共紀念傳統的挑戰而顯出懷疑或批評的姿態。

34 Jean Robert, Craig MacDaniel 著，匡驍譯《當代藝術的主題∶1980 年代之後的視覺藝術》(Themes of Contemporary Art: Visual Art After 1980)(南京: 江蘇美術出版社，2011)，頁 169。

35 參見聖路易市「雕塑之城 紀念碑/反紀念碑」暨研討會(Sculpture City: Monument/ Anti-Monument)

<http://sculpturecitystl.com/> (2015-12-20 點閱)。

(圖四之一)

奧地利施蒂里亞(Styria)納粹集會檔案照 1938 年

(圖四之二)

漢斯．哈克(Hans Haacke 1936-)

《而你終究勝利》〔Und Ihr habt doch gesiegt（And You Were Victorious After All）〕

1988 裝置

奧地利施蒂里亞(Sty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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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目前將 anti-monument 與 counter-monument 與 counter-memorial 暫 時視為等同的情況之下，「反紀念碑」可作為概念、藝術實踐、公共策略以及新 Young1998 年將它們等同視之，Noam Lupu 以及 Cecily Harris 等人研究德國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關於納粹歷史、大浩劫記憶中「反紀念碑」與集體記憶的主題，

在未遠離 Young 定義的德國的脈絡下，標題與內文皆交錯使用兩者。³⁶ 又如澳洲 建 築 學 者 Sue-Anne Ware(2008) 觀 察 反 紀 念 碑 在 當 代 風 景 中 的 角 色 ， 使 用 anti-memorial 一辭來轉譯 counter-monument，引述 Young 的「反紀念碑」目的在於

「不是去安慰而是去煽動，不是要固定而是要改變， 不是持續而是消失，不是被 路人忽略而是要求互動，不保持原始狀態而是要引起自身的暴力，不要和善地接 受記憶的重擔而是要把這些記憶放在大眾的跟前。」³⁷ 她的分析實例卻是澳洲墨

36 Cecily Harris, "German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The Emergence of Counter-Memorials," Penn History Review: Vol. 17 : Issue. 2 , Article 3.(2010).以及 Noam Lupu,” Memory Vanished, Absent, and Confined: The Countermemorial Project in 1980s and 1990s Germany”, History and Memory , Vol. 15, No. 2 (Fall/Winter 2003): 130-164.

37 Sue-Anne Ware 是澳洲新堡大學建築與建造環境學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Built Environment)教 授。她引述 Young 原文如下“Antimemorials aim not to console but to provoke, not to remain fixed but to change, not to be everlasting but to disappear, not to be ignored by passers-by but to demand

interaction, not to remain pristine but to invite their own violation and not to accept graciously the burden of memory but to drop it at the public’s feet.”，參見 Sue-Anne Ware, Anti-Memorials and the Art of Forgetting: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a Memorial Design Practice ,Public History Review, No.1, (2008):61-67.然而該段文字原為 Young 評論 Gerz 夫婦在漢堡的紀念碑，Sue-Anne War 以之作反 紀念碑的定義，但原文中使用 counter-monument 而不是 anti-memorial，她應是刻意地選擇反紀念 碑概念之用字，以求通篇統一，可知 counter-monumen 與 anti-memorial 兩概念被視作相通。見 James E. Young, ‘Germany’s Memorial Question: Memory, CounterMemory, and the End of the Monument’,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96, no 4, Fall, (1997):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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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本紀念海洛因使用過量者的裝置作品，以及為二次大戰以來澳洲海事悲劇受難 者紀念而舉辦的哀悼活動，也都屬非傳統的紀念碑形式。

事實上，起初 Young 的 counter-monument 或 counter-memorial 概念基本上是 對公共紀念文化、紀念式建築與裝置藝術的陳述，逐漸被用為跨域的研究以及各 種藝術領域，與記憶、紀念的效果互相聯繫。例如 Andrian Armstrong (2017)由 Young 的論點延伸，視「反紀念碑」乃「對變動具敏感性，因此可與記憶產生互 動」的各種詮釋文本。³⁸ 而 Sarah Henstra(2009)也將實體的反紀念碑視作處理失 落感、紀念文化的新典範，在文學中對應著「抗拒敘事與意義的傳統的嘗試，目 的是拒絕把哀悼平庸化」的書寫。Jonathan Vickery(2012) 透過揭示蘇聯政權脆弱 性的當代錄像藝術，將 counter-monument 理解為「沒有紀念性的紀念碑」(monuments without monumentality)，強調紀念碑在一新文化時代變得不合時宜，受保存的理由 是為了譴責它們，並減少其在國家文化記憶現實中的作用。³⁹ 因而我們能觀察到 反紀念碑作為傳統公共紀念建設現象之批評，或是記憶與敘述的革新。

Young 2016 年發表關於紐約 9/11 紀念碑的文章，使用德語 Denkmal 指稱柏林

Young 2016 年發表關於紐約 9/11 紀念碑的文章，使用德語 Denkmal 指稱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