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研究的重要性與定位
面對德國官方藉助紀念形式來面對有其爭議的歷史之現象，本研究探索其中 為何採用「反紀念碑」的紀念途徑來處理過去的感知。由於揭露歷史過往不為人 知的事實、轉型正義恰是成熟的民主社會需要面對的課題，紀念碑正是人們記憶 需求與遺忘之間快速變換的見證，本研究選擇的主題及案例分析具有重要性。
首先，《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不但是德國境內第一座為猶太人受難群體 而建的國家紀念碑，更是史上第一個以國家之名來紀念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以下簡稱納粹）主政時所謀殺歐洲猶太人的紀念物。不同於死亡集中營歷史地 點的真實遺存，它屬於造形藝術介入社會的課題；更重要的是，此案由發起到建 造都不是由猶太人主導，而出自德國一般民眾的請願，再由德國議會審議通過、
柏林參議院執行，而民眾組織在整個過程都留下積極參與的紀錄。換言之，這是 德國作為加害者為記住大浩劫受難者的紀念需求，承認了昔日侵犯人權的錯誤，
雖然一度爭議不斷，它目前仍可謂世上罕有之案例。
其次， 由宏觀角度來看這座紀念碑的時空背景，具有觀察從現代進入後現代 主義時期文化的參考價值。Fredric Jameson(1934-)觀察到一個現象，即生活在持續 的當下導致「歷史感」(sense of history)的消失、當代社會喪失能力去保有自身的 過往，而媒體資訊一切快速歷史化，促成了人們的健忘症。7 矛盾的事實是，1980 年代末期與 1990 年代德國與美國皆陸續興起紀念碑、博物館與國家紀念建設的熱 潮，大量的建設不僅對抗遺忘，更表現出對過去的挖掘與迷戀。德裔美籍學者暨 文化批評家 Andreas Huyssen(1942-)曾批評「後現代時期的記憶完全不是遺忘症，
7 參見 Fredric Jameson 著，〈後現代主義與消費社會〉Hol Foster 主編，呂建忠譯，《反美學》，
新店市：立緒，1998，頁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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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超量的回憶和太多的博物館」。8 在這波熱潮中，「反紀念碑」作為足以代表 德國的公共藝術類型而成為學術議題，已在當代記憶文化中取得地位；紀念碑性 作為「德國問題」，突顯其中與納粹過往的連結。(Huyssen, 1994: 15)「反紀念碑」
不須特殊化，把紀念的美學、反紀念碑性質當作是普世的發展的觀點，引人思考
8 Andreas Huyssen, "Monument and memory in postmodern age",The art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in history , (New York: The Jewish Museum.1994):15
9 關於文化的概念，Raymond Williams 認為大致有三種廣義解釋，首先用來指涉智識、精神、美 學發展的普遍過程。另一個普遍定義如艾略特(T. S. Eliot. 1988-1965)的看法，是指稱同一民族、
區域、國家或社會集團特殊的生活方式。在社會和人文學科的意義又更仔細，大致可將其分為
10 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 New York : Pearson Longman, 200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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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研究由「反紀念碑」的議題入手，試圖增進《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 念碑》中文研究的分析面向。目前在台灣關於此案例研究相當少，且大致都肯定 這座紀念碑的成就。11 例如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陳郴 (2007) 的專文〈克服過去：柏 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的歷史啟思〉認為它「明確地體現出德國對其所犯下 歷史罪行深切的自省和對其歷史責任毫不推卸的態度。12」陳郴完全同意德國政府 的說法，將紀念碑的建造等同於轉型正義、德國對納粹過往的反省與究責，他寫 道：「紀念碑不僅是為受害者而建，更是為德國人自己而建，紀念碑在德國現代歷 史上的象徵意義…隱含為後世訓的理性呼籲。」（陳郴 129）似乎同意了這座紀念 碑為官方服務的目的；西方學者如 Peter Marcuse (1928-)就曾批評，統一後的德國 試圖透過紀念碑建設來切割納粹歷史的關係，人們是否確實反省和牢記國家歷史 中最黑暗的一頁，仍待時間驗證。
潘宗億(2014)用「國族認同」來切入這座紀念碑相關的建造問題，指出德國政 府將紀念碑放在首都市中心，體現德國紀念受難猶太人的決心，也突顯了紀念性 空間的人為建構，企圖展現新的記憶文化，《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等同於 德國 1989 年之後共和「建國神話」(founding myth)的一部分，雖呼應德國官方賦 予紀念碑的意義，但不同於設計者的意圖。13 他考慮到更多紀念碑作為國族認同 的延伸與折衝、製造與接收的實況。事實上，此一國家紀念建築是在與民眾的意 願相違下勉力而建成，而德國民眾對計畫的質疑，也傳達此紀念碑意義解讀的複
11 與本研究主題直接相關的專論僅見一篇德文系的學位論文。其探討重點在於以集體記憶形成角
度分析紀念碑的建造目的，為了凝聚國族認同與歷史的反省，介紹計畫的執行面與爭議，並套 用記憶理論說明德國集體記憶的形成。李姿慧，《論「歐洲被屠殺猶太人紀念碑」設立之意義與 功能》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2。
12 陳郴，〈克服過去：柏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的歷史啟思〉，《思想》，第 5 期(2007)，頁 129。
13 潘宗億，〈柏林「浩劫紀念碑」與新德國國族認同之建構〉，人社東華電子季刊 1 (2014)<
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5> (2018-9-10 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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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性。本研究以「反紀念碑」概念切入，將能回到作品形式與觀眾的關係來衡量 記憶工事，如此也將關照紀念碑化過程產生的問題。
西方相關於《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資料眾多，其製作歷時 17 年留下 許多記錄，除了報章雜誌投書、研討會議論、國會辯論紀錄，還有各種專論文章 評價正反意見對立鮮明。關於建造此紀念碑過程與爭議的可見於 2005 年出版 Franke Berchtig 編輯的小書《柏林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in Europe Berlin)，勾勒出從納粹歷史到官方建置的過程以及其不同
於傳統紀念碑的諸特質，可說德國在地觀點。14 2008 年英國學者 Caroline Pearce 的著作《當代德國與納粹遺產：記憶政治與常態性的辯證》(Contemporary Germany and Nazi legacy: Remembrance Politics and the Dialectic of Normality)更詳盡探討德
國紀念碑化的官方企圖與社會意見之拉鋸，為理解此一國家紀念碑的長期爭論與 政治背景奠定基礎。Peter Carrier 強調國家策略對紀念形式的影響而著《1989 年以 來法國與德國大浩劫紀念碑與國家記憶文化》(Holocaust monuments and national memory culture in France and Germany since 1989) 15 比較了兩國大浩劫紀念碑建 造的相關論爭和政治權力運作，Karen E. Till 《新柏林：記憶、政治、地方》(The New Berlin: Memory, Politics, Place) 將這一大浩劫紀念碑視同為市民為其身分建
造的國家記憶場所，反映社會團體和個人創造所反應的恐懼與渴望，提供地理政 治學方面的重要觀察。 16 這些是紀念碑落成之後數年普遍的研究方向。
過去常見的研究面向除了紀念碑生產機制，還有將《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 碑》放進特定的視覺文化脈絡來探討其出現，最經典的著作可能是將「反紀念碑」
14 Franke Berchtig ed,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in Europe Berlin, (London; New York: Prestel Verlag, 2005).
15 Peter Carrier, Holocaust monuments and national memory culture in France and Germany since 1989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5).
16 Karen E. Till, The New Berlin: Memory, Politics, Pl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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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為試圖再現大浩劫的紀念物，最知名的學者就是 James E. Young。17 更重要的 是，1997 年柏林參議院任命他為德國國家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評審兼發言 人，最後選中 Peter Eisenman(1932-) 的設計方案，所以 Young 正是建造《歐洲猶 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推手。他所著「反紀念碑」的權威論述對於了解《歐洲猶 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相當關鍵，紀念的意義存在於觀眾與物質空間的互動之中。
最近的著作《記憶的階段：反思紀念藝術、失落與之間的空間》(The Stages of Memory:
Reflections on Memorial Art, Loss, and the Spaces Between)，賦予德國《歐洲猶太人
受難者紀念碑》承先啟後的地位，連結先前美國《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與其後的《911 紀念碑》(National Sptember 11 Memorial)，強調
觀眾記憶仰賴空間中穿梭走動的經驗，並把更多的反紀念碑建造視為德國經過紀 念化的哀悼的結果，大浩劫記憶已因為建造紀念碑而產生了變化。18本研究也將檢 視他著作中「反紀念碑」定義與相關批評。觀眾經驗在近年著作中扮演要角，Irit Dekel (2013)的《沉思柏林大浩劫紀念碑》(Mediation at Holocaust Memorial in Berlin) 根據導覽員與學生在紀念碑與資訊中心現場的提問來解讀此作品的效力。19 在眾 多資料中，過去許多研究都未聚焦在作品本身，故本研究將延續關照社會與政治 背景並且也對空間形式美學投入心力。
17 James E. Young 自 1988 年以來任教於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擔任「大浩劫，種族滅絕和記憶研究研究所」 (Institute for Holocaust, Genocide, and Memory Studies)主任，他也曾在紐約大學、華盛頓大學、哈佛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等校任教。
他的著述主要關於空間、記憶、身分的系列文章，也從事相關策展並參與許多國際城市紀念碑、
博物館的國際專案，包括 2005 年 5 月完成德國委託的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他也參與阿根 廷政府紀念失蹤者(desaparacidos)的計劃案、2004 受聘為美國 9/11 紀念碑設計競賽的評審，該紀 念碑於 2011 年 9 月 11 日揭幕。
18 James E. Young, The Stages of Memory: Reflections on Memorial Art, Loss, and the Spaces Betwee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6):1-17.
19 Irit Dekel, Mediation at Holocaust Memorial in Berli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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