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紀念碑呈現的抗拮記憶與哀悼

本節將說明反紀念碑的目標與抗拮記憶相合，並與兩種類型的遺忘有關，連 結著群體身分認同與創傷。特別是反紀念碑以大浩劫為紀念之主題時，意識到 Adorno 所謂「奧斯維辛之後」的責任，而為大浩劫受難者建紀念碑更連結了「抗 拮記憶」概念，這種試圖使觀者回溯官方歷史之外受到壓迫的過往，呼應邊緣群 體曾經被處理為空白的歷史，解構官方歷史敘述的虛構。遺忘也攸關於創傷的起 因以及其後相當於治療的哀悼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區分了創傷記憶的不同群體，

並使人確信為受難者紀念活動的目標應當是開啟哀悼的工作。

一、抗拮記憶與刻意的遺忘

「抗拮記憶」(counter-memory)的概念來自 Michel Foucault，著重系譜學式地 找尋地方的、弱勢族群的記憶。他在 1977 年〈尼采、系譜學、歷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提到官方歷史刪除、壓抑他者的記憶，於是抗拮記憶就出現 於其中的矛盾和斷裂處，能夠解放長期遭受忽視的記憶，揭示官方歷史宰制的真 理及神話。他區別「真正的歷史」(Wirklich History)與「傳統的歷史」(traditional history)，前者擾動後者虛假而理想化的連續性，讓知識片段化，用以使主體變得 多元。²²⁰ Michel Foucault 揭露知識與權力的關係，在《社會必須被捍衛》(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演講集中也指出抗拮歷史的重要。因為「從權力的眼光來看，

220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 by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15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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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權利、法律、義務；從新論述的角度看，卻是濫權、暴力、強徵」，抗拮歷史能 打破官方歷史的統一性，並揭露官方歷史所營造虛假的歷史連續性，有別於勝利 者的歷史而讓異質的歷史得以呈現，填補民族或社群過去遭到忽視的空白的時 刻。顯然，這個概念連結了反紀念碑的出現，揭露官方歷史與社會政治的主宰力，

關注長期遭遺忘的沉默之群體，批判地抗拒紀念碑隱含的權威，試圖讓黑暗中人 們的生命經驗與記憶向群眾發聲。反紀念碑與抗拮記憶都呼應民主、平等、公義 的價值。面對終有一日周遭世界的觀眾會遺忘、甚至厭棄紀念碑之實情，「反－紀 念碑」以空白為隱喻，處理遺忘與消失，樂意扶持弱勢群體的權力、擦除過往偏 簸意識形態，可說是對於傳統紀念碑的改革，而具有鮮明的社會意義。

抗拮記憶連結了現當代時期刻意的遺忘和「失語症」(amnesia)。回顧德國 19 世紀到 1945 年的記憶文化之歷程，戰爭曾被認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對於他國 的征服侵略與光榮連結，而軍事動員付出的巨大代價包括無數的死亡，戰敗與罪 責的苦難更被近乎 40 年的沉默所代替，這種對於權力的合理化，直到 1979 的大 浩劫影集風行，1985 年德國人才開始對歷史發出積極的探問和質疑。刻意的遺忘 顯然是避開苦痛的行動，這些被遺忘的內容提醒了主體對於特定群體的壓迫和不 公，重新指認犯罪事實，為有罪者帶來恥辱和其他的情緒。抗拮記憶屬於昔日歷 史被刪除了聲音的群體，它使被害者、加害者的身分變得清晰起來。抗拮記憶關 心「刻意的遺忘」，也重新定義了「什麼事物不該被遺忘」，試圖改變人們對過去 的看法。

「刻意的遺忘」在 Paul Ricœur (1913-2005)眼中屬於「主動遺忘」症狀，它能 經過心理分析處理而獲得復原。Ricœur 從 Freud 那裡認識記憶包括「反覆的記憶」

(repetition-memory)以及「回想的工作」(the work of recollection)，他區分兩種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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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遺忘」(active forgetting )和「被動遺忘」(passive forgetting)，作為位於兩 端的連續現象而有許多重疊。「被動遺忘」用 Freud 的研究來解讀，來自於病理上 的強迫性重複的行動而取代了記憶，有些團體或國家的集體記憶就屬於這一種病 理性的遺忘；不過，從另一個端來看這也屬於一種「主動遺忘」，是一種「逃避現 實的遺忘」(escapist forgetting)，因為出於惡意，不想理解、也不願被告知自己可 能在生活範圍內所犯下的暴行。(Paul Ricoeur, 2006: 17) 用這個分類來看德國以經 濟發展為主軸，對於大浩劫歷史長期淡漠處之導致集體的遺忘。利柯認為選擇性 的遺忘屬於回想的、歷史的工作，歷史寫作中對於受難者的遺忘，是為人詬病的、

征服者逃避現實的遺忘，為矯正此問題，必須鼓勵受難者歷史的撰寫；在這個角 度看來，而為受難者建造紀念碑，是因應系統性遺忘的對策。抗拮記憶關心對受 害者的遺忘之補償，反紀念碑的出現與社會衝突具直接的關聯，它被認為試圖批 判一元的、去除有利於特定團體的意識形態，質疑官方的歷史解讀。

用公共紀念碑來導正不公正與加害者的歷史是一大難題，原因正如 Young 已 指出的，歷史不但連結「刻意的遺忘」，紀念碑更與官方歷史綑綁在一起。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曾以「遠離紀念碑」為口號來攻擊德國 19 世紀德國的歷史主 義，他聲稱「紀念碑的歷史」關注的不過是壓迫活生生的事物；Nietzsche 將「生」

(das Leban; life)與歷史視為對立的兩端，批評現代人體內裝載太多無法消化的知識 石塊與過量歷史，生活損缺而退化，他而提出記憶和歷史的強制選擇，指出遺忘 能帶來人活力－「遺忘是行動的要素。」²²¹ 於是，紀念碑直接連結 Hegal 等啟蒙

221 James E. Young, “Memory/ Monument”,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Londo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234.以及 Aleida Assmann 著，袁思喬譯，《記憶中的歷史》

(Geschichte im Gedachtnis)，（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頁 V。孫江指出，Aleida Assmann 的文化記憶研究與尼采的內在聯繫，記憶是主觀、飽含感情、活生生的記憶，而歷史是抽象、

超 越 個 體 的 研 究 過 程 。 還 有 尼 采 曾 寫 下 Forgetting is essential to action. 見 Paul Ricoeur,

“ Memory－Forgetting－History “, Mean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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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代言的「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這種歷史服膺自然規律而可供演繹的主 張，否定偉人行動創造歷史的概念，使歷史觀遠離了偶然： 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主張歷史是理性的一種產物，由不可預料的基本原則操縱歷史的演 進。這操縱原則被認為穩定、一貫、永恆而神聖。²²² 歷史決定論將民族意識與政 治放入人類歷史發展的框架，成為權力的工具；古老的時代精神，能夠合理地與 統治者的目標、軍事情操連結，例如 Hegal 就提到歷史作為方法與工具，能提示法 律、禮節、風俗、事功等的官方體制的發展，為集體記憶進行固定，並帶來民族 自豪。²²³ 這凝聚集體記憶的功能顯然就是官方紀念碑期待能達成的作用。

從 Hegal 的歷史哲學延伸至唯物歷史主義，將自然規律推動的歷史發展，納入 社會建構因素來認識普遍有效的社會規律，並相信規律可供預言，使人更妥善地 適應未來變化。在這樣的目光下，歷史唯物主義只接受統治階級的勝利者才有權 撰寫自己的歷史。傳統歷史學透過封閉的、同質的、直線運動而連綿的事件進展，

將歷史化為「獲勝者」的凝視，無視歷史上失敗之物、必須拒絕某些事物方能達 成實際發生事物的連續性，例如 Slavoj Žižek 指出歷史唯物主義重視「當下」(the present)的概念來阻止歷史的移動，去除歷史整體以外的細節 (Žižek 173)。如此也 可以理解到，傳統紀念碑仰賴唯物主義歷史的連續性來賦予其年表般註記事實的 力量，加固普遍性的陳述；反紀念碑藉由對自身的批判來傳達令人不安的記憶。

遺忘不等於刻意遺忘，實有能力促進國家的認同。「共同體」可理解為不會遺 忘過去的記憶的共同體，如社會、世代、家庭與文化遺產。1882 年法國學者 Joseph

222 參見 Edward Gans 為歷史哲學原書第一版序。G.F. Hegel 著，王造時、謝詒徵譯，《歷史哲學》

（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頁二。

223 Hegal 寫道「唯有那些已經達到相當發展程度的民族，…有自我意識的時候，那種民族才有『歷 史』…歷史對民族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他們靠歷史才能意識到他們自己的精神表現於『法律』、

『禮節』、『風俗』、『事功』上的發展過程。…歷史乃是產生「普遍性」之經驗的方法，因為 它給各種概念能力成立了一個永久的對象。它是一種工具，可以發展和決定合理的政治狀態。」

Edward Gans 為原書第一版序。同上註，頁 25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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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est Renan (1823-1892)關於國家定義的著作已提到遺忘的必要：「民族的本質是 每個人會擁有許多共同的事物，而同時每個人也都遺忘了許多事情…每個法蘭西 公 民 都必 須 已經 遺忘 聖 巴托 羅 謬 日 ("Tout citoyen Fraçias doit avoir oublié la Saint-barthelemy”)，還有十三世紀南方的屠殺事件。」正如 Benedict Anderson 的說 明，國家痛苦記憶、「手足相殘」已被國家、教育系統所規劃，用省略的語法(ellipsis) 來賦予外來政權合法性，所以，為了建構民族系譜，須強調手足之情來彌合衝突，

正是「官方記憶」(official memory)的標準設計。²²⁴ 而且敘事知覺到自身處於世俗 的、連續的時間，暗示了「遺忘」的連續之經驗，引發了「認同」的敘事之需求。

尤其一個民族很難有精確的創建日期；民族傳記的死亡類型是結構特殊，不同於 數以百萬計無名的、緩慢變化的生活狀況中無名的事件，歷史傳記中描述各種激 烈的死亡，典範性的自殺、殉難、暗殺、處決、戰爭及大屠殺，形成民族的「必 須記憶」與「必須遺忘」，連帶定義出與紀念碑相關的英雄、義士、聖人與政治人 物。(Anderson 275) 如此建構國家紀念碑不只是奠基於記憶，而更重視遺忘。

更貼近當今的例子是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USIP)在 2007 年出版「社會重建與轉型正義之中的紀念碑角色」報告書，明確指出紀念碑 化(memorialization)過程能符合受難者心願並榮耀死者，藉由審視過去、解決當代 問題來促進暴力衝突結束後的社會復甦，也可以停止受害感、消弭不公正、歧視 和報復的慾望。²²⁵在此脈絡下，建造紀念碑工具化的一面昭然若揭，幾乎絕對是

224 引述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市：

224 引述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