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反紀念碑與記憶文化之爭議
第一節 紀念碑終結時代下的記憶工事
德國反紀念碑醞釀而生的時間具重要性，1989 年顯然特別值得注意。Jörn Rü sen 指出 1989/ 1990 年帶來全球政治情勢變遷，隨著多元文化主義及去殖民化運 動，「歷史」被認為走到自身的終結；另一方面，在文化、社會、政治上大量藉由
「記憶」來建立個人和集體的身分，或者藉助心理學探討對於過往的抑制、否認 和回想；當時最弔詭的現象在於歷史立於其終結之位而「歷史之物」(historical matter) 捲土重來。紀念碑、紀念館與紀念建築不但未隨歷史終結，反而在十年內大量地
Rüsen, Theo Grütter, Klaus Füßmann ed., Historical fascination. History culture today. (Cologne:
Böhlau verlag,1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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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與重修，紀念活動與紀念日的建構顯出一種「必須記住過去」的衝動，顛覆
「歷史終結」時刻衰落冷清的想像，相反地顯現出人們對過去的迷戀。
冷戰結束的情勢變動，讓反紀念碑與晚期現代相連結在一起，Jonathan Vickery 認為 1989 年意味著「紀念碑化時代的結束」(the era of monumentalisation)，也標誌 著自由、民主時代與自由市場經濟的來臨。這個看法也隱隱呼應前述戰後建築師 相信「新紀念碑性」代表民主、試圖擺脫單一文化的控制。所謂紀念碑時代的終 結，如上表達紀念碑為威權時代服務的不合時宜；另一種解讀為「有意義的紀念 活動時代」已結束，隨著紀念碑與紀念建築原有象徵意義的失去，這個觀點標示 著紀念碑與反紀念碑都無法以特定的方式讓人們產生共同的概念，進而發揮記憶 的作用。這假設了紀念碑、紀念式建築與紀念館的責任必須要幫助個人及社會塑 造更好的生活，引導人類行為到令人滿意的方向，但是反紀念碑的主題關聯於需 要哀悼的事件，著重個人記憶，意義更仰賴觀眾自行理解歷史，使得訴說事實的 功能不彰，這是一些學者如 Taylor & Levine (2016)所擔憂的演變。正因如此，反紀 念碑的記憶工事之研究更顯重要。
從文化角度來看，人類習於將記住過去的工作交由持久性的物質來代勞，而 人類社會發展出各種機制來形成「集體記憶」，例如古希臘的「記憶者」(mnemones) 負責公正地見證、挑選重要事件並留下紀錄以組織社會事件的官方年曆，年復一 年產生值得記憶的公共事件，這編年史的工作如今依然由圖書館員、歷史學者、
專業的檔案管理者傳承。130 這是所謂的「文獻記憶」(archive-memory)－指古典時 代來自家族、教堂和國家產生的資料，在今日企業或官方依舊有意識地保存檔案，
檔案管理員仍以維護文獻為職，維護每項指標性的記憶或是生產檔案。131 關於這
130 Alessandro Cacalli, “Memory and Identity: How memory is reconstructed after catastrophic events,”
Jörn Rüsen,ed., Mean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6):171.
131分類見 Pierre Nora, 1989 : 5-6.
100 Cult of Monuments: 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 1903) 一文將紀念雕塑、紀念建築、
遺跡、紙本文獻都當作歷史演進的重要見證，也提供歷史遺跡保護及修復的原則。 的第二屆歷史紀念碑建築師和技術人員國際大會(II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 of Historic Monuments)定義歷史紀念碑包括城市或鄉村中特定文明，重大發展或歷史 事件的證據，還有單一的建築作品、各種具有文化意義的藝術作品，「國 際 文 化 紀念 物 暨歷 史 場 所 委 員會 」(ICOMOS，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在 1966 年提出紀念碑 (monument)的定義基本上等同於集體文化資產。這些定義大致上與 Aloïs Riegl 看法一致。
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
<https://www.icomos.org/charters/charters.pdf>(2019-2-17 點閱)
133 Aloïs Riegl 的重要性在於他指出不同的年代有不同價值觀的崇拜，而人們對待保存的態度完全 取決於對待紀念碑的價值；各個價值能協助衡量決定不同的保存方法，例如將紀念碑修復如 新、接受老化毀損、死亡（例如拆毀）就是三種不同的價值觀。Sebastiano Barassi,’ The Modern Cult of Replicas: A Rieglian Analysis of Values in Replication’, Tate’s Online Research Journal 2007
<https://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7325> (2018-11-14 點閱)
134 Aloïs Riegl 提出三種紀念碑類型：第一種例如神廟或紀念雕塑，保存特定時刻在將來世代人 們的意識，屬於刻意的紀念，稱為「有意而為的紀念碑」(intentional monument)；第二種類似遺 跡，名之「無意而為的紀念碑」(unintentional monument)，能在某特定領域呈現人類發展的特殊
101 義的典範」(historicist paradign) 敘事的解構被視為歷史理論的終章，而跨學科的歷
階段，故包括歷史的紀念碑(historical monument)；還有範圍最廣的第三種－任何因歲月發黃的 紙片與文獻也都是歷史演進的見證，稱為「年代價值的紀念碑」(monument of age-value)。「年代 價值的紀念碑」納入有意或無意保留自身過去的人類的創造，其中大部分物件又是「無意而為的 紀念碑」及「歷史的紀念碑」。如此定義紀念碑包羅任何能呈現特殊發展階段的人造物；而所有 的藝術品都表現了視覺藝術的發展，都能納入廣義歷史紀念碑範圍、具有紀念價值。因此「年代 價值的紀念碑」、「無意而為的紀念碑」又與「藝術的-與歷史的紀念碑」(Kunst- und historische Denkmale)連結在一起。參見 Aloïs Riegl, ''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 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 trans. Kurt W. Forster and Diane Ghirardo, in Oppositions, n. 25 (Fall 1982):21-22.
135 John Ruskin 在提到建築的美德時，述及紀念碑、墓能記錄事實並抒發情感；教堂、寺廟和大 型建築物作為史書，清晰地講述著曾經的歷史，而且具說服力。John Ruskin 著，孫靜譯，《威尼 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 )，（臺北市：五南圖書，2016），頁 35。
136「記憶之燈」篇章中曾解釋機械文明的破壞，John Ruskin 反對歷史建築的修復如新。他認為建 築最美好的部分不在實體，而在於其「年歲」。建築所乘載的過去比歷史更具說服力，因社會、
生活跟勞動等文本就存於建築本身，乃人類追尋過去重要的紀念物，有別於口述史料。建築留 下某種見證，所以古蹟狀態不能用當下的時間點來復原，就如義大利的羅馬城，保留原來的狀 態與時間對抗的痕跡，能呈現過去而非詮釋過去的文明。例如羅馬城是完整的見證，不恢復如 新是他面對文明的一種態度。參見 John Ruskin 著，谷意譯，《建築的七盞明燈》(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台北：五南圖書，2012），頁 13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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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憶研究取代了歷史理論。137歷史與記憶的區別與難以分捨，最終可能就像社 會學研究者 Alessndro Cavalli 注意到，歷史是「事實導向」，而記憶是「身分認同 導向」的，兩者充滿張力又無法分開。138 隨著各種背景的學者都提出理解過去的 看法，個人與集體身分的建構之研究成為顯學。記憶研究的興起提供了觀察紀念 碑與反紀念碑出現前後的時代背景。如今我們已經位於歷史被宣告終結之後的時 代，紀念碑與紀念建設既飽受批判，又必須重新肩負敘述過去的任務。
理解紀念碑作為文明、歷史的物質見證，並且了解個人或集體意識重建身分 的「記憶」不同於注重整體事實的「歷史」之後，也為「記憶工事」奠定認識之 基礎。前文已屢次提及妥善記住過去的責任，在此更強調對德國的影響。它不但 是國家相關記憶達成紀念碑化的一段過程，大致等同於紀念活動；它於思考關於 如何適切地處理一段過往。而這兩點都與公共紀念碑的製造息息相關。
首先，記憶工事的概念深受 Pierre Nora 的啟發，他開啟了「記憶之地」的概 念，對應英語 site of memory，德語譯為 Erinnerungs-Orte，說明記憶脫離歷史，並 以新方式表達國家認同與情感，此概念自 1980 年代以來影響廣泛。139 「記憶之 地」案例不同於傳統國族主義的表達方式，而是用象徵歷史之物傳達歷史。140 Bill Niven & Chloe Paver (2010: 6) 認為 Nora 處理的正是「紀念碑化」，廣義上與紀念 活動相當，於是記憶工事與各種紀念活動具體地連結起來。這些與生活相關的廣 泛主題，使得「記憶之地」被理解和想像成為人、概念、人造物、時間或事件，
137 Jörn Rüsen,ed., Mean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6):ix-x.
138 Alessndro Cavalli, “Memory and Identity: How memory is constructed after catastrophic Events”, Jörn Rüsen,ed, 2006: 181.
139 Pierre Nora《記憶所繫之處》三冊套書勾勒的法國國族史與文化特殊性，影響 Etienne François 與 Hagen Schulze 推出德國內容的《記憶所繫之處》，標題為 Erinnerungs-Ort 之三卷散文，除了紀 念館，博物館和建築物，也包括這些文學作品、作者、哲人、歷史條約、戰役、特殊的日子、
整段歷史時期（如改革）、法律、口號、概念（如血與土地），組織和童話故事等。見 Bill Niven, Chloe Paver ed., Memorialization in Germany since 194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6.
140 參見 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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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集體記憶結晶。也許可說，記憶工事注意到紀念碑等紀念活動的工具化的特 質而有意去除神聖的表象與歷史的操控。在 Nora 的基礎上，Young(1993: ix) 指出 記憶工事包括精心設計或偶發隨機的建造，囊括檔案、博物館、遊行、默哀、紀 念園區、紀念碑、廢墟、紀念日，還有國家建築工程、家族祭祀等。所以紀念碑 與博物館執行記憶工事，描述並紀念社會中過去的事件，藉美學與藝途徑來連結 政治需要、社群關懷與時代情緒。
Pierre Nora 從集體記憶的象徵注意到記憶的消逝，本來有意提出一種反紀念的 歷史。他主張記憶是歷史的居所，記憶與現代人關係疏遠； 19 世紀國家透過歷史 編撰來行控制之實，但是國家認同基礎隨著權力轉移，原以記憶支撐的歷史只留 下記憶的痕跡，大部分記憶總會被歷史吞沒。因此，他認為人們大量談論記憶是 因為留下的記憶太少，記憶熱潮現象起因於「我們生活在一個歷史的社會，記憶 的功能僅是一個歷史的痕跡，只能模擬過去。也不再有真實的記憶環境了－那種 記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記憶領域的創造是現代社會無法活在真實記憶中的結 果。141」記憶的消失產生了「記憶之地」，而且是一種強力執行的「再記憶」，不 僅是再現和重建，這連繫了第一章 James E. Young 強調記憶工事的責任並導致去物 質化的傾向，減少外在的形式是為使某歷史時期的解釋持續存在民眾意識中。他 認為紀念責任比形式重要，而記憶工事委託給物質的危機在於觀眾可放棄記憶的
Pierre Nora 從集體記憶的象徵注意到記憶的消逝，本來有意提出一種反紀念的 歷史。他主張記憶是歷史的居所，記憶與現代人關係疏遠； 19 世紀國家透過歷史 編撰來行控制之實，但是國家認同基礎隨著權力轉移，原以記憶支撐的歷史只留 下記憶的痕跡，大部分記憶總會被歷史吞沒。因此，他認為人們大量談論記憶是 因為留下的記憶太少，記憶熱潮現象起因於「我們生活在一個歷史的社會，記憶 的功能僅是一個歷史的痕跡，只能模擬過去。也不再有真實的記憶環境了－那種 記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記憶領域的創造是現代社會無法活在真實記憶中的結 果。141」記憶的消失產生了「記憶之地」，而且是一種強力執行的「再記憶」，不 僅是再現和重建，這連繫了第一章 James E. Young 強調記憶工事的責任並導致去物 質化的傾向，減少外在的形式是為使某歷史時期的解釋持續存在民眾意識中。他 認為紀念責任比形式重要，而記憶工事委託給物質的危機在於觀眾可放棄記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