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製造與懊悔文化

接下來從反紀念碑的記憶工事來觀察《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產生－

攸關維護大浩劫記憶的義務、獨特性、適切地哀悼，公眾辯論提供了分析材料。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關於此紀念碑的議論紛呈：1997 年官方組織了三個國際專 家座談會，包括文化和文化藝術代表、歷史學家、評論家和策展人，而聯邦議會 辯論也包括各世代、不同黨派的混雜意見，學者以及媒體針對此計劃的必要性與 各種疑義進行討論、政客與國家議會的辯論著重創傷記憶的克服，而藝術家著重 美學營造與觀眾體驗，涉及關於贖罪的、道德的浩劫紀念碑所該考慮的各個方面。

不過最主要議題也分為兩個部分－建造之前討論關於大浩劫公共紀念碑的必要 性，以及之後競賽提案討論了作品記憶之適切性，而這兩階段都可以見到德國社 會如何遭受「無法遺忘」之苦，而自視受難者著心態也強化了心理折磨，結果德 國人的輿論表現出對大浩劫記憶工事的輕慢與消沉。

德國聯邦政府於柏林市中心所建立的《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從發起到 揭幕共歷時長達 17 年，重要大事紀可見附錄三。概覽製造過程，起初 1988 年媒 體人和學者發起連署，當時與社會運動互相競爭建造地點，四年之後得到官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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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並於 1994 年舉辦國際競賽。然而獲選第一名的作品飽受批評，紀念碑計劃不 斷延宕，直到 1997 年第二次競賽試圖重新審核，再次引發激烈的爭議，在這段期 間多方話語的反覆拉鋸，從這一官方完成的反紀念碑案例能夠觀察不同群體對於 記憶工事的看法。《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從 1992 年的開放競賽到 1998 年 邀請比件的過程中，James E. Young 作為評審全程參與，而且身為大賽發言人、唯 一的非德國人以及猶太人，他的觀點帶有局外人的客觀、對於過程全局的掌握，

以及學術的高度，因此非常值得參考。根據 Young〈德國大浩劫紀念碑問題與我問〉

(Germany’s Holocaust Memorial Problem－and Mine)一文記錄了競賽前後的過程。

在參與中他觀察到記憶工事的義務與德國記憶文化互相矛盾的狀態，尤其是對於 受害者的記憶，與集體記憶國族精神的凝聚互相排斥。接下來先回顧此紀念碑建 造的過程，觀察其建造與遺忘和空白記憶的關係。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計畫爭議不斷的討論，一方面也顯出它被當作

「征服過去」之象徵，就如 Caroline Pearce (285)認為此案例是當代「記憶政治」

(Geschichtspolitik; politics of memory) 的目標。不同團體都試圖塑造國家文化記 憶，在政治議題與紀念碑美學發出意見。其中，大浩劫紀念碑是「責任領導」

(Leitverantwortung)也是「懊悔文化」(Leidkultur)交互作用的表現，分別顯示對外 國際形象的經營以及內部紀念文化的衝突。最後《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作 為反紀念碑方案的採納，可視為諸種爭議的解決之道，也是探訪是德國記憶文化 記憶難題的具體實例。Michel Foucault 提到，既然歷史的每一份紀錄都是一種再現 且是屈服於文化的一切中介力量，那麼歷史研究只能是對紀念形式的研究。（顧紅 亮 276）本論的紀念碑研究是屬歷史研究主題，亦即把紀念形式的研究加入歷史 研究之中。以下將回顧此一紀念碑計畫的製作過程，再由相關的辯論話語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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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紀念碑與遺忘的辯證。

一、1988-1992 從公民連署到中央化的記憶需要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設置紀念碑的提議來自 1988 年新聞工作者、電 視節目主持人 Lea Rosh 在 Vorwarts 期刊發表的文章，由於她為國家電視台(ARD) 工作，與歷史學者 Eberhard Jäckelv 同赴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浩劫紀念館－以色列 Yad Vashem 拍攝紀錄片「死亡之主來自德國」(Der Tod is ein Meister aus Deutchland)，

兩人都認為在加害者的國家－德國的土地上也應紀念納粹時期猶太大浩劫的受害 者，她認為事件已發生半個世紀，首都「沒有受害者的紀念碑記住這一獨特的種 族滅絕，是一種恥辱」。 ²³² 同一年 Rosh 成立「透視柏林促進會」(Perspektive Berlin e.V) 透過各種方式訴求在柏林為猶太人建立中央紀念碑(central memorial)。經過，

25 位知名人士簽署呼籲，包括西德總理 Willy Brandt 和 Otto Schily 等政治代表，

以及作家 Christa Wolf 和 Gunter Grass 等知名人士，接著又獲得一萬名公民連署，

成功促使大浩劫紀念碑成為公共議題。

事實上此計畫倡議建造之初確實帶悔罪的概念，在國家力量介入之下卻被建 構適當身分認同的企圖所推翻。Caroline Pearce 認為計畫開始就是不一致意義的結 合；謝沁霓(2011) 在陳述《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建造目的寫道「德人期 待適當的紓解管道與完整的懺悔來增加民族認同，好讓世人可以永遠牢記納粹的 罪行。²³³」在公民請願連署書暗示著一種集體的罪惡，其中寫道，成立紀念碑「表 明德國人現正願意懺悔...這種悔改的意願表明罪和責任被承擔了，而且後代也能

232 原載於Lea Rosh, Ein Denkmal im Lande der Täter, in Bürgerinitiative Perspektive Berlin e. V., 1995, Ein 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 s, Dokumentation 1988-1995, 3-7. Caroline Pearce :133

233 謝沁霓，〈是救贖，還是遺忘？「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碑」的難題〉《人籟論辨月刊》五月號，

第 82 期，2011<http://www.erenlai.com/tw/item/4539-2014-02-16-10-15-07.html>(2016-12-01 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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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這樣做。人們越來越願意承認歐洲猶太人謀殺的獨特性。²³⁴」(Caroline Pearce 133) 這個關於「集體罪惡」以及「獨特性」的論述是前兩年史家論爭的議題，持續在 之後引發辯論，這個源自公民倡議的計畫，到後卻被大眾質疑其目的，甚至許多 連署者在後來都改變了態度，這意味著「懺悔過去」和「建構認同」矛盾不容。

1989 年，「歐洲受難猶太人立碑紀念促進會」（Förderkreis 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 Juden Europas e.V.）註冊成立，他們所吸收的協會成員都是德國市民而 不包括猶太受難者。這個團體以 Lea Rosh 為主力來推動計畫，其主要目標有三：

說服大眾紀念碑的必要、為計畫募款，還有說服柏林市政府支持這個計劃。而第 一個目標最為關鍵。協會共同主席 Jochen Schulz-Rohr，曾在 1998 年聲稱，他們並 不在乎其他國家的人的看法，這是德國人自己的需求，屬於德國的文化史而不需 要被質疑；甚至他們公開說這個計劃已經當面知會「德國猶太人中央協會」(Central Council Jews in Germany)主席 Heinz Galinski，但是完全沒有請求允許的動機；在 明白「這是非猶太人(non-Jews)的計畫，而不是受難者的計畫」之後，Galinski 毫 無選擇餘地而表達了支持。(Karean E. Till 173)

建造大浩劫紀念碑起初被認為是西德和東德政府的責任，但是在 1989 年兩德 統一之後頓時成為完全可能落實的目標，因公民團體與政府部兩大目標不同的群 體，因為紀念碑計畫而需要攜手合作。Lea Rosh 獲得許多資源與協助，也從事募 款與計畫宣傳，1992 年設立大浩劫中央紀念碑的提案得到首相以及議會的支持，

當時紐約時報報導德國政要、藝術家、作家、博物館館長與神學家聯名敦促政府 在柏林設置納粹大浩劫博物館。²³⁵ 可見此事件在國際上也十分關心。

234 “It shows that people in Germany are willing to repent [ ... ] This willingness to repent shows that guilt and responsibility are being taken on in so far as subsequent generations are able to do so. There is a growing willingness to acknowledge the uniqueness of the murder of the Jews of Europe.”

235 Yaron Saroray、Nick Taylor 著，杜默譯，《新納粹風暴:猶太記者深入德國追蹤報導》(In Hitler’s Shadow: an Israeli’s amazing journey inside Germany’s neo –Nazi movement )(臺北市:智庫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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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聯邦內政部、柏林參議院文化局對地點選擇達成共識。最初地點選擇 在原尼德爾克爾新納大街(Niederkirchner Straße)。²³⁶ 此地正是納粹黨調查與肅清 政敵、控制歐洲佔據地的核心權力所在，包括策畫與組織對各種族的迫害，但這 項建議被在該地點的公民活動「活躍博物館」(active museum)²³⁷所阻止，而多年後 成立「恐怖地形圖」。 Command)、「黨衛軍安全局」(SS Security Service)以及 1939 年改組成立的「帝國保安總部」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四個機構也陸續成立，「阿爾布雷希特王子 宮」在 1934 年起成為帝國黨衛隊保安處(SD)以及「帝國保安總部」的辦事處。這幾個組織中，

「蓋世太保」是 1933 年秘密國家警察局(Geheime Staatspolizei)的簡稱，由普魯士內政部長戈林 (Hermann Göring, 1893-1946)建立，祕密警察為納粹黨清除異己，可逮捕調查、監禁共產主義者 與社會民主黨人。「黨衛軍」(Schutzstaffel 簡稱 SS)原是希特勒私人黨衛軍，而希姆萊( 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1900-1945 )在 1936 年獲德國警察總長職位，合併原有警察單位，黨衛軍司令部 (SS Central Command)得獨立運作，戰爭開始後涉及國內一般行政，人事，財務，安全和種族事 務，控制了德國一些大型企業，旗下有三個組織，也負責建立集中營。SS 的姊妹單位是「帝國 黨衛隊保安處」(Sicherheitsdienst，SD)，1933 年由於國會縱火案， SD 開始獨立運作，業務則是 收集情報、建立納粹政敵資料庫，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 1904-1942)為主任；1939 年希姆 萊將 SS 與 SD、蓋世太保總部與黨衛軍司令部兩者合併成為「保安帝國總部」(RSHA)。

237 1985 年 5 月 8 日，納粹投降紀念日當天，有一個自稱「柏林法西斯抵抗運動博物館」(Active Museum of Fascism and Resistance in Berlin)的團體在阿爾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紀念挖掘活動，志願 者們用象徵性的挖掘地面來象徵他們尋找國家被埋葬的過去，結果參與者發現了真正的廢墟：

蓋世太保總部的地下室和廚房區域，而這些發現被納入 1987 年的展覽 “Topographie of Horror”

地點的特殊歷史意義受到強調。參見 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Confronting German History in the Urban Landsca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160.發起者來自行動博物館聯 盟(Verein Aktives Museum)和柏林歷史工作坊(Berlin History Workshop)，用象徵性的挖掘來表達 歷史的痕跡永遠不消失。Erika Bucholtz and Andreas Nachama, trans. by Pamela E. Selwyn and Toby Axelrod, Site Tour: Topography of Terror, (Berlin: Stiftung Topographie des Terrors, 2010): 94.

238 1940 年建造地下防空掩體(FührerBunker)；1945 年後建築的廢墟被拆除，但掩體被保留了下 來，1998 年，當時為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預備場地時，推土機掘出了前納粹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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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而不是受害者，此外這個計劃還有一個難以克服的藝術挑戰：藝術應該有能 力提供象徵連結哀悼和尊重的行動，但是地點與恥辱和內疚的反思提供聯繫。

抵抗而不是受害者，此外這個計劃還有一個難以克服的藝術挑戰：藝術應該有能 力提供象徵連結哀悼和尊重的行動，但是地點與恥辱和內疚的反思提供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