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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17 年二月筆者獨自造訪《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猶記得進入柏林市區並穿越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之後就瞥見龐大的柱群蹤跡,2271 座灰色混凝土方塊的景觀非常醒目,耀眼 的冬陽為它投下對比劇烈的陰影(圖一之一),紀念碑群形式本身綜合了強烈光 影、觸覺和被包圍的印象:步行在石柱區域中,高低起伏的地勢變化以及水泥柱 沒有銘文的光滑表面,顯示一種無表情的單調,柱身創造了瞬間即逝的遮蔽(圖 一之二)。參訪這一石柱群的過程中,筆者目擊孩童與成人在場中嬉戲奔跑、旅客 攜行李箱吃力地在石磚地鋪面挪移,入場的觀眾必須時時留神以免在狹窄石柱間 不經意地與人碰撞,觀眾結伴坐在石柱上聊天;迴盪的城市噪音、笑聲與自由的 參觀動線,都使空間難以保持靜穆也令人困惑。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標題連繫著不光榮的過往,其提供的空間體驗 並不尋常,照理說紀念碑應當具備所謂「記憶的強制命令」,這是一種特別的一種 道德義務,由恥辱與罪責的往事產生「你必須回憶!」的律令,提醒人們不要忘 記過去。1 2005 年這座位於德國首都中心的國家記憶建設,設特地選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終戰 60 周年紀念日揭幕來紀念納粹統治與佔領期間迫害喪生的 600 萬名猶 太人,但是《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形式本身提供的主旨與內容具有相當程 度的開放性,現場觀眾的反應類似置身於休閒場域,讓人不禁懷疑這一紀念空間

1 Aleida Assmann 著,袁思喬譯,〈德國歷史有多漫長或是多短暫?〉《記憶中的歷史》(Geschichte im Gedachtnis),(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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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之二

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

2005, 德國柏林 筆者自攝

圖一之一

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

2005, 德國柏林 筆者自攝

提醒過去的功能被懸置了。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性質等同「大浩劫紀念碑」(holocaust memorial),

連結 20 世紀歐洲猶太群體在大浩劫(Holocaust)中喪生的大規模屠殺事件,鑄記人 類文明史之中最黑暗的一頁。德國官方作為歐洲猶太人迫害事件的加害者,想來 建造紀念碑意在緬懷與警告後人,尤其當時以「爭取生存空間」之名義來掃除雅 利安人以外的民族,猶太人是主要的迫害對象。1930 年代大部分的猶太人原居住 於東歐與蘇聯西部區域,1933 年 Adolf Hitler(1889-1945)上台開始將其統治權伸向 中歐,1939 年佔領波蘭展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在兩年內控制了整個歐洲,1938 年納粹德國開始逐出境內猶太人並大量成立猶太區(ghetto)來管制社群。之後政策 越趨激烈,1941 年進軍蘇俄,擴大反猶太政策,歐洲各地的受難者都被納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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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合 作 者 強 制 送 進 集 中 營 , 而 波 蘭 規 模 最 大 的 滅 絕 營 - 奧 斯 維 辛 - 比 克 瑙 (Auschwitz-Birkenau),更成為大浩劫的代名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納粹非人道 暴行的受害者遍佈歐洲 18 個國家;歐洲猶太人戰前人口約有 950 萬人,至大約 1950 年左右僅剩下 350 萬,換言之,全歐洲三分之二的猶太人都遭德國納粹政體的蓄 意屠殺。德國大浩劫暴行早在 1945 年已被揭露,然而相隔 60 年才成立這座紀念 碑,猶太受難倖存者很少居住德國且總人數正在凋零,德國官方透過此一國家級 紀念碑來處理過往顯然有許多考量,筆者相當好奇《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

如何能幫助人們記住大浩劫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大浩劫紀念碑」也是所謂的「反紀念碑」(counter-monument or anti-memorial);相對於合理化而定位明確的「紀念碑」,「反紀念碑」本質不屬英 雄與勝利的傳統。2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顯然具備反英雄特質,「反紀念 碑」這個概念由 1990 年代美國猶太研究學者 James E. Young (1951-) 從視覺藝術關 於大浩劫主題的研究提出時,基本上指涉特殊的紀念形式,其目的在於記住有極 大內部矛盾的歷史事件:「用消失來代替總是立著的紀念碑,建在地下而不是地 上,把記憶的負擔退回給尋找它的人」。3 也就是說,藉由去除物質、隱藏形式的 傾向,「反紀念碑」功能在促進觀眾執行確實記住過去。前述這個形式上的定義顯 然難適用《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因為其混凝土柱有強烈的空間佔據性,並 不傾向消失和隱形,觀眾參觀過程中能憶起的過往相當模糊。不過,「反紀念碑」

詞彙經過更多學者討論和反芻,其概念已被擴充。Bill Niven 與 Chloe Paver 認為

2 Andreas Huyssen, "Monument and memory in postmodern age",The art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in history , (New York: The Jewish Museum.1994):12.

3 他更簡單地解釋 Counter-monument 或 counter-memorial“…I’d call the “counter-monumental,” or the “counter-memorial” – the monument that disappears instead of standing for all time; that is built into the ground instead of above it; and that returns the burden of memory to those who come looking for it.” James E. Young, “ The Counter-Monument: Memory against Itself in Germany Today, ”Critical Inquiry Vol. 18, No. 2 (Winter, 1992):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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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境內已出現「第二代的反紀念碑」,形式保留了「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

-它們力求明顯、侵入、強力地喚起不公正的記憶,比起所謂的 Young 指稱的「第 一代反紀念碑」,更少表現出保存時間短暫、隱形等「自棄」(self-destructive) 的 傾向。4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接近上述所謂「第二代反紀念碑」,記憶由 觀眾負擔之確實性、物質形式傾向消失的必然性以及美學層面問題等都值得討論。

「反紀念碑」之根源、定義、擴充之變貌從 1990 年代至今都還未見中文專論,

此議題仍待探索,因此本研究透過詰問「反紀念碑」的記憶效力,試圖澄清其與 傳統的「紀念碑」、「紀念碑性」概念的關係,以期深入了解這一已類型化的藝術。

「反紀念碑」不同於過去紀念碑總是宣揚官方光榮的歷史或將政治理念合法化,

此空間藝術類型起初從對抗官方歷史、批評自身紀念傳統的姿態,近來被西方國 家納為處理公共爭議的策略,而柏林《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就是在長期爭 議之後達成共識的極佳案例與藝術實踐,因此本研究將這座大浩劫紀念碑視為觀 察「反紀念碑」功能的稜鏡。

本研究的主標題「遺忘的權利」試圖反思「記憶的責任」之問題—這是民族 共同體之中受傷害的人群感到難以平和地記住事件時,才有特殊意義的命令;嚴 格地說,記憶的責任表達的是在治療學療法框架下的一項任務,強調精神分析對 象 從參與到分析,協助共同完成分析事業的意志。5 所以,針對不光榮的過往事 件之紀念碑化,探索德國柏林大浩劫紀念碑的定位、記憶效力與意義解讀,理解 創作者與相關單位為何採取特別模糊曖昧的敘述方式來處理大浩劫紀念,這種過 往概念視覺化的選擇直接涉及群眾對過去的感知。正因為記憶的命令對於觀眾的

4 參見 Bill Niven, Chloe Paver ed, Memorialization in Germany since 194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7.

5 Paul Ricoeur著,李彥岑、陳穎譯,《記憶、歷史、遺忘》(La Mémoire, L ' Histoire, L’oubli)( 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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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規定與內部約束都具備特殊的期待,對於造形美學上考量也產生影響,故本 研究探究的核心在於觀察《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為何選擇「反紀念碑」形 式、並且是否公正、妥善地記憶過去。

大浩劫事件的複雜和牽涉龐大,描述大浩劫過往與真實必須考量「記憶工事」

(Erinnerungsarbeit; memory-work),這個來自西方記憶研究者的用語,由筆者自行 迻譯為中文。記憶工事具有善盡道德責任、期待能展開確實並妥善地記憶過去之 過程,它不僅涉及將過去紀念碑化的過程,更著重特定的過去對現在的影響,並 且不只是保持過去事實的物質,而更必須「保持對那些曾經在此卻不復存在的不 同群體負有債務(dette)之感」。(Paul Ricoeur 112) 筆者採「工事」一詞,考慮到 Sigmund Freud(1856-1939)學說中提到「哀悼的工事」(work of mourning) 或「克服 困難」(Ducharbeiten; working though),「工事」比喻將人心理壓抑、存封的過去揭 露、釋放、面對和處理的過程,過程需要時間且需要開放的空間才可能發生,雖 然未能預料結果,但是轉變總是可以被期待。6 為了強調將過去轉變為紀念的一連 串工程,隱含逐步克服的過程,以及類似於償清債務的責任,本研究因而將試圖 理解《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案例在紀念碑化過程與執行的歷程,以及其中 關於記憶的考量。

6 參見 Griselda Pollock 著 、倪明萃譯,〈創傷年代的美學感同與見證〉《藝術學研究》(8),2011,

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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