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的權利：從反紀念碑的記憶工事探討《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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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美術理論組(西方美術史). 博士論文. 遺忘的權利：從反紀念碑的記憶工事探討《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 The Right of Forgetting: Analyzing 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 Through the Memory-work of Anti-memorials and Counter-monuments. 指導教授：楊永源教授陳貺怡教授. 研究生：黃慕怡撰中華民國一Ο八年八月.

(2) 摘. 要. 「反紀念碑」作為 1980 年代以來對抗官方歷史、反思紀念傳統的藝術類型，隨著西方國家以之為策略來處理社會爭議，引發過去集體創傷的公開辯論與文化紀念的需求。本論文考察德國柏林《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從無到有的創造過程，說明反紀念碑本身如何在牴觸輿論的情況下提供紀念的新途徑。首先，本文探索反紀念碑的定義、類型及目的，回顧德國過往「紀念碑化」的進程－借助 Pierre Nora、James E. Young 等學者所謂的「記憶工事」，觀眾面對幾乎被遺忘的事物而意識到記憶的責任。《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起初目標在於記住大浩劫受難者，但是爭議的提案與曲折的評選過程顯示德國記憶文化隱含了罪責、創傷與焦慮，使得這座紀念碑成為困惑人心的地點，德人似乎傾向於為自己而不是猶太受害者而哀悼。因此，最初的意圖被扭曲了。另一方面，本研究也由造形美學角度來探討觀眾的空間體驗及作品的美學隱喻，並藉由物質與空無關係互動提出紀念碑化的概念模型，解釋反紀念碑如何處於記憶與遺忘的張力之間。《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試圖鼓勵觀眾以身體感知去代替符號象徵，企圖活化個人記憶、開啟對大浩劫事件的感情並以想像去同理受難邊緣群體痛苦的記憶。最後，本文也將眼光拉遠至區域性與跨國界的記憶脈絡，綜合上述認識評估「反紀念碑」多樣的類型應用於當代記憶工事的潛力。透過這一牽涉廣泛的個案研究，將更深入地認識記憶保存的物質化傳統之優劣，並且能更加了解「反紀念碑」的記憶工事如何揭示昔日不被看見的、以及曾被遺忘的過去. 關鍵字：反紀念碑、紀念碑性、創傷、記憶工事、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 I.

(3) Abstract “Counter-monuments or anti-memorials” are a genre of art in opposition to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a state.. First gaining prominence in the 1980’s, they reflect both on. the ideas underlying commemorative traditions per se, and also on the traditional monuments of a nation. The West adopted this concept as a strategic move in coping with social controversies, thereby triggering an open debate on past collective trauma in addition to arousing a need for cultural commemoration. The study examines the creation of the work 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 in Berlin, and illustrates the manner in which counter-monuments or anti-memorials provide a commemorative alternative regardless of mainstream public recognition. Firstly,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objectives of counter-monuments, reviewing the “monumentalizing” movement in Germany, which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dea of “memory-work” as theorized by Pierre Nora and James E. Young.. Casting light on almost-forgotten fading memories,. such work reminds viewers that their responsibility is to bear in mind what truly matters. Although the monument was supposedly established as a memorial for the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 the controversial design and subsequent assessments indicated the emotions behind German commemorative cultures: those of traumatic guilt and overwhelming anxiety. These feelings made this monument a perplexing place where Germans, immersed in a disheartening atmosphere, tended to mourn themselves instead of Jewish victims. Conseque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 was distorted. In addi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esthetic metaphors behind the work as well as the spatial experiences of viewer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tylistic aesthetics. From material and void, a monumentalizing model can be constructed to explain how counter-monuments can balance the tension betwee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II.

(4)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was designed to encourage people to trust their embodied senses rather than idiomatic symbols.. This functioned to bring to life. memories deeply buried within suffering minds, enabling them to empathize with the agony of marginalized groups, picturing the full horror of the Holocaust, Finally,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concept of the counter-monuments or anti-memorial may be potentially applied to contemporary memory-works, this study further combines and compares both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emory contexts. Through a wider range of case studies, the highly materialized tendency underlying memory-conservation is evaluated, thus ensuring that memory works featuring the concept of the counter-monument or anti-memorial uncover a significant past event never before seen or now long-forgotten.. Keywords:. Anti-memorial,. Counter-monument,. Memory-work , Memorial to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III. Monumentality,. Trauma,.

(5) 目. 緒. 錄. 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的重要性與定位………………………………………... 6.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11.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3. 第五節. 研究方法……………………………………………………... 15. 第一章反紀念碑的基礎概念…………………………………………………..... 22. 第一節反紀念碑的來源與定義………………………………………... 22. 第二節反紀念碑與紀念碑的差異……………………………………... 39. 第三節反紀念碑作為去除紀念碑性的紀念物………………………... 44. 第四節反紀念碑的類型………………………………………………... 60. 第五節 James E. Young 對於反紀念碑的解讀……………………...…. 76. 小. 結反紀念碑處於歷史過渡階段…………………………………... 92. 第二章反紀念碑與記憶文化之爭議……………………………………………. 96. 第一節紀念碑終結時代下的記憶工事………………………………... 98. 第二節德國記憶文化的形成…………………………………………… 107 第三節德國創傷記憶紀念碑化的過程 ……………………………..… 122 第四節大浩劫記憶與再現的限制…………………………………..….. 141 小結反紀念碑因應記憶危機而產生………………………………..…...153 第三章反紀念碑作為空白的記憶………………………………………….……. 156 第一節反紀念碑呈現的抗拮記憶與哀悼………………………….……157 第二節《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製造與懊悔文化………….…. 166 第三節《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落選提案中的記憶空白………...191 小結《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顯示集體記憶之焦慮…………… 203 IV.

(6) 第四章反紀念碑的空間體驗與意義…………………………..…………………206 第一節反紀念碑形式的空無與存有…………………………………... 207 第二節反紀念碑化的過程與美學化的危機……………………………231 第三節《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美學空間…………………....252 小. 結《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空間隱喻……………………266. 第五章《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開啟記憶的再對話 ……………………269 第一節《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作為對話式紀念碑……………..270 第二節《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開啟跨時空的對話……………290. 結論…………………………………………………………………………………307 參考書目……………………………………………………………………………314 附錄附錄一紀念碑詞彙釋義比較表………………………………………………….. 336 附錄二猶太大浩劫相關事件年表………………………………………………...338 附錄三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大事紀……………………………………….. 340 表目錄表一反紀念碑的類型與特徵 ……………………………………………………..76 表二依紀念碑性分類之反紀念碑類型………………..…………………………. 94 表三大浩劫紀念碑建造意見與遺忘的關係……………………………………..188. V.

(7) 緒. 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2017 年二月筆者獨自造訪《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猶記得進入柏林市區並穿越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之後就瞥見龐大的柱群蹤跡，2271 座灰色混凝土方塊的景觀非常醒目，耀眼的冬陽為它投下對比劇烈的陰影（圖一之一），紀念碑群形式本身綜合了強烈光影、觸覺和被包圍的印象：步行在石柱區域中，高低起伏的地勢變化以及水泥柱沒有銘文的光滑表面，顯示一種無表情的單調，柱身創造了瞬間即逝的遮蔽（圖一之二）。參訪這一石柱群的過程中，筆者目擊孩童與成人在場中嬉戲奔跑、旅客攜行李箱吃力地在石磚地鋪面挪移，入場的觀眾必須時時留神以免在狹窄石柱間不經意地與人碰撞，觀眾結伴坐在石柱上聊天；迴盪的城市噪音、笑聲與自由的參觀動線，都使空間難以保持靜穆也令人困惑。《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標題連繫著不光榮的過往，其提供的空間體驗並不尋常，照理說紀念碑應當具備所謂「記憶的強制命令」，這是一種特別的一種道德義務，由恥辱與罪責的往事產生「你必須回憶！」的律令，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過去。1 2005 年這座位於德國首都中心的國家記憶建設，設特地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 60 周年紀念日揭幕來紀念納粹統治與佔領期間迫害喪生的 600 萬名猶太人，但是《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形式本身提供的主旨與內容具有相當程度的開放性，現場觀眾的反應類似置身於休閒場域，讓人不禁懷疑這一紀念空間 1. Aleida Assmann 著，袁思喬譯，〈德國歷史有多漫長或是多短暫?〉《記憶中的歷史》(Geschichte im Gedachtnis)，（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頁 12。 1.

(8) 提醒過去的功能被懸置了。. 圖一之一. 圖一之二. 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 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 2005，德國柏林. 2005，德國柏林. 筆者自攝. 筆者自攝.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性質等同「大浩劫紀念碑」(holocaust memorial)，連結 20 世紀歐洲猶太群體在大浩劫(Holocaust)中喪生的大規模屠殺事件，鑄記人類文明史之中最黑暗的一頁。德國官方作為歐洲猶太人迫害事件的加害者，想來建造紀念碑意在緬懷與警告後人，尤其當時以「爭取生存空間」之名義來掃除雅利安人以外的民族，猶太人是主要的迫害對象。1930 年代大部分的猶太人原居住於東歐與蘇聯西部區域，1933 年 Adolf Hitler(1889-1945)上台開始將其統治權伸向中歐，1939 年佔領波蘭展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在兩年內控制了整個歐洲，1938 年納粹德國開始逐出境內猶太人並大量成立猶太區(ghetto)來管制社群。之後政策越趨激烈，1941 年進軍蘇俄，擴大反猶太政策，歐洲各地的受難者都被納粹以及 2.

(9) 其合作者強制送進集中營，而波蘭規模最大的滅絕營－奧斯維辛-比克瑙 (Auschwitz-Birkenau)，更成為大浩劫的代名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納粹非人道暴行的受害者遍佈歐洲 18 個國家；歐洲猶太人戰前人口約有 950 萬人，至大約 1950 年左右僅剩下 350 萬，換言之，全歐洲三分之二的猶太人都遭德國納粹政體的蓄意屠殺。德國大浩劫暴行早在 1945 年已被揭露，然而相隔 60 年才成立這座紀念碑，猶太受難倖存者很少居住德國且總人數正在凋零，德國官方透過此一國家級紀念碑來處理過往顯然有許多考量，筆者相當好奇《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如何能幫助人們記住大浩劫歷史。值得注意的是，「大浩劫紀念碑」也是所謂的「反紀念碑」(counter-monument or anti-memorial)；相對於合理化而定位明確的「紀念碑」，「反紀念碑」本質不屬英雄與勝利的傳統。2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顯然具備反英雄特質，「反紀念碑」這個概念由 1990 年代美國猶太研究學者 James E. Young (1951-) 從視覺藝術關於大浩劫主題的研究提出時，基本上指涉特殊的紀念形式，其目的在於記住有極大內部矛盾的歷史事件：「用消失來代替總是立著的紀念碑，建在地下而不是地上，把記憶的負擔退回給尋找它的人」。3 也就是說，藉由去除物質、隱藏形式的傾向，「反紀念碑」功能在促進觀眾執行確實記住過去。前述這個形式上的定義顯然難適用《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因為其混凝土柱有強烈的空間佔據性，並不傾向消失和隱形，觀眾參觀過程中能憶起的過往相當模糊。不過，「反紀念碑」詞彙經過更多學者討論和反芻，其概念已被擴充。Bill Niven 與 Chloe Paver 認為. 2. 3. Andreas Huyssen, "Monument and memory in postmodern age",The art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in history , (New York: The Jewish Museum.1994):12. 他更簡單地解釋 Counter-monument 或 counter-memorial“…I’d call the “counter-monumental,” or the “counter-memorial” – the monument that disappears instead of standing for all time; that is built into the ground instead of above it; and that returns the burden of memory to those who come looking for it.” James E. Young, “ The Counter-Monument: Memory against Itself in Germany Today, ”Critical Inquiry Vol. 18, No. 2 (Winter, 1992): 272. 3.

(10) 德國境內已出現「第二代的反紀念碑」，形式保留了「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 －它們力求明顯、侵入、強力地喚起不公正的記憶，比起所謂的 Young 指稱的「第一代反紀念碑」，更少表現出保存時間短暫、隱形等「自棄」(self-destructive) 的傾向。4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接近上述所謂「第二代反紀念碑」，記憶由觀眾負擔之確實性、物質形式傾向消失的必然性以及美學層面問題等都值得討論。「反紀念碑」之根源、定義、擴充之變貌從 1990 年代至今都還未見中文專論，此議題仍待探索，因此本研究透過詰問「反紀念碑」的記憶效力，試圖澄清其與傳統的「紀念碑」、「紀念碑性」概念的關係，以期深入了解這一已類型化的藝術。「反紀念碑」不同於過去紀念碑總是宣揚官方光榮的歷史或將政治理念合法化，此空間藝術類型起初從對抗官方歷史、批評自身紀念傳統的姿態，近來被西方國家納為處理公共爭議的策略，而柏林《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就是在長期爭議之後達成共識的極佳案例與藝術實踐，因此本研究將這座大浩劫紀念碑視為觀察「反紀念碑」功能的稜鏡。本研究的主標題「遺忘的權利」試圖反思「記憶的責任」之問題—這是民族共同體之中受傷害的人群感到難以平和地記住事件時，才有特殊意義的命令；嚴格地說，記憶的責任表達的是在治療學療法框架下的一項任務，強調精神分析對象從參與到分析，協助共同完成分析事業的意志。5 所以，針對不光榮的過往事件之紀念碑化，探索德國柏林大浩劫紀念碑的定位、記憶效力與意義解讀，理解創作者與相關單位為何採取特別模糊曖昧的敘述方式來處理大浩劫紀念，這種過往概念視覺化的選擇直接涉及群眾對過去的感知。正因為記憶的命令對於觀眾的. 4. 5. 參見 Bill Niven, Chloe Paver ed, Memorialization in Germany since 194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7. Paul Ricoeur 著，李彥岑、陳穎譯，《記憶、歷史、遺忘》(La Mémoire, L ' Histoire, L’oubli)（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 110-111。 4.

(11) 外部規定與內部約束都具備特殊的期待，對於造形美學上考量也產生影響，故本研究探究的核心在於觀察《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為何選擇「反紀念碑」形式、並且是否公正、妥善地記憶過去。大浩劫事件的複雜和牽涉龐大，描述大浩劫過往與真實必須考量「記憶工事」 (Erinnerungsarbeit; memory-work)，這個來自西方記憶研究者的用語，由筆者自行迻譯為中文。記憶工事具有善盡道德責任、期待能展開確實並妥善地記憶過去之過程，它不僅涉及將過去紀念碑化的過程，更著重特定的過去對現在的影響，並且不只是保持過去事實的物質，而更必須「保持對那些曾經在此卻不復存在的不同群體負有債務(dette)之感」。(Paul Ricoeur 112) 筆者採「工事」一詞，考慮到 Sigmund Freud(1856-1939)學說中提到「哀悼的工事」(work of mourning) 或「克服困難」(Ducharbeiten; working though)，「工事」比喻將人心理壓抑、存封的過去揭露、釋放、面對和處理的過程，過程需要時間且需要開放的空間才可能發生，雖然未能預料結果，但是轉變總是可以被期待。6 為了強調將過去轉變為紀念的一連串工程，隱含逐步克服的過程，以及類似於償清債務的責任，本研究因而將試圖理解《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案例在紀念碑化過程與執行的歷程，以及其中關於記憶的考量。. 6. 參見 Griselda Pollock 著、倪明萃譯，〈創傷年代的美學感同與見證〉《藝術學研究》(8)，2011，頁 99。 5.

(12) 第二節研究的重要性與定位. 面對德國官方藉助紀念形式來面對有其爭議的歷史之現象，本研究探索其中為何採用「反紀念碑」的紀念途徑來處理過去的感知。由於揭露歷史過往不為人知的事實、轉型正義恰是成熟的民主社會需要面對的課題，紀念碑正是人們記憶需求與遺忘之間快速變換的見證，本研究選擇的主題及案例分析具有重要性。首先，《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不但是德國境內第一座為猶太人受難群體而建的國家紀念碑，更是史上第一個以國家之名來紀念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以下簡稱納粹）主政時所謀殺歐洲猶太人的紀念物。不同於死亡集中營歷史地點的真實遺存，它屬於造形藝術介入社會的課題；更重要的是，此案由發起到建造都不是由猶太人主導，而出自德國一般民眾的請願，再由德國議會審議通過、柏林參議院執行，而民眾組織在整個過程都留下積極參與的紀錄。換言之，這是德國作為加害者為記住大浩劫受難者的紀念需求，承認了昔日侵犯人權的錯誤，雖然一度爭議不斷，它目前仍可謂世上罕有之案例。其次，由宏觀角度來看這座紀念碑的時空背景，具有觀察從現代進入後現代主義時期文化的參考價值。Fredric Jameson(1934-)觀察到一個現象，即生活在持續的當下導致「歷史感」(sense of history)的消失、當代社會喪失能力去保有自身的過往，而媒體資訊一切快速歷史化，促成了人們的健忘症。7 矛盾的事實是，1980 年代末期與 1990 年代德國與美國皆陸續興起紀念碑、博物館與國家紀念建設的熱潮，大量的建設不僅對抗遺忘，更表現出對過去的挖掘與迷戀。德裔美籍學者暨文化批評家 Andreas Huyssen(1942-)曾批評「後現代時期的記憶完全不是遺忘症， 7. 參見 Fredric Jameson 著，〈後現代主義與消費社會〉Hol Foster 主編，呂建忠譯，《反美學》，新店市：立緒，1998，頁 190-191。 6.

(13) 反而是超量的回憶和太多的博物館」。8 在這波熱潮中，「反紀念碑」作為足以代表德國的公共藝術類型而成為學術議題，已在當代記憶文化中取得地位；紀念碑性作為「德國問題」，突顯其中與納粹過往的連結。(Huyssen, 1994: 15)「反紀念碑」不須特殊化，把紀念的美學、反紀念碑性質當作是普世的發展的觀點，引人思考現代與當代時期紀念碑美學的連貫性。而當「反紀念碑」作為傳統紀念碑概念發展脈絡之下的最近發展，那麼思考「是什麼讓反紀念碑不同於紀念碑」，就讓問題必得回歸至記念傳統本身。紀念碑早已是人類生活空間中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關於它的討論通常與文化、文明、歷史、記憶等人類社會珍視的事物相連結，使人建構出思考、理解過去的內容，紀念碑與紀念活動共同建立文化。9 紀念碑傳達集體意識、共享的意義或是反映身分定位的需要，適合用國家、民族或群體為單位來劃分研究對象。同時，由於文化可以等同於藝術活動，攸關智識的成品或實踐. 10. Thomas & Meyers. (2012:6)指出，歷史上幾乎每個社會都透過建築結構、地標來獲得具紀念碑性的建築，紀念碑特徵之建立事實上比想像還複雜，最好要放在個別社會架構與文化創造下來觀看與經歷。本研究將試圖理解德意志民族如何看待紀念碑，而文化實踐影響紀念碑必須將理念物質化，它傾向實體形式而不僅停留在概念上，本論文探索紀念碑實體也將關心其中的自我定位與身分塑造，以期更深入認識「反紀念碑」。 8. Andreas Huyssen, "Monument and memory in postmodern age",The art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in history , (New York: The Jewish Museum.1994):15 9 關於文化的概念，Raymond Williams 認為大致有三種廣義解釋，首先用來指涉智識、精神、美學發展的普遍過程。另一個普遍定義如艾略特(T. S. Eliot. 1988-1965)的看法，是指稱同一民族、區域、國家或社會集團特殊的生活方式。在社會和人文學科的意義又更仔細，大致可將其分為兩種。一、文化是一種透過語言、生產與交流共享的意義，二、文化作用於呈現自我定位、塑造公共身分。前者出自傳播學者的立場，人是文化的主體，基本功能在於再現(representation)，屬於相同文化人群能夠用類似的方式來解釋世界、自我表達；而後者則具社會學的關心，相信文化能顯示個人或民族在歷史、社會生活上的事實，並區分出自我或民族的意識。參見 Stuart Hall 編，徐亮、陸興華譯，《表徵∶文化表徵與意指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2。 10 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 New York : Pearson Longman, 2009): 2. 7.

(14) 第三，本研究由「反紀念碑」的議題入手，試圖增進《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中文研究的分析面向。目前在台灣關於此案例研究相當少，且大致都肯定這座紀念碑的成就。11 例如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陳郴 (2007) 的專文〈克服過去：柏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的歷史啟思〉認為它「明確地體現出德國對其所犯下歷史罪行深切的自省和對其歷史責任毫不推卸的態度。12」陳郴完全同意德國政府的說法，將紀念碑的建造等同於轉型正義、德國對納粹過往的反省與究責，他寫道：「紀念碑不僅是為受害者而建，更是為德國人自己而建，紀念碑在德國現代歷史上的象徵意義…隱含為後世訓的理性呼籲。」（陳郴 129）似乎同意了這座紀念碑為官方服務的目的；西方學者如 Peter Marcuse (1928-)就曾批評，統一後的德國試圖透過紀念碑建設來切割納粹歷史的關係，人們是否確實反省和牢記國家歷史中最黑暗的一頁，仍待時間驗證。潘宗億(2014)用「國族認同」來切入這座紀念碑相關的建造問題，指出德國政府將紀念碑放在首都市中心，體現德國紀念受難猶太人的決心，也突顯了紀念性空間的人為建構，企圖展現新的記憶文化，《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等同於德國 1989 年之後共和「建國神話」(founding myth)的一部分，雖呼應德國官方賦予紀念碑的意義，但不同於設計者的意圖。13 他考慮到更多紀念碑作為國族認同的延伸與折衝、製造與接收的實況。事實上，此一國家紀念建築是在與民眾的意願相違下勉力而建成，而德國民眾對計畫的質疑，也傳達此紀念碑意義解讀的複. 與本研究主題直接相關的專論僅見一篇德文系的學位論文。其探討重點在於以集體記憶形成角度分析紀念碑的建造目的，為了凝聚國族認同與歷史的反省，介紹計畫的執行面與爭議，並套用記憶理論說明德國集體記憶的形成。李姿慧，《論「歐洲被屠殺猶太人紀念碑」設立之意義與功能》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2。 12 陳郴，〈克服過去：柏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的歷史啟思〉，《思想》，第 5 期(2007)，頁 129。 13 潘宗億，〈柏林「浩劫紀念碑」與新德國國族認同之建構〉，人社東華電子季刊 1 (2014)< 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5> (2018-9-10 點閱) 8 11.

(15) 雜性。本研究以「反紀念碑」概念切入，將能回到作品形式與觀眾的關係來衡量記憶工事，如此也將關照紀念碑化過程產生的問題。西方相關於《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資料眾多，其製作歷時 17 年留下許多記錄，除了報章雜誌投書、研討會議論、國會辯論紀錄，還有各種專論文章評價正反意見對立鮮明。關於建造此紀念碑過程與爭議的可見於 2005 年出版 Franke Berchtig 編輯的小書《柏林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in Europe Berlin)，勾勒出從納粹歷史到官方建置的過程以及其不同於傳統紀念碑的諸特質，可說德國在地觀點。14 2008 年英國學者 Caroline Pearce 的著作《當代德國與納粹遺產：記憶政治與常態性的辯證》(Contemporary Germany and Nazi legacy: Remembrance Politics and the Dialectic of Normality)更詳盡探討德國紀念碑化的官方企圖與社會意見之拉鋸，為理解此一國家紀念碑的長期爭論與政治背景奠定基礎。Peter Carrier 強調國家策略對紀念形式的影響而著《1989 年以來法國與德國大浩劫紀念碑與國家記憶文化》(Holocaust monuments and national memory culture in France and Germany since 1989). 15. 比較了兩國大浩劫紀念碑建. 造的相關論爭和政治權力運作，Karen E. Till 《新柏林：記憶、政治、地方》(The New Berlin: Memory, Politics, Place) 將這一大浩劫紀念碑視同為市民為其身分建造的國家記憶場所，反映社會團體和個人創造所反應的恐懼與渴望，提供地理政治學方面的重要觀察。. 16. 這些是紀念碑落成之後數年普遍的研究方向。. 過去常見的研究面向除了紀念碑生產機制，還有將《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放進特定的視覺文化脈絡來探討其出現，最經典的著作可能是將「反紀念碑」 14. Franke Berchtig ed,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in Europe Berlin, (London; New York: Prestel Verlag, 2005). 15 Peter Carrier, Holocaust monuments and national memory culture in France and Germany since 1989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5). 16 Karen E. Till, The New Berlin: Memory, Politics, Pl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9.

(16) 歸類為試圖再現大浩劫的紀念物，最知名的學者就是 James E. Young。17 更重要的是，1997 年柏林參議院任命他為德國國家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評審兼發言人，最後選中 Peter Eisenman(1932-) 的設計方案，所以 Young 正是建造《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推手。他所著「反紀念碑」的權威論述對於了解《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相當關鍵，紀念的意義存在於觀眾與物質空間的互動之中。最近的著作《記憶的階段：反思紀念藝術、失落與之間的空間》(The Stages of Memory: Reflections on Memorial Art, Loss, and the Spaces Between)，賦予德國《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承先啟後的地位，連結先前美國《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與其後的《911 紀念碑》(National Sptember 11 Memorial)，強調觀眾記憶仰賴空間中穿梭走動的經驗，並把更多的反紀念碑建造視為德國經過紀念化的哀悼的結果，大浩劫記憶已因為建造紀念碑而產生了變化。18本研究也將檢視他著作中「反紀念碑」定義與相關批評。觀眾經驗在近年著作中扮演要角，Irit Dekel (2013)的《沉思柏林大浩劫紀念碑》(Mediation at Holocaust Memorial in Berlin) 根據導覽員與學生在紀念碑與資訊中心現場的提問來解讀此作品的效力。19 在眾多資料中，過去許多研究都未聚焦在作品本身，故本研究將延續關照社會與政治背景並且也對空間形式美學投入心力。. James E. Young 自 1988 年以來任教於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擔任「大浩劫，種族滅絕和記憶研究研究所」 (Institute for Holocaust, Genocide, and Memory Studies)主任，他也曾在紐約大學、華盛頓大學、哈佛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等校任教。他的著述主要關於空間、記憶、身分的系列文章，也從事相關策展並參與許多國際城市紀念碑、博物館的國際專案，包括 2005 年 5 月完成德國委託的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他也參與阿根廷政府紀念失蹤者(desaparacidos)的計劃案、2004 受聘為美國 9/11 紀念碑設計競賽的評審，該紀念碑於 2011 年 9 月 11 日揭幕。 18 James E. Young, The Stages of Memory: Reflections on Memorial Art, Loss, and the Spaces Betwee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6):1-17. 19 Irit Dekel, Mediation at Holocaust Memorial in Berli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0 17.

(17) 第三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論文目標在探索德國民眾與官方何以選擇「反紀念碑」類型來建造《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如此是否公正、妥善地記憶過去的大浩劫；或者說，透過「反紀念碑」這一富自我批判意味的藝術類型來了解《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如何面對國家將過往凝結為集體記憶之企圖，及其可能帶來的記憶和遺忘。為了解答問題，本文首先將理解「反紀念碑」作為藝術類型以對抗紀念碑傳統的新趨勢；但是這個翻譯而來的概念，在中文尚不見詳盡的處理，多種外文詞彙都被統括在一起，故有必要回溯「紀念碑」來梳理「反紀念碑」的意義脈絡並試圖類型化，同時也將檢視《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審查者 James E. Young 對反紀念碑的定義和研究案例。 Young 所使用的英語詞彙專指 1980 年代之後年輕一輩藝術家的作品，但是其他學者以及德語中表達的「反紀念碑」(Gegandenkmal) 卻與他的概念不同，本文將參考不同語源來澄清此詞彙。其次，本研究將試圖理解「反紀念碑」在德國官方記憶文化之中的定位與任務，尤其它承載創傷記憶而需參照歷史與文化脈絡來觀察其原由。《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前一年發起計劃處理大浩劫這一棘手主題。1989 年之後德國進入所謂「轉折點」(Die Wende)，大量的經濟建設和紀念碑興起，官方透過物質建設來處理過往而具有文化策略，引發熱烈的輿論。Karen E. Till (2005: 82-90) 稱 80 年代為德國進行公共紀念活動的「過渡時期」 (transitional times)，當時各地公民團體對傳統紀念碑、法西斯主義以及說教的形式都持批評態度。本文試圖在歷史中往前追溯，了解德國的公共紀念碑傳統以及其國族意識的核心，觀察「反紀念碑」出現以及它負擔的記憶任務。. 11.

(18) 第三，本研究將說明「反紀念碑」創傷物質化的任務，傾向將昔日官方歷史中的空白與遺忘，代換為創作方案中缺席之事物的特殊隱喻。《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建立與評選標準值得探討，因為製造過程的爭論以及未入選的提案作品都討論了再現過去與創傷記憶的恰當方式。輿論之中關於「遺忘與記憶過去」的辯證，顯示德國哀悼自身過往的需要，也使得抹除記憶內容的形式變得可被德國公眾接受。我將試圖透過 Sigmund Freud 和 Paul Ricoeur 等學者對於克服過去以及哀悼的論述，來了解創傷記憶如何被轉化，而可以解釋《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偏好模糊表達大浩劫，並以空無的狀態來指涉消失的受害者群體。再其次，回到形式因素去理解「反紀念碑」的意義，其非具象的表現與觀眾互動方式，連結到 Peter Eisenman 的《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記憶工事的責任－作品將意義詮釋的權利交給觀眾來負擔。此作品中的美學特質與空間考量，可以解釋《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空間中的觀眾反應有別於哀悼。由建築理論與美學回歸到空間議題，將提出「反紀念碑化」的過程來讓造形藝術之中記憶工事的運作變得更具象，反思紀念碑藝術本身固有的普遍意義與危機。最後，試圖綜合上述的認識，把分析案例放在區域性與跨國界的記憶脈絡來觀看《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影響，並評估「反紀念碑」在當代記憶工事的潛力；透過這一牽涉廣泛的個案研究，將對記憶保存的物質化傳統之優與劣有更深入的認識，並且能夠更了解「反紀念碑」是否能夠能確實處理昔日不被看見的、以及被遺忘的過去。. 12.

(19)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論文探究「反紀念碑」這一藝術類型及其記憶保存的效能，並以德國柏林《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為主要案例來評估在當代記憶工事的啟示，與其對「公共紀念碑」(public monuments)實踐之影響，因此「反紀念碑」為本文主題，《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為分析之案例。 Mark Stocker 定義公共紀念碑有兩種意義，第一種是為提醒觀特定個人或事件而建造，主要多是為「緬懷」(commemoration)目的而向公眾開放的「雕塑紀念碑」 (sculptural monuments)；第二種公共紀念碑，無論最初目的為何，今日都被視為代表過去文明的物件。20 雖然兩者皆是從無到有的過程，這裡面有限地製作的差異：第一種紀念碑由實體被指派為紀念碑，或是為了特定地點而生概念並實體化，第二種則包括受保存的古蹟或已完成而可移動之作，本文更關心的是前者。若將「反紀念碑」視為「紀念碑」晚近演變的子類型，19 世紀以前作為建築或雕塑的「紀念性藝術」(monumental art)也應當有脈絡連結的關係。為了歸納「反紀念碑」的類型，本文將涉及二十世紀 1980 年代末期以來公共空間中的藝術創作案例，範圍限定於西方現當代造形藝術領域之理念與實踐。這些案例包括國際紀念碑設計競賽或公共展演的作品，藝術家與設計者往往不受國籍限定；而除了德國境內的案例，本文將藉由歐美其他國家的案例來比較、了解其區域性特色。本文探討德國紀念碑化過程，將涉及政治、歷史、藝術與美學概念，考量德意志國家歷史不同於西方其他國家的特殊性，將快速回顧 19 世紀建國開始，最晚至 201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七十年左右的紀念碑與反紀念碑案例，以求更加了. 20. Mark Stocker, “Public Monument”, Grove Art Online,2003 <https://doi.org/10.1093/gao/9781884446054.article.T059390>(2016- 10-14 點閱) 13.

(20) 解德國的紀念碑的傳統以及創傷記憶的脈絡。而在主要個案部分，本論文將處理物質性的公共紀念碑以及非物質性的記憶，牽涉相當複雜。德國柏林的《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製作過程浩繁，實經過兩次大浩劫紀念碑競賽、民眾參與票選出以及官方強力介入才實現的創作，但是 1994 年第一次公開競賽由民間團體主導，中選的作品未受到官方支持建立而僅以模型存在；1997 年重啟另一場邀請設計競賽，才確立今日所見的紀念方案。如今它包括地上的混凝土建設以及南邊角落地下博物館教育性質的資訊中心，資訊中心是 1999 年應中央要求而後增加，由建築師設計的設施，故本論文研討的主要對象以建築和雕塑為主，因此《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作為「反紀念碑」的案例，主要是指 Peter Eisenman 與 Richard Serra(1938-)設計的地上結構而言。另一方面，《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製作過程反映官方、群眾與創作者不同需要之間的拉鋸，介於榮耀與哀悼、創傷與超越、和解與宣傳的需求，顯示於兩次大浩劫紀念碑競賽的作品討論之中，因此 Peter Eisenman 作品的脫穎而出與其提供的記憶內容，更可從它與落選之提案比較來尋得，因此研究範圍也包括《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落選的提案。另外，關於這座紀念碑建成前後遭到許多的批評，也促發了更多紀念建設的實踐與跨越時空的對話，其後有更多相關的紀念碑在柏林市區周遭建立，而它與更早之前美國「反紀念碑」在公共空間的爭議案例《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之關係，也將是本研究的審視對象。. 14.

(21) 第五節研究方法. 這篇以「反紀念碑」之記憶工事為主軸的論文，涉及造形藝術與德國歷史、記憶、遺忘互相纏繞的的關係。研究前期除了收集書面資料，筆者也親自前往當地觀察紀念對象，將這件作品放進德國記憶文化的脈絡來考量並由形式進入精神面的分析。研究的第一步回顧並確立「反紀念碑」的定義與範疇，其後繼續分析《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記憶任務、記憶效力與意義，並將觸及德國記憶文化傳統、製作紀念碑的設計者以及觀眾空間體驗三方的觀點，最後評估反紀念碑的記憶工事之效益。研究概念架構如下圖二之一所示，本研究採三種途徑探討反紀念碑及其記憶的創建與保存，包括記憶研究、創傷理論以及現象學。. 圖二之一研究架構示意圖. （黃慕怡繪製）. 15.

(22) 一、記憶研究「記憶研究」(memory study)在千禧年之後盛行於人文社會領域，連結後現代主義及社會學等脈絡，不僅關乎於傳統，也涉及了歷史與記憶的區別與記憶的分類如歷史記憶、集體記憶、文化記憶等，其中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受到許多學者批判。「集體記憶」用來描述有過類似經驗、或受相似媒介影像的一群人對某些事物的類似觀念。 21 現今研究者更著重個別社會的記憶實踐，而不把記憶視為一種實體，這連帶產生了紀念碑的批評；「反紀念碑」相對地不著重群體或事物的具體化，反而揭開記憶或包容其與不同現象的纏繞。James E. Young 的「反紀念碑」就屬於批評 Halbwachs 的立場，他對紀念碑的記憶功能抱持懷疑，認為歷史的物質化使人能脫下責任進而遺忘，促使筆者注意其中所謂記憶工事之責任。 1970 年代末起，德國民間與學界掀起一股將過去作為一整體來探討的歷史意識，歷史學者 Bernd Schönemann (1954-)提出「記憶文化」探討集體對歷史的感知，指出紀念碑為歷史意識的表達形式，仰賴社會系統賦予意義。大量的紀念碑建造風潮，一方面來自建築師及藝術家對傳統紀念碑語言的再思考，另一方面出於官方直面對過往歷史的政治及文化決策，記憶文化的迫切需要可能促進反紀念碑的出現。關於記憶的歷史之面向，德國學者 Aleida Assmann 探究德國不在場的過去在今日社會中的份量，在意識或無意識中形式呈現過去。她的研究承襲法國社會. 21.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為 E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弟子，強調只能透框架的、社群的空間，記憶才能持續，也就是以社會為基礎建構和發展。最早在 1925 年與 1950 年代推出的《記憶的社會框架》(Lescadressociauxde la mémoire)與《集體記憶》(La mémoire collective)， Maurice Halbwachs 做出真實的與潛在的兩大區分：「親身經歷的記憶」(mémoire vécue )、以及透過歷史紀錄等二手資料的「借來的記憶」。他認為對國族有意義的過往事件只能由非直接的管道獲得，有別於活生生的記憶。Maurice Halbwachs, trans by Lewis Coser,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以及 Aleida Assmann 著，袁思喬譯，同前註，頁 4。 16.

(23) 學家 Halbwachs 與德國藝術史學者 Aby Warburg (1866-1929)的影響。Aleida 與其夫婿 Jan Assmann(1938-)都認為集體不能創造記憶，集體記憶是由社會所使用的符號和象徵所建構出來的，因而她認為公共建築、建築紀念碑、博物館與媒體，都是見證歷史的媒介；紀念碑尤其具有一種強制記憶歷史的倫理特徵，本研究關於記憶工事的關心可說受到 Assmann 記憶理論的觀念啟發。德國學者 Wulf Kansteiner(1964-)對記憶研究方法論的批評很具啟發性，影響本研究觀察反紀念碑記憶工事的角度。Kansteiner 更深入考量當代記憶在冷戰後歸屬的不確定感及種族滅絕的挑戰，判定「集體記憶不是歷史」，在行動中和陳述中的集體現象雖可掌握歷史和社會的遙遠事件，但它往往維護特權者的利益。22 也就是說，Kansteiner (2002:179)強調與觀眾相關的陳述，過去與現在集體歷史意識的內容方能連結起來。他建議把特殊呈現的策略脈絡廣泛化，把「接收」（reception) 與「事實」(fact)連接至三種不同的歷史代言－「傳統」、「記憶製造者」、「記憶消費者」，集結文化、才智與利益共同組成集體記憶的歷史文化生產與消費，本研究因此關心德國記憶文化的形成、紀念碑的製造過程中的爭論，以及觀眾體驗作品的方式。法國的記憶研究則指出「反紀念碑」與傳統紀念空間觀念上的顯著差別。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理論包括國族主義至無權力者的參與，涉及記憶的主體性。史學家 Pierre Nora 編纂三卷叢書《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 23. ，他主張記憶正在消失，復原或建構歷史只是徒然，目標不在. Wulf Kansteiner,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1, No. 2 (May, 2002):181. 23 此叢書 1984 年出版第一卷－Pierre Nora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84-1992)，而具有高度影響力的英文版與序文出現於 1989 年 Pierre Nora ,Lawrence D. Kritzman ed.,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Realms of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 ,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6-1998).中文版見 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卷 I-III》（台北市：行人出版社， 2012）。 17 22.

(24) 回憶過去的歷史，而應掌握「關於過去的現在記憶」；與過去有關的感情僅殘存於某些「場所」之中，Pierre Nora 說明真實事件發生地點保留為紀念場域的合理性，其觀點在學術領域應用廣泛，然而有哲學家對他將記憶物化的觀點不以為然。 (Ricoeur, 2017: 543-555) 記憶能否依附物質而持續存的問題，與支持建立紀念碑、紀念館舍以及保留歷史故居遺址的看法緊密聯繫，也是德國官方豎立紀念碑及紀念場域的爭論之一。紀念碑作為「記憶所繫之處」，不同於能使觀眾經驗到歷史真實性的「記憶的真實環境」(milieux de mémoire)，突顯歷史及紀念文化經重構後的危機－透過物質來紀錄與再現了過往，人們似乎能終於放下記憶的重擔。「紀念碑化」之後的記憶矛盾也顯示於此。. 二、創傷理論「心理創傷」(trauma)本來是來自醫學或治療法的概念，現已成為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分析集體苦難的工具。本論文將使用心理分析之論述來處理德國大浩劫歷史紀念碑化的動機與目的，以創傷理論輔助觀察大浩劫記憶物質化呈現的目標，也就是德國記憶文化建設需要內在恢復能力來對過去進行完全的哀悼，但這過程相當複雜而無法一蹴而幾。本論文第二章探討德國記憶文化中的創傷記憶，將以此為認識基礎。 Sigmund Freud 在 1920 年的《超越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提出創傷以及「強迫性重複」(repetition compulsion)的學說。他用經濟學來比喻創傷，描述一種藉由調節張力及強度以逃離焦慮的心理系統需求，這種焦慮是由內部心理裝置來施加壓力，而唯有「哀悼」(mourning)能開展重新投資，根除創傷後. 18.

(25) 焦慮病理性的強迫性重複。24 更早之前 1914 年 Freud 根據臨床研究發表〈記住，重複以及克服困難〉(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through)，他發現其詮釋的工作有一基本的障礙可歸因於「抑制抗阻」(Wiederholungszwang; repression resistance)，亦即「強迫性重複」，這是人精神中創造出回顧式的焦慮，痛苦不斷重現，直到培養出足夠的抵抗力可以對抗事件發生後所引發的創痛為止；同時， Freud 認為病患顯示一種用「行動」(act out)代替記憶的傾向，他們會製造被遺忘的事實並無自覺地重複某種行動。用行動取代真實記憶屬於一種「缺乏記憶」的表現，包括以自身為施虐的主體傾向自我毁滅，顯示焦慮與「死亡的本能」 (thanatos)。25 Dominick LaCapra (1998) 肯定哀悼應該放在 Freud 的「克服困難」概念的脈絡中，哀悼能夠處理創傷，能使人再度全神貫注於與過去的關係，認識到過去不同於現在而能制定具體的關係，同時記住一些事，並且讓其中的一部分離去；因此能使批評的判斷和生活重新投入成為可能，重新建立社會化、責任與尊重的認知。在進入哀悼過程之前的焦慮症與記憶缺失，實表現於德國對於大浩劫的態度上。1945 年之後德人保持緘默，直到 1980 年末期開始德國內部將創傷的焦點從國家社會主義轉移到受害者，並在紀念碑化的建設中引發正反的辯論，也顯出紀念碑引發人們傳達出恐懼、憤怒、悲傷等感性的情緒反應。德國的大浩劫紀念碑，不同於其他國家為了追究犯罪與罪刑之建造目的，近於一種認罪的自我標記，在這情況下創傷與遺忘相連，鮮明標記出加害者與被害者的相對位置。Freud 指出哀悼需要一系列的過程，「強迫性重複」之症狀，經「克服困難」的過程，最後才能完成「回憶的工事」，否則會落入無法記憶的「憂鬱」(melancholia)之中。本研究. 24 25. Sigmund Freud 著，楊韶剛、高申春譯，《超越快樂原則》（臺北市：知書房，2000)，頁 35-48。 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memory of Auschwitz,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8):45 19.

(26) 第三章將以此為理論基礎來分析，創傷、哀悼與克服困難的進程如下圖二之二。. （圖二之二）創傷、哀悼與克服困難的進程. （黃慕怡繪製）. 此外，藉創傷理論之助還可以觀察大浩劫紀念計畫相關的討論與群體內部心理，《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作品中「反敘事的」(antinarrative)特質，拒絕提供敘事的功能，可能也連帶拒絕了大浩劫創傷。此外，二十世紀末學界和藝術圈回應創傷現象的研究，Karyn Ball重新評估Sigmund Freud對創傷的看法，指出記憶是一種想像的、社會為中介的原則所形成的「場所」(venue)，可以被看作符號，由社會性的慣例等解釋的脈絡而受到影響，他認為關於大浩劫的心理分析研究不應限於個人意識克服困難的過程，也需要了解意識形成的外部條件，因此本研究將先處理與政治有關的德國記憶文化的形成，再討論心理分析中的意識。. 三、現象學本論文第四章將分析反紀念碑的空間體驗與意義，特別針對空間及感知來分析物質與空無的互動，而現象學的方法能夠呈現意識上認識世界的方式，並且可在分析主體不再場的狀態下把握之，因此十分適用此種哲學作為分析方法。主體意識與空間狀態有關，觀看紀念碑或任何造形藝術的過程都能促進一種主體的形成，比方以身體繞行作品場域，感受它的量體、材料、光影、結構等形式，觀者在意識上綜合地發現獨特感受與意義，而這種感性體驗未考慮社會、政 20.

(27) 治、經濟因素，由無關利害的美感來取得觀看的意義。本研究強調另一種觀者主體，「注意到紀念碑或記憶之地以特殊方式影響人們的行為，需要用哲學或是實踐者的角度，回到空間與形式來做整體的把握，而這種方式可以適應物件的不在場」 (William M. Taylor 102-103)。這假設紀念碑有形概念取消或場所歸於空蕩的狀態，觀眾的感知意識不能依附於視覺而可能促成思考。為此本文試圖將紀念碑作為缺席於空間的造型表現之現象，並與人的「存於世」(being –in- the-world)並列視之，以說明紀念碑與記憶之地能在觀眾體驗的情感層面發生關聯，喚起這一世界在此存在的個人經驗並與周遭環境互相塑造。上述觀點得力於 20 世紀西方空間藝術理論有關聯於「存有」(being)的概念，本研究也將涉及「空無」(emptiness)如何反應存在方式的變動並在經驗中詮釋為意義；反紀念碑相對於紀念碑的本體論，不同於以理性統轄的空間統治方式。存有學認為觀念先於形式，共同存於世界的統一體中，繼而拋棄形上學對應傳統紀念碑的本質不朽、受到社會、宗教等威權控制的藝術表現，並且回到生活世界之中來觀察物質在人內心意識的互動。這種回歸個體生命狀態、去除威權的觀看，可從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弱的存有哲學獲得入門，本研究理解記憶的社會脈絡形成背景，也試圖回到空間形式本身來認識紀念碑與真實空間的結構性互動。紀念碑是現象學的、可經驗的、變動的、不斷發展的話語，在人與人之間共存而活躍，且從中經過深刻地認識能發現真實。綜上所述，本研究不僅著眼於記憶文化形成的背景、作品產生的機制，也試圖回歸紀念碑物質形式內部結構，以多樣的分析與歸納方法來接近反紀念碑在當代提供記憶工事的適切性問題及其潛力。. 21.

(28) 第一章反紀念碑的基礎概念. 1980 年代末期與 1990 年左右，德國透過紀念碑處理納粹大浩劫的議題，「反紀念碑」作為一種新類型的公共紀念碑，擔負起紀念與象徵的重任。26 本章首先探討「反紀念碑」的來源、定義與範圍，澄清其中文語意。最近十年學術文獻常見之術語包括英語 "counter-memorial" 或 "anti-monument" ， “anti-memorial” 或 “anti-monument”，還有德語 “gegendankmal” 全都可迻譯為「反紀念碑」。中文概念有過度簡化之困境，故本章探索來源與意義之後，將處理不同語種的詞彙的文化定位以確認轉譯後的意義。以下除了術語再界定，也將分辨「反紀念碑」與紀念碑的差異、類型與特性，並且探究學者 James E. Young 的主張與範例。. 第一節反紀念碑的來源與定義. 一、反紀念碑概念起源與詞彙疑義「反紀念碑」一詞最早出現於 1980 年代，首先用於描述與傳統紀念碑形成鮮明對比之作，如美國藝術家 Robert Smithson (1938-1973) 的《螺旋防波堤》(Spiral Jetty,1970)不為崇拜特定人物或事件而挑戰傳統。27 1981 年 Robert Carleton Hobbs 在《羅伯特．史密森—雕塑》(Robert Smithson—Sculpture) 一著中提到 anti-monument. 參見 Sergiusz Michalski, Public monuments : art in political bondage, 1870-1997. ( London : Reaktion Books, 1998) :10; 172. 27 見 2014 美國密蘇里聖路易大學藝術史教授 Aronson Endowed 規畫之研討會「紀念碑/反紀念碑」 (Monument/ Anti-Monument)之回顧。Monument/Anti-Monument Conference Puts Public Sculpture In The Spotlight — Stephanie Zimmerman. 2014.< http://kavigupta.com/press/monumentanti-monument-conference-puts-public-sculpture-in-the-spotlight/ >(2019-4-5 點閱) 22 26.

(29) －來自紐澤西州郊區城市發展中所見的腐朽和衰敗。28 此處指涉 Smithson 在 1967 年寫下〈紐澤西州帕賽伊克紀念碑之旅〉(A Tour of the Monument of Passaic, New Jersey)之見聞 29，以旅遊古羅馬般的眼光欣賞新建公路的水泥橋墩、推土機、起重機與房屋，將河岸邊的建設視為紀念碑，開啟人們對工業風景的新感知。因此「反紀念碑」一詞間接來自史密森的書寫與藝術實踐。另一個來源指出 James Young 的研究與論述創造了 countermonument 一詞，再保守一點地說，至少是 Young 讓「反紀念碑」變得廣為人所知，稍後他將 counter-monument 或 counter-memorial 的意義視為等同。在 1992 年〈反紀念碑：今日德國反對自身的記憶〉 (The Counter-Monument: Memory against Itself in Germany Today)這篇文章，以及 1993 年《記憶的質地∶大浩劫、紀念碑與意義》(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s)一書中出現，直到最近(2017) 藝術史學者 Inbal Ben-Asher Gitler 等人都視 Young 為這個詞彙的開創者。30 James E. Young 本來用 counter-monument 這個名詞指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生、活躍於 1980 年代的年輕一代藝術家作品，包括 Gerz 夫婦－Jochen Gerz (1940-) 與 Esther Shalev-Gerz (1948-)、Margrit Kahl (1942-2009)、 Norbert Radermacher (1953-)、Horst Hoheisel ( 1944-)等人的觀念藝術與裝置。 Young 稱他們無法接受歷史創傷簡化為展示公共「巧匠手藝」(craftmanship)或廉價的同情，也批評「公共紀念藝術」(public memorial art) 傳統形式的多重目標，因那些空間「既要安慰觀眾、參見 Robert Carleton Hobbs, Robert Smithson—sculp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Smithson 文中描述帕賽伊克河岸公路一半被推土機清除過，另一半還原封不動；許多機器未運作，看起來像脫去了皮膚的史前生物、滅絕的機械恐龍；二次大戰前後的郊區房屋，在豔陽反射下失去彩色。他看到河流中央的「紀念碑」：帶有浮筒與輸送管的幫浦起重機，水管延伸到河床而消失於地底。一旁伸出粗大管線的人造水坑，汩汩水流與煙霧彷彿地獄的噴泉之後提到這段上述引文「這些風景其實不是風景，而是一種特別的膠板畫，一種自我毀滅的明信片世界，屬於失敗的不朽與的沉悶的偉大。」Robert Smithson, ‘A Tour of the Moniments of Passaic, New Jersey, 1967’ , Ruins, (London: Whitechapel Gallery, 2011): 48-49. 30 參見 Inbal Ben-Asher Gitler, Monuments and Site-Specific Sculpture in Urban and Rural Spac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7):17. 23 28 29.

(30) 又想救贖悲劇、沉浸於簡便的方式發出戰後賠償金(Wiedergutmachung)，又要修補受害者的回憶. 31. 」換言之，它是對傳統紀念藝術強烈的批判。. 在 1998 年受訪問稿中， Young 指出「反紀念碑」作為紀念形式而興起，目的在記住內有極大矛盾的歷史事件。他提到美國最著名的反紀念碑是 1982 年林櫻(Maya Lin, 1959-)完成的《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Vietnam Veteran Memorial)，越戰(Vietnam War)作為實際上已失敗的戰爭，其爭議程度已足以分化美國社會，林櫻的紀念碑反映出矛盾心理的形式；德國也面對同樣的難題，企圖在罪的基礎上得到再統一的記憶，以帶著罪責的國家身分來為受害者哀悼，這兩個悖論在紀念碑難以解決，因此「反紀念碑」就是其結果。另幾位藝術史學者由 Counter-monument 對紀念傳統與公共藝術的批評延伸，更廣泛地納入多樣案例，有時甚至以複數來呈現，而此詞彙指涉作品在公共空間的狀態與創作方法。藝術史學者 Sergiusz Michalski (1951-)在其研究著作《公共紀念碑∶1870-1997 政治束縛下的藝術》中，提到所謂的 counter-monuments 包括以下許多種情況。第一種顯出作品「孤立的對抗」(isolated confrontation)姿態，早期實例可追溯 1889 年左右的巴黎莫貝廣場(Place Maubert)一個被拒絕的提案，當局批准豎立紀念碑獻給違背天主教義而受火刑的自由思想家 É tienne Dolet (1509-1546)，而後另有一批群眾主張在同一區域豎立另一位遭新教徒送上火刑架更激進的學者 Michel Servet(1509-1553)之造像，並將兩座紀念碑將在廣場上相對而立。（圖三）. 31. “They contemptuously reject the traditional forms and reasons for public memorial art, those spaces that either console viewers or redeem such tragic events, or indulge in a facile kind of Wiedergutmachung or purport to mend the memory of a murdered people.” James E. Young, “ The Counter-Monument: Memory against Itself in Germany Today, ”Critical Inquiry Vol. 18, No. 2 (Winter, 1992): 272. 24.

(31) (圖三) 貝隆(J. Belon) 《兩座火刑梢》(The two stakes) 刊於 L’intransigeant No.7385 (3 October 1900) 諷刺漫畫描繪巴黎 Maubert 廣場上 Michel Servet 與 É tienne Dolet 相對的雕像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第二種情況是「在視覺上去補充或改變一座更早的紀念碑之外觀」，例如布拉格曾有一座哈布斯堡王朝豎立、被認為象徵舊政權的聖母瑪麗亞柱，1915 年至 1918 年革命時期它被推倒、毀壞，原地重新設計豎立新教神學家 Jan Hus (1369-1415) 的肖像，作為捷克斯拉夫開國與戰役勝利的紀念碑；1982 年德國漢堡市舉辦反戰雕塑競賽來補充納粹時期遺留下來的紀念碑也屬此項。32 而第三種情況的目標在於「對某種站不住腳的對象進行抗議，以反思的過程來行動，以達到轉化的方法」。 (Sergiusz Michalski 207) 例如 Hans Haacke (1936-) 曾為奧地利城市施蒂里亞 (Styria)的藝術節重製了 1938 年當地納粹集會用的臨時方尖碑（圖四之一），加上失敗的銘文與關於對猶太人屠殺的事實敘述，使之成為帶諷刺意義的紀念碑（圖四之二）。. 33. 上述這些例子讓「反紀念碑」概念大為擴充，包括紀念碑形態間互. 相的對抗、重寫、新舊交替的意義轉變。. 1982 年德國漢堡市的反戰雕塑競賽，稍後可見本章第四節第 2 項之案例說明。Sergiusz Michalski: 205-206. 33 這件作品是《而你終究勝利》〔Und Ihr habt doch gesiegt”（And You Were Victorious After All, 1988）〕其製作把當地一座 17 世紀的聖母瑪利亞之柱四面封起來以木板做成方尖碑，外觀幾乎與 1936 年納粹集會的裝飾一模一樣，上有銘文而你終究勝利(Und Ihr habt doch gesieg)通常刻在烈士墓上，因此暗示納粹政權的失敗，此作品在展覽最後遭當地新納粹黨人士炸毀。Sergiusz Michalski: 208-209. 25 32.

(32) (圖四之一) 奧地利施蒂里亞(Styria)納粹集會檔案照 1938 年. (圖四之二) 漢斯．哈克(Hans Haacke 1936-) 《而你終究勝利》〔Und Ihr habt doch gesiegt（And You Were Victorious After All）〕 1988 裝置奧地利施蒂里亞(Styria). 另外，Jean Robert 與 Craig MacDaniel (2005) 針對 1980 年代的視覺藝術研究，將 antimonuments 歸納至「公共藝術領域實踐」，將其定義為「解構公共紀念碑傳統形式或令人意外的事件和回憶的作品」，他們認為反紀念碑尤其質疑傳統紀念形式在當時是否有能力發揮記憶作用，也懷疑意義難以被承載。34 藝術史學者 Lenore Metrick-Chen(2014) 認為 countermonuments 是一種文化認識並且對於自身負面的事件的方式，創造出新的公共藝術，特徵是普遍以因地制宜的藝術作品與大眾互動，榮耀受難者而不是英雄。35以上「反紀念碑」的定義與 James E. Young 的內涵大致呼應，因應公共紀念傳統的挑戰而顯出懷疑或批評的姿態。. Jean Robert, Craig MacDaniel 著，匡驍譯《當代藝術的主題∶1980 年代之後的視覺藝術》(Themes of Contemporary Art: Visual Art After 1980)(南京: 江蘇美術出版社，2011)，頁 169。 35 參見聖路易市「雕塑之城紀念碑/反紀念碑」暨研討會(Sculpture City: Monument/ Anti-Monument) <http://sculpturecitystl.com/> (2015-12-20 點閱)。 26 34.

(33) 綜上所述，目前將 anti-monument 與 counter-monument 與 counter-memorial 暫時視為等同的情況之下，「反紀念碑」可作為概念、藝術實踐、公共策略以及新興藝術類型來認識： a. 廣義概念包括藉由作品和行動進行各種對立、反抗、取代，伸張不同立場。 b. 藝術實踐最初來自 1970 年代大地藝術與環境藝術的探索。 c. 公共策略上用作紀念 1980 年代極大矛盾的事件，如越戰、大浩劫記憶。 d. 作為藝術類型，挑戰紀念形式傳統，更關注紀念碑的記憶效力。 counter-memorial 以及 counter-monument 的意義應屬互通，因為除了 Young1998 年將它們等同視之，Noam Lupu 以及 Cecily Harris 等人研究德國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關於納粹歷史、大浩劫記憶中「反紀念碑」與集體記憶的主題，在未遠離 Young 定義的德國的脈絡下，標題與內文皆交錯使用兩者。36 又如澳洲建築學者 Sue-Anne Ware(2008) 觀察反紀念碑在當代風景中的角色，使用 anti-memorial 一辭來轉譯 counter-monument，引述 Young 的「反紀念碑」目的在於「不是去安慰而是去煽動，不是要固定而是要改變，不是持續而是消失，不是被路人忽略而是要求互動，不保持原始狀態而是要引起自身的暴力，不要和善地接受記憶的重擔而是要把這些記憶放在大眾的跟前。」37 她的分析實例卻是澳洲墨 36. Cecily Harris, "German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The Emergence of Counter-Memorials," Penn History Review: Vol. 17 : Issue. 2 , Article 3.(2010).以及 Noam Lupu,” Memory Vanished, Absent, and Confined: The Countermemorial Project in 1980s and 1990s Germany”, History and Memory , Vol. 15, No. 2 (Fall/Winter 2003): 130-164. 37 Sue-Anne Ware 是澳洲新堡大學建築與建造環境學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Built Environment)教授。她引述 Young 原文如下“Antimemorials aim not to console but to provoke, not to remain fixed but to change, not to be everlasting but to disappear, not to be ignored by passers-by but to demand interaction, not to remain pristine but to invite their own violation and not to accept graciously the burden of memory but to drop it at the public’s feet.”，參見 Sue-Anne Ware, Anti-Memorials and the Art of Forgetting: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a Memorial Design Practice ,Public History Review, No.1, (2008):61-67.然而該段文字原為 Young 評論 Gerz 夫婦在漢堡的紀念碑，Sue-Anne War 以之作反紀念碑的定義，但原文中使用 counter-monument 而不是 anti-memorial，她應是刻意地選擇反紀念碑概念之用字，以求通篇統一，可知 counter-monumen 與 anti-memorial 兩概念被視作相通。見 James E. Young, ‘Germany’s Memorial Question: Memory, CounterMemory, and the End of the Monument’,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96, no 4, Fall, (1997):855. 27.

(34) 爾本紀念海洛因使用過量者的裝置作品，以及為二次大戰以來澳洲海事悲劇受難者紀念而舉辦的哀悼活動，也都屬非傳統的紀念碑形式。事實上，起初 Young 的 counter-monument 或 counter-memorial 概念基本上是對公共紀念文化、紀念式建築與裝置藝術的陳述，逐漸被用為跨域的研究以及各種藝術領域，與記憶、紀念的效果互相聯繫。例如 Andrian Armstrong (2017)由 Young 的論點延伸，視「反紀念碑」乃「對變動具敏感性，因此可與記憶產生互動」的各種詮釋文本。38 而 Sarah Henstra(2009)也將實體的反紀念碑視作處理失落感、紀念文化的新典範，在文學中對應著「抗拒敘事與意義的傳統的嘗試，目的是拒絕把哀悼平庸化」的書寫。Jonathan Vickery(2012) 透過揭示蘇聯政權脆弱性的當代錄像藝術，將 counter-monument 理解為「沒有紀念性的紀念碑」(monuments without monumentality)，強調紀念碑在一新文化時代變得不合時宜，受保存的理由是為了譴責它們，並減少其在國家文化記憶現實中的作用。39 因而我們能觀察到反紀念碑作為傳統公共紀念建設現象之批評，或是記憶與敘述的革新。 Young 2016 年發表關於紐約 9/11 紀念碑的文章，使用德語 Denkmal 指稱柏林的紀念碑，也更加使我們注意到紀念碑概念的區域間形式典範的轉移。40 面對中文詞彙對應外語的轉譯的不足，以及各種用字之間重疊與歧義的問題，我們既然已知「反紀念碑」的概念挑戰「紀念碑」 (memorial 或 monument)以及「紀念碑性」 (monumentality)的傳統概念，下文將回到紀念碑定義去探討其基礎，如此可能更接近「反紀念碑」各種概念與批評要點。. 參見 Samuel Mareel, The Aura of the Word in the Early Age of Print (1450-1600)(London: Routledge, 2017): 10. 39 Jonathan Vickery, “ The Past and Possible Future of Countermonument”, ixia, the public art think tank ,(2012)<http://www.publicartonline.org.uk/downloads/news/IXIA_Countermonument_Final.pdf> 40 James E Young,” The memorial’s arc: Between Berlin’s Denkmal and New York City’s 9/11 Memorial”, Memory Studies, Volume: 9 issue: 3 (2016): 325-331 28 38.

(35) 二、紀念碑的辭源與定義歐洲文化中超越個人的致敬行為以及國家意義的紀念碑出現於 19 世紀，記憶的尺度因而刷新。41在此前提下，本文將整理 19 世紀前後的紀念碑定義，且因應西方國家歷史與人文背景塑造出不同的紀念碑概念，以英語系國家的思想路徑為主，納入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法、德語源，以理解紀念碑作為空間中實存之物的意義與內涵。中文世界以石銘刻，方者曰「碑」。42 然而本研究通篇所謂「紀念碑」卻是西方 16 世紀後出現的詞彙－它是為特殊事件或人物而製作成特殊形式的人造結構物，較中文字面上複雜許多。紀念碑在拉丁語、日耳曼語各有其指稱。英語至少可以用 memorial 與 monument 兩詞彙來表達，對應法語中的 mémorial 與 monument。而德語也有 Denkmal、Mahnmal 等詞彙，因此「反紀念碑」語意潛藏「對抗」的對象可能不同。以下可大致歸納為內存的記憶、提醒與警告、思考的記號三種意義，而英語詞彙在近三十年更出現了互相混融的情況。（一）. Memorial 強調內存的記憶. 根據牛津字典，英語 memorial 源於拉丁文 memorialis，關於內存的記憶 (memoria memory)，「為了提醒人們關於某人或事件而立的一座雕像或結構物。43」十九世紀末之前西方國家所豎立的紀念碑，帶有個人式致敬的表徵；而 1990 年代在方法論或歷史上的假設，是用短暫的呈現來達成一種需要「被解讀的」狀態，因而公共紀念碑的豎立轉而隸屬於藝術、政治與社會的領域。Sergiusz Michalski: 8. 42 在中文的語境裡，周朝(770B.C.- 256A.D)已有「碑」的稱呼，《說文解字》記載「碑者，豎石也。」古碑多為石造且以方形為碑，以碑「額」題字點出主題，下方承載重量並抬高碑石的「碑座」也是常見的元素；反之，圓形、無額、無座的刻石設計稱之為「碣」；無論碑碣必須有題文記事，都有碑文。在時代演進之下，材料更加多樣而有木、石、金屬、磁磚等，樣式也不受限，因此可知各種語境、時代因素「紀念碑」各有變化，對應文字翻譯實有侷限性。參見許慎，《說文解字》卷九石部，轉引自曾國棟，《台灣的碑碣》，台北縣：遠足文化，2003，頁；胡文青編著，《台灣的拓碑》（台北縣：遠足文化，2003），頁 1。 43 ” A statue or structure established to remind people of a person or event. “Memorial .Oxford Dictionaries<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memorial>(2016-9-22 點閱) 29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