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紀念碑的基礎概念
第四節 反紀念碑的類型
本章第一節第三點中已提及之澳洲與英國建築教育學者 Quentin Stevens、
Karen A. Franck 與 Ruth Fazakerley 研究反紀念碑非傳統的紀念策略，包括「抗拮 紀念碑」(Counter-monument)與「反－紀念碑」(Anti-monument)的說法。他們指出 英語系學術圈鮮少討論源自德國系統的「抗拮紀念碑」及其文意中的對話意義。96
「抗拮紀念碑」所要求的對話產生於作品與作品之間，可以簡單理解為「成雙、
成組的紀念碑」；而「反－紀念碑」如前所述，是拒絕傳統紀念碑特徵的緬懷行動，
尤其注意「紀念碑性」的存在狀態。由於上一節已經針對紀念碑性來探索，此節 將以上述批評為參考，將「抗拮紀念碑」區分成兩子項，分別是「對立紀念碑」
以及「對話式紀念碑」，並舉實例說明其要旨。
一、德國的「對立紀念碑」 (Gegendenkmal)
1980 年代德國出現的 Gegendenkmal 或複數 Gegen-Denkmäler 以思考對過去負 面事件，尤其關心遭受迫害的受難者並勸告肇事者。Gegen 對應英語 against，具 有對立的意味，這種紀念碑特意與位於附近的另一個已存在的紀念碑並列，批判 地質疑先前存在的紀念碑所表達的價值。(Stevens, Franck and Fazakerley: 961)「對
96 這裡認為「抗拮紀念碑」是主要出現在德國的類型，例如 Brinda Sommer 曾將「新紀念碑藝術」
(new monument art)分類納入「抗拮紀念碑(Gegen-Denkmäler)」，對應英語就是
counter-monument。相對地，anti-monument 更可能反叛傳統紀念碑的主題和技術，來表達傳統 紀念碑缺乏的主題和意義。貝琳達．佐莫爾(Brinda Sommer)將「新紀念碑藝術」分類為：一、抗 拮紀念碑(Gegen-Denkmäler); 二、暫時性裝置;三、抽象的，分散的，體驗式的和參與性的紀念 碑；四、溝通交流的空間；五、提供資訊的空間；六、歷史文物和遺址的藝術重建。Brinda Sommer, Gesellschaftliches Erinnern a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Stolpersteine wider das Vergessen, Mitteilungen und 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Museumsforschung (Berlin: Institut für Museums forschung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2007), < http://www.smb.museum/ifm/dokumente/mitteilungen/
MIT041.pdf.> 轉引自 Quentin Stevens, Karen A. Franck, Ruth Fazakerley, ‘Counter-monuments: the anti-monumental and the dialogic’,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Volume 17, No. 6, (2012):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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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紀念碑」在德國形成，名稱也由德國學者賦予，如早期研究者 Peter Springer 曾 思考過數個案例。此概念出現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西德，當時面對國家社會主義 紀念碑等重要、棘手的歷史遺產新製作的紀念碑，有意與位於附近的另一個預先 存在的紀念碑形成對話，批判地質疑前一的紀念碑所表達的價值。例如過去軍國 主義的紀念碑與當今倡導和平反戰的理念相違，但考量遺跡保存的需要與新的價 值觀，因而在不遠處再立一個紀念碑與之分庭抗禮。這種先後成雙的紀念碑讓作 品處於同一空間，超越了單獨一作品所傳達的涵義。目前這些例子之中最先完成 的那一件，外觀與內容總是具備紀念碑性質，而後加入新製作的紀念碑則突顯不 光榮、公共策略的失敗與個人的受難。
（一）戰爭與災難的並陳
「對立紀念碑」目的是對現有古蹟所呈現的歷史內容與呈現採取批判的角 度，在此舉例 Peter Springer 曾描述過的早期例子是 Henry Moore1974 年自由創作 的具象雕塑《倒下的戰士》(Fallen Warrior)。它在德國下薩克森的戈斯拉爾市獲得 藝術獎，於是 Moore 將其作品改名為《戈斯拉爾戰士》(Goslar Warrior) 以新地點 和新名字永久展示，這個原先可能參考古代名作的雕塑，搖身變成對該城市舊作 1926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戈斯拉爾獵人紀念碑》(Goslar Jäger)的批判。「戈斯拉爾 獵人」是先前當地經過國家英雄化的陸軍部隊，當地 3 千士兵在戰後僅存 6 百餘 人倖存而立紀念碑。當時那件已豎立的作品由 Hans Lehmann-Borges(1879-1945) 製作，寫實描寫戰鬥中單膝跪下、持槍前進中的士兵（圖九之一）。這兩作品聯繫 戰爭主題、放置的地點相近而聯繫成一組（圖九之二）。而後到的摩爾作品抽象而 具動態的表現力，訴說生命消逝的瞬間，與寫實的陸戰士兵表現風格產生對比，
倒臥的人物在此也是對戰爭受害者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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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軍國主義對話
在對立紀念碑的分類下，值得注意最早出現 Gegendenkmal 一詞的官方競賽－
德國漢堡市以徵求新作來批評舊作、表達反戰的立場。1982 年漢堡參議院推展競 賽來創建新的紀念碑，直接挑戰舊有納粹時代 Richard Kuöhl (1880-1961)完成於 1936 年的《第 76 步兵團殞落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Fallen of Infantry Regiment No.76)的意義（圖十）。此納粹戰爭紀念碑形似巨型地堡而名之「方塊」(Kriegskoltz, the Block)，原紀念第二漢莎步兵團 76 營的愛國情操，石碑上環繞浮雕成排士兵正 在行軍。在他們頭盔上方刻著一行哥德字體的句子，摘錄自 Heinrich Lersch 1914 年的詩作：「我們終有一死，而德意志永垂不朽。97」（Deutschland muss leben, und
97 ‘Denkmäler am Dammtor, Sehenswürdigkeiten am Dammtor-Bahnhof’.HAMBURG.DE. n.d.
（圖九之一）
亨利摩爾（Henry Moore）
《倒下的戰士》(Fallen
Warrior1973-1974)又名《戈斯拉爾戰 士》(Goslar Warrior)
德國戈斯拉爾皇宮花園（The garden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of Goslar in
Goslar,Germany）
（圖九之二）
漢斯．萊曼．伯格斯 (Hans Lehmann-Borges,1879-1945)
《第一次世界大戰，格斯拉士兵紀念碑》
( monument to the fallen Goslarer jägers, world war I)，1926
德國下撒克森，格斯拉 圖 片 來 源 SuperStock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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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wir sterben müssen.）此碑文視個人為權力的犧牲為理所當然，體現軍國主義 的價值觀，被視為美化戰爭而在當今顯得相當諷刺。過去幾乎所有納粹紀念碑都 難逃拆毀的命運，這方塊碑經歷英軍佔據時期卻逃過一劫，漢堡政府沒有簡便地 移除紀念碑之舉來遏制公眾辯論，反而利用對過去來質疑該紀念目的，並重新確 定其歷史文件和見證的地位，以更妥善地紀念過去，在這個計畫裡，Gegendenkmal 一詞首次出現於競賽簡報。(Stevens, Franck and Fazakerley 962)
（圖十）
理查德．庫爾(Richard Kuöhl, 1880-1961)
《第 76 步兵團殞落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Fallen of Infantry Regiment No.76) ，1936 年 德國漢堡， Mark R. Hatlie 攝影
競賽初選階段，建築師 Ulrich Böhme 與 Wulf Schneider 初選獲勝的設計特別 動人，成功地轉化了原紀念碑的意義，他們企圖以三度空間形式複製方塊中的納 粹士兵，從浮雕列隊的紀念碑走向周圍的真實環境，行軍士兵一排排向四周擴散、
逐漸沉入地下而成為相鄰路面的鋪路磚（圖十一），此設計使紀念碑與墓園意象連 結起來，可惜僅有草圖而從未建成。由於決選時有評審批評由舊的紀念碑向四周
<https://www.hamburg.de/sehenswuerdigkeiten-denkmaeler/4356444/dammtor-denkmaeler/>(2018-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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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出人物，設計過度簡單而「直白如實」(literary)，因此改採當時更具知名度的 奧地利藝術家 Alfred Hrdlicka (1928-2009)設計。
後者的《漢堡反戰和法西斯主義紀念碑》(Hamburg Memorial against War and Facism,1985-6)（ 圖 十 二 之 一 ） ，用金屬結構與具象地刻畫殘破悲慘的屍體和
骨瘦如柴的囚犯石雕來與一旁年代更為久遠的方塊碑對話。赫德利奇卡作品中直 接的死亡象徵，使這對立紀念碑存在的意義在於進行反駁與解脫，這據說是德國 戰後法西斯歷史地位的長期爭論的一個結果。
Alfred Hrdlicka 最初的設計還包括對抗原紀念碑的四件石雕（圖十二之二）， 以扭曲的人體堆疊成破碎的納粹萬字標記，用圖形象徵的方式來展示戰爭、政治 壓迫的受害公民和士兵。新舊作品的並置試圖產生一個具警告意味的、相互依賴 的集合體，不過他只完成二分之一的進度。過去競賽評審不採納 Böhme 與 Schneider 的提案，轉而採用 Hrdlicka 警世、描繪悲慘死亡景象的設計；而如今人們卻屢屢 回憶當初未採用的草圖，現有形式對於當代觀眾來說可能過度煽情，不如更簡明 地暗示暴政終局的版本更適合公眾。98
98 2018 年 8 月 10 日加拿大多倫多廣播電台談及抗拮紀念碑，就直指此案例，文稿中還誤將 Ulrich
（圖十一）
烏里奇．博麥(Ulrich Böhme) 與 伍夫．
施耐德(Wulf Schneider)
《漢堡第 76 步兵團之反紀念碑計畫》
(Project for a Counter-Monument to the 76th Infantry Regiment Memorial in Hamburg )，1982
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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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維爾茨堡、戈斯拉爾與漢堡的數個案例得知，「對立紀念碑」目標包括反 軍國主義、去威權化。不同於傳統紀念碑加固記憶、擔保歷史的功能，「對立紀念 碑」有如在該段歷史宣告破產後，為剩餘之物標上警示。此類型強調今昔對話，
保留過去作品原貌卻去除其受崇拜的性質，用新舊作並置於附近的方式來傳達歷 史變遷與時代意義。雖然這些在舊空間新加入的作品未排斥紀念碑性而採取傳統 形式，不盡然是「反－紀念碑」，但它使歷史紀念碑令人省思，也關懷民主與人權，
可謂因應物質文化時代變遷的一帖積極解方。
（ 圖 十 二 之 一 ）
哈費爾德．赫爾德利奇卡(Alfred Hrdlicka, 1928-2009)
《漢堡反戰和法西斯主義紀念碑》(Hamburg Memorial against War and Facism) ，1985-6 德國漢堡，Courtesy of Gersche-M. Cordes 攝影
Böhme 與 Wulf Schneider 的設計誤認為是 Alfred Hrdlick 的作品。" There's an existing monument in Hamburg that glorifies war that was built by the Nazis …An Austrian artist won that competition and his original design was very powerful. It really made it clear its opposition to the original
monument.The original monument is a very large stone block with soldiers parading around this block.
[The artist] Alfred Hrdlicka's original monument was repeating the same soldiers but having them basically walking into the ground surface and eventually becoming pavement of the surface as if they had been buried.." The Current,How 'counter-monuments' can solve the debate over controversial historical statues. By The Current's Alison Masemann, Jessica Linzey and Allie. CBC Radio, Toronto, Aug 1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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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義的「對話式紀念碑」(dialogic monument)
根據上述「對立紀念碑」成雙的對話意圖，我們有必要將再細分出「對話式 紀念碑」，審視不一定有單一對象、空間上也不見得實體並置在側的情況。這參考 自 Dinah Wijsenbeek 分析的 Gegendenkmäler，大多數為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創作 於德國的作品，但也有一些歐美國家的單件案例，包括英國藝術家 Ed Kienholz 和 美國的 Claes Oldenberg、建築師林櫻等，可見德語反紀念碑定義仍有再細分的可 能。99 以下例子所對話的對象皆是最容易指認的紀念性藝術形象，例如獎牌、衣
（Portable War Memorial ,1968）和歐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的《坦克上的唇膏》（Lipstick Ascending Caterpillar Tracks, 1969），而使用傳統再現形式完成的作品也可以算在內，例如倫敦 第四基座的兩件暫時性裝置馬克昆恩(Mark Quinn)2005《懷孕的艾莉森拉珀》(Alison Lapper Pregnant)和 Mark Wallinger 的 1999 年《看啊，那個人》(Ecce Homo)，還有美國雕塑家哈特 (Frederick Hart) 針對越戰紀念碑創作的傳統塑像《三軍人》(The Three Servicemen,1984）都算是 對話的紀念碑。參見 D. Wijsenbeek, Denkmal und Gegendenkmal:Ü ber den kritischen Umgang mit der Vergangenheit auf den gebiet der Bildenden Kunst (Munich, Martin Meidenbauer
Verlagsbuchhandlung, 2010): 26-28.轉引自 Quentin Stevens, Karen A. Franck, Ruth Fazakerley,
‘Counter-monuments: the anti-monumental and the dialogic’,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Volume 17, No. 6, (2012):964.
（ 圖 十 二 之 二 ）
哈費爾德．赫爾德利奇卡(Alfred
哈費爾德．赫爾德利奇卡(Alf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