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創傷記憶紀念碑化的過程

以下將針對二十世紀德國創傷記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責來認識紀念碑化 過程。關於東西德的創傷記憶的紀念過程會較為快速地帶過，畢竟在首都柏林建 造大浩劫的紀念碑之動因，最重要的還是1980年代的公共話語，基本上圍繞著認 同，顯示「寧願遺忘」與「應當回憶」的激烈爭執。其中包括「常態化」(normalization) 與著名的「史家論爭」之對抗，歷史學界的辯論使中央政府從排斥滅絕戰爭受難 者主題，進而到認可並形成記憶的義務項目。這個關於國家社會主義歷史的辯論，

最終表現出對於創傷記憶的克服，所謂「征服過去」的概念得道重視，並有更實 際的「聯邦政府文化和媒體政策」、「聯邦政府紀念地點概念」法條之創生。

Aleida Assmann指出，德國人的創傷是「1945年戰敗以來深藏在意識之中對於 戰爭罪責的自卑情結」，是一種被遮蔽的記憶，它並沒有被納入意識之中，而被安 置在地下的墓穴。(Aleida Assmann xii) 德意志第三帝國垮台後，隨著去納粹化而 來的法律制裁，根據1945年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決與1964年聯合國決議，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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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承擔「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這是國際法上前所未有、情節 最重大的罪名。¹⁶⁷ 所以滅絕戰爭、大浩劫與德國國家創傷難以分割。德國自己開 啟了世界大戰，作為加害者在東邊戰事中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殘忍，第三帝國 強迫驅逐與囚禁下有600萬猶太人被謀殺、330萬蘇聯戰俘喪生、上萬名辛提人和 羅姆人死亡，超過千萬歐洲人遭受非人道對待；德國作為受難者，戰爭迫使德人 遷徙，戰後割讓土地和國土分裂，1948年起更啟動了兩個對立的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責作為德國難以抹滅的創傷，關於如何面對令人難堪的 有罪之過往，在二十世紀末的公眾辯論議題中形成記憶危機的轉機。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後的三十年間，德人面對德意志第三帝國統治時種族滅絕之浩劫保持沉 默，產生「無力哀悼」(Unfähigkeit zu trauern) ¹⁶⁸ 之心理，經過具道德優越感的六 八年運動青年的一代則以積極態度面對、學者間的激烈辯論，1980年末創傷記憶 終於成為公共議題。Atina Grossmann指出1945年之後關於德國人罪行的辯論每隔 十年就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所以幾乎不是被遺忘的歷史；其集體記憶似乎確實 受到創傷的遺忘、否認、壓抑、敘述以及定時的創傷復發等複雜狀態的影響，隨 時間變化中的各種刺激而產生階段性的互為傾軋，以色列歷史學者Dan Diner分 析，這種周期性的反覆往往是關於大浩劫的解釋和再現問題引發的，這是關於創 傷的話語轉移。¹⁶⁹ 接下來將回顧這個過程，並了解紀念碑及反紀念碑處理德國罪 責問題而重新被賦予了什麼樣的記憶工事。

167「危害人類罪」不具法定時效意味著這種殘暴永遠不能被人類所遺忘，也無法衡量。 Jean- Christophe Merle 著，邱帥萍譯，《德國觀念論與懲罰的概念》(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5），

頁 202。

168 1967 年心理學家 Alexander 和 Margarete Mitscherlich 出版《無力哀悼》(Die Unfiihigkeit zu trauern, The Inability to Mourn）一書，強調德國以發展經濟為由來壓制有罪的記憶，由於過去未被積極哀 悼而與憂鬱相連，這將使國家無法繼續前進；而經濟奇蹟也無法取代希特勒垮台和國家社會主 義毀滅而失去的身份。此書分析帝國崩潰帶來的創傷心理，雖不具文化特殊性，但這是德國面 對歷史過往十分著名的論述之一。Caroline Pearce: 21.

169 Karyn Ball, Disciplining the Holocaust(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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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德統一前後的創傷紀念建設

1945年之後到在統一之前，德國境內的反法西斯與和平紀念碑為數眾多，尤 其在東西德分裂期間各自建立紀念碑來宣揚其體制與價值。(Pearce 124) Young 在《記憶的質地》描述1945年西德已經舉行「Hitler獨裁政權受難者」(Victims of Hitler Dictatorship) 自發的紀念儀式，還有 1953年為計劃刺殺Hitler的Claus von Stauffenberg (1907-1944)所建的紀念碑，這些活動與紀念建設都同時混合了受難和 勝利的意識。(Young, 1993:50)這個時期似乎並沒有抒發創傷記憶的暢通管道，兩 德居民都認為自身受到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害。隨著50年代和60年代冷戰的開 始，這種受害者敘述也與政治宣傳緊密聯繫，直到1970年代東德出現經濟危機才 消退；民眾長期受迫以遺忘代替記憶的情況有實例可循。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 塌前夕，日籍記者本多勝一在東德錫布市進行第一次大戰地方史的調查，卻發現 公家單位資料闕無，於是他親自踏查地方紀念碑，並記下東德地方史學家的心聲：

侵略他國致使戰爭發生、死傷無數是明顯的犯罪行為，因此不會視為國捐 軀的人為英雄。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應運而生的全新意識型態－蘇聯聯軍 成為戰勝國的英雄，對年輕一代的教育及東德共產黨都產生影響。結果在 東德統治的四十年間，東德人對歷史抱持著毫無價值的看法，成為和歷史 脫節的人。¹⁷⁰

170 本多勝一為調查當地戰亡者數目、卻無從由官方得知，故踏查當地公墓而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

亡者碑，此碑雜草叢生又破敗，一旁戰亡的俄人紀念碑卻嶄新整潔、獻有花圈，管理員說明官 方明定禁止維護德意志遺跡，必須忍痛任先祖墓地荒蕪。他報導了東德人在蘇聯統治下刻意遺 忘的現象，並採訪地方史學家的看法。本多勝一著，王中玉譯，《統一前後的東德》（臺北市：

暖流出版社，1991），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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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德人處於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雙重的極權體制，長期受官方灌輸自身與 納粹體制的罪惡，即使抗拒認同新的意識形態，也僅能在心理進行否認，這種對 歷史無感的見證屬創傷抑制的「無力哀悼」之心理狀態，這種被迫失憶是東德人 普遍的記憶危機。

此外，東德紀念猶太人苦難的事件比西德更早，在二次大戰之後的十年已有 紀念戰爭以及個別種族受難者的需要。Young曾指出蘇聯盡可能地保有納粹德國的 犯罪證據，並把集中營變成自己國家的紀念館，所以相關的建造著重政治宣傳而 不是哀悼，當時的紀念思維今日看來有些問題。舉例來說，東德雕塑家 Fritz Cremer, (1906-1993) 1954年設計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紀念碑》(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Memorial,1954-58) （圖二十九）是以蘇聯解放法西斯主義的神話為基礎所 創作的具象人物群，這組在威瑪附近的紀念碑，訴說1945年四月美國軍隊進入布 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前一天，共產主義英雄已早一步解放了集中營。這組紀念碑設 計了數十位人物揮舞的蘇聯紅旗列隊指揮囚犯前進，顯見用勝利的姿態取代對受 難者的描寫與同情，而作為雕塑背景的塔樓標註1945年的銘文，形式也如同納粹 藝術對於古典主義的偏好。如此可見這個受難之地的記念缺乏對事件的同情，而 1965到1970年代大浩劫這個詞還沒有被使用，因此大規模謀殺的事件特殊性受到 低估；而且伴隨戰爭結束納粹垮台，大浩劫受難的歷史曾被看作有價值的犧牲，

是以色列建國的代價，而今這種看法已屬過時。(Michalski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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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德，1956年本來已決定安放Reg Butler的《無名政治犯紀念碑》(圖二十八) 在東德邊境的山丘上，如此兩個德國都以關於「自由」的主題各自表述。而在1950 年代中期，西德開始有受難倖存者自發性地豎立紀念碑，納粹集中營都在戰爭結 束後轉變為紀憶之地；但是西德對於大浩劫的紀念建設貢獻一度不如東德。1970 年代出現研究國家社會主義在地歷史的初探者，當時年輕一代人對過去逐漸產生 濃厚興趣，民間到學界都在政治與各種話語中省思歷史，博物館、歷史展覽與紀 念碑逐漸成立；社會運動人士透過建立記憶之地來重新構建歷史遺址的傳統理 解，國際社會也高度關注，例如昔日納粹黨部執政核心的「恐怖地形紀念地」

(Tophography of Terror)就源於此。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集中營的紀念碑 才確實地表達對受難者的紀念，也終於完成早該完成的埋葬與儀禮，並且開始興 起浩劫紀念碑，1980年代西德國猶太人受害者的紀念碑越來越多。¹⁷¹

描述有關兩德戰爭罪責之創傷紀念碑案例，也不該遺漏「柏林圍牆紀念碑」，，

柏林牆的存在標誌了兩種國家體制的編年史，展現極權政治力量之運作，制約城

171 Bill Niven 與 Chloe Paver 認為西德更積極建立浩劫紀念碑的原因受到世代轉變、法蘭克福的奧 斯威辛審判(1963-65)的影響、還有 1969 年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黨組成聯合政府的影響。

（圖二十九）

弗里茲‧克萊默(Fritz Cremer,1906-1993)

《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紀念碑》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Memorial)， 1954-58

德國威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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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人的移動、一種強制服從權威的姿態；這種威權遭毀滅的本身屬於最廣義的 反紀念碑概念。James E.Young (2003: vii)在1989年特別體認到柏林圍牆倒塌事件本 身是談抗拮紀念碑的起點，柏林牆作為「消失中的警世碑」(vanishing monument) 標誌了國家的記憶衝突，拆除遺跡殘餘就是一種概念上的「反紀念碑」，也等同於 打造「記憶之地」。柏林牆過去做為軍事邊境的存在，對當時許多人來說是基本權 利的剝限制、國家分裂對抗的荒謬劇。今日德國記憶文化中，柏林牆凝聚了國家 的身分認同，不只有單一記憶，它的象徵意涵經過多次改變，而且決定之標準在 於用偏向牆東或是牆西居民的觀點來決定。

柏林圍牆前身為邊境設施，始建於1961年8月13日凌晨，包圍整個德意志民主 共和國，其三分之一位於柏林市區。全長超過150公里的防衛系統包括高達4公尺 的「前牆」(Vorderlandmauer)與「後牆」(Hinterlandmauer)，帶廊狀邊界、瞭望塔，

設有鐵絲網、拒馬等障礙物，由民主德國邊防部隊的武裝哨兵看守。¹⁷²建造柏林

設有鐵絲網、拒馬等障礙物，由民主德國邊防部隊的武裝哨兵看守。¹⁷²建造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