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以「反紀念碑」之記憶工事為主軸的論文，涉及造形藝術與德國歷史、
記憶、遺忘互相纏繞的的關係。研究前期除了收集書面資料，筆者也親自前往當 地觀察紀念對象，將這件作品放進德國記憶文化的脈絡來考量並由形式進入精神 面的分析。研究的第一步回顧並確立「反紀念碑」的定義與範疇，其後繼續分析
《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記憶任務、記憶效力與意義，並將觸及德國記憶 文化傳統、製作紀念碑的設計者以及觀眾空間體驗三方的觀點，最後評估反紀念 碑的記憶工事之效益。研究概念架構如下圖二之一所示，本研究採三種途徑探討 反紀念碑及其記憶的創建與保存，包括記憶研究、創傷理論以及現象學。
圖二之一 研究架構示意圖 （黃慕怡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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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記憶研究
「記憶研究」(memory study)在千禧年之後盛行於人文社會領域，連結後現代 主義及社會學等脈絡，不僅關乎於傳統，也涉及了歷史與記憶的區別與記憶的分 類如歷史記憶、集體記憶、文化記憶等，其中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的「集 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受到許多學者批判。「集體記憶」用來描述有過類似經 驗、或受相似媒介影像的一群人對某些事物的類似觀念。21 現今研究者更著重個 別社會的記憶實踐，而不把記憶視為一種實體，這連帶產生了紀念碑的批評；「反 紀念碑」相對地不著重群體或事物的具體化，反而揭開記憶或包容其與不同現象 的纏繞。James E. Young 的「反紀念碑」就屬於批評 Halbwachs 的立場，他對紀念 碑的記憶功能抱持懷疑，認為歷史的物質化使人能脫下責任進而遺忘，促使筆者 注意其中所謂記憶工事之責任。
1970 年代末起，德國民間與學界掀起一股將過去作為一整體來探討的歷史意 識，歷史學者 Bernd Schönemann (1954-)提出「記憶文化」探討集體對歷史的感知，
指出紀念碑為歷史意識的表達形式，仰賴社會系統賦予意義。大量的紀念碑建造 風潮，一方面來自建築師及藝術家對傳統紀念碑語言的再思考，另一方面出於官 方直面對過往歷史的政治及文化決策，記憶文化的迫切需要可能促進反紀念碑的 出現。關於記憶的歷史之面向，德國學者 Aleida Assmann 探究德國不在場的過去 在今日社會中的份量，在意識或無意識中形式呈現過去。她的研究承襲法國社會
21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為 E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弟子，強調只能透框架的、社群 的空間，記憶才能持續，也就是以社會為基礎建構和發展。最早在 1925 年與 1950 年代推出的
《記憶的社會框架》(Lescadressociauxde la mémoire)與《集體記憶》(La mémoire collective)，
Maurice Halbwachs 做出真實的與潛在的兩大區分：「親身經歷的記憶」(mémoire vécue )、以及 透過歷史紀錄等二手資料的「借來的記憶」。他認為對國族有意義的過往事件只能由非直接的管 道獲得，有別於活生生的記憶。Maurice Halbwachs, trans by Lewis Coser,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以及 Aleida Assmann 著，袁思喬譯，同前 註，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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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 Halbwachs 與德國藝術史學者 Aby Warburg (1866-1929)的影響。Aleida 與其夫 婿 Jan Assmann(1938-)都認為集體不能創造記憶，集體記憶是由社會所使用的符號 和象徵所建構出來的，因而她認為公共建築、建築紀念碑、博物館與媒體，都是 見證歷史的媒介；紀念碑尤其具有一種強制記憶歷史的倫理特徵，本研究關於記 憶工事的關心可說受到 Assmann 記憶理論的觀念啟發。
德國學者 Wulf Kansteiner(1964-)對記憶研究方法論的批評很具啟發性，影響 本研究觀察反紀念碑記憶工事的角度。Kansteiner 更深入考量當代記憶在冷戰後歸 屬的不確定感及種族滅絕的挑戰，判定「集體記憶不是歷史」，在行動中和陳述 中的集體現象雖可掌握歷史和社會的遙遠事件，但它往往維護特權者的利益。 22 也 就是說，Kansteiner (2002:179)強調與觀眾相關的陳述，過去與現在集體歷史意識 的內容方能連結起來。他建議把特殊呈現的策略脈絡廣泛化，把「接收」（reception) 與「事實」(fact)連接至三種不同的歷史代言－「傳統」、「記憶製造者」、「記 憶消費者」，集結文化、才智與利益共同組成集體記憶的歷史文化生產與消費，
本研究因此關心德國記憶文化的形成、紀念碑的製造過程中的爭論，以及觀眾體 驗作品的方式。
法國的記憶研究則指出「反紀念碑」與傳統紀念空間觀念上的顯著差別。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理論包括國族主義至無權力者 的參與，涉及記憶的主體性。史學家 Pierre Nora 編纂三卷叢書《記憶所繫之處》 (Les lieux de mémoire) 23，他主張記憶正在消失，復原或建構歷史只是徒然，目標不在
22 Wulf Kansteiner,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1, No. 2 (May, 2002):181.
23 此叢書 1984 年出版第一卷－Pierre Nora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84-1992)，
而具有高度影響力的英文版與序文出現於 1989 年 Pierre Nora ,Lawrence D. Kritzman ed.,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Realms of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 ,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6-1998).中文版見 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卷 I-III》（台北 市：行人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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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過去的歷史，而應掌握「關於過去的現在記憶」；與過去有關的感情僅殘存於 某些「場所」之中，Pierre Nora 說明真實事件發生地點保留為紀念場域的合理性，
其觀點在學術領域應用廣泛，然而有哲學家對他將記憶物化的觀點不以為然。
(Ricoeur, 2017: 543-555) 記憶能否依附物質而持續存的問題，與支持建立紀念碑、
紀念館舍以及保留歷史故居遺址的看法緊密聯繫，也是德國官方豎立紀念碑及紀 念場域的爭論之一。紀念碑作為「記憶所繫之處」，不同於能使觀眾經驗到歷史真 實性的「記憶的真實環境」(milieux de mémoire)，突顯歷史及紀念文化經重構後的 危機－透過物質來紀錄與再現了過往，人們似乎能終於放下記憶的重擔。「紀念碑 化」之後的記憶矛盾也顯示於此。
二、創傷理論
「心理創傷」(trauma)本來是來自醫學或治療法的概念，現已成為歷史與文化 研究中分析集體苦難的工具。本論文將使用心理分析之論述來處理德國大浩劫歷 史紀念碑化的動機與目的，以創傷理論輔助觀察大浩劫記憶物質化呈現的目標，
也就是德國記憶文化建設需要內在恢復能力來對過去進行完全的哀悼，但這過程 相當複雜而無法一蹴而幾。本論文第二章探討德國記憶文化中的創傷記憶，將以 此為認識基礎。
Sigmund Freud 在 1920 年的《超越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提出創傷以及「強迫性重複」(repetition compulsion)的學說。他用經濟學來比喻創 傷，描述一種藉由調節張力及強度以逃離焦慮的心理系統需求，這種焦慮是由內 部心理裝置來施加壓力，而唯有「哀悼」(mourning)能開展重新投資，根除創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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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病理性的強迫性重複。24 更早之前 1914 年 Freud 根據臨床研究發表〈記住，
重複以及克服困難〉(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through)，他發現其詮釋 的工作有一基本的障礙可歸因於「抑制抗阻」(Wiederholungszwang; repression resistance)，亦即 「強迫性重複」，這是人精神中創造出回顧式的焦慮，痛苦不斷 重現，直到培養出足夠的抵抗力可以對抗事件發生後所引發的創痛為止；同時，
Freud 認為病患顯示一種用「行動」(act out)代替記憶的傾向，他們會製造被遺忘 的事實並無自覺地重複某種行動。用行動取代真實記憶屬於一種「缺乏記憶」的 表現，包括以自身為施虐的主體傾向自我毁滅，顯示焦慮與「死亡的本能」
(thanatos)。25 Dominick LaCapra (1998) 肯定哀悼應該放在 Freud 的「克服困難」
概念的脈絡中，哀悼能夠處理創傷，能使人再度全神貫注於與過去的關係，認識 到過去不同於現在而能制定具體的關係，同時記住一些事，並且讓其中的一部分 離去；因此能使批評的判斷和生活重新投入成為可能，重新建立社會化、責任與 尊重的認知。
在進入哀悼過程之前的焦慮症與記憶缺失，實表現於德國對於大浩劫的態度 上。1945 年之後德人保持緘默，直到 1980 年末期開始德國內部將創傷的焦點從國 家社會主義轉移到受害者，並在紀念碑化的建設中引發正反的辯論，也顯出紀念 碑引發人們傳達出恐懼、憤怒、悲傷等感性的情緒反應。德國的大浩劫紀念碑，
不同於其他國家為了追究犯罪與罪刑之建造目的，近於一種認罪的自我標記，在 這情況下創傷與遺忘相連，鮮明標記出加害者與被害者的相對位置。Freud 指出哀 悼需要一系列的過程，「強迫性重複」之症狀，經「克服困難」的過程，最後才能 完成「回憶的工事」，否則會落入無法記憶的「憂鬱」(melancholia)之中。本研究
24 Sigmund Freud 著，楊韶剛、高申春譯，《超越快樂原則》（臺北市：知書房，2000)，頁 35-48。
25 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memory of Auschwitz,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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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將以此為理論基礎來分析，創傷、哀悼與克服困難的進程如下圖二之二。
（圖二之二） 創傷、哀悼與克服困難的進程 （黃慕怡 繪製）
此外，藉創傷理論之助還可以觀察大浩劫紀念計畫相關的討論與群體內部心 理，《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作品中「反敘事的」(antinarrative)特質，拒絕提 供敘事的功能，可能也連帶拒絕了大浩劫創傷。此外，二十世紀末學界和藝術圈 回應創傷現象的研究，Karyn Ball重新評估Sigmund Freud對創傷的看法，指出記憶 是一種想像的、社會為中介的原則所形成的「場所」(venue)，可以被看作符號，
由社會性的慣例等解釋的脈絡而受到影響，他認為關於大浩劫的心理分析研究不 應限於個人意識克服困難的過程，也需要了解意識形成的外部條件，因此本研究 將先處理與政治有關的德國記憶文化的形成，再討論心理分析中的意識。
三、現象學
本論文第四章將分析反紀念碑的空間體驗與意義，特別針對空間及感知來分 析物質與空無的互動，而現象學的方法能夠呈現意識上認識世界的方式，並且可 在分析主體不再場的狀態下把握之，因此十分適用此種哲學作為分析方法。
本論文第四章將分析反紀念碑的空間體驗與意義，特別針對空間及感知來分 析物質與空無的互動，而現象學的方法能夠呈現意識上認識世界的方式，並且可 在分析主體不再場的狀態下把握之，因此十分適用此種哲學作為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