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於台語歌謠場域的抵殖民運動與論述

日治時期，文化是台灣殖民地政治運作的重要場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都各自論述，

相互爭奪詮釋，然由於雙方立場不同，其詮釋論述的目的、取向也各有不同。相對於本 文著重的「日本文化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的知識活動」，本節希望利用一小篇幅，相對 探討「台灣殖民地菁英建構文化及鄉土認同的重要途徑」。上面無論是從屬性統合或主 體性建構，主要探討在台日人於台語歌謠場域，所實踐的殖民論述、殖民文化知識生產。

事實上，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間也掀起以台語歌謠為中心的民間文學采集活動，本節 將探討當時台灣人的抵殖民論述、反從屬性統合活動，建構台灣的主體性，以作為相對 於殖民者的對照組。

1930 年代以前，抵殖民的台灣人忙著注視殖民主的行動，直到正面對決、政治協商 的可能性越見渺茫，才有餘力、動機凝視本土，並翻找本土文化累積抵抗能量。此時，

注視自我，鄉土的面目才逐漸清晰。¹²⁴也於此時，緩緩揭開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的

屆俗文學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李臨秋的歌謠所反映的時代意義」，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2 年 10 月 29 日，頁 14。

122 1935 年紅利家發行、李臨秋詞、鄧雨賢曲、純純及青春美演唱〈對花〉，1943 年サトウハチロー作詞 變成〈真昼の丘〉，三原純子演唱。林太崴，〈奔跑中的流行歌詞──七十八轉大餅與李臨秋〉，《第肆屆俗 文學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初稿彙編暨會議手冊》，2010 年 10 月 2 9 日。

123 1939 年鄧雨賢曲、周添旺詞、純純及愛愛演唱〈滿面春風〉，變成 1942 年〈南海夜曲〉藤浦洸作詞〈南 海夜曲〉，菊池章子演唱。

124 柳書琴，第五章〈妖魔之花〉，《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2009

序幕。

台灣知識分子的台語歌謠采集活動，約起於 1920 年代，直至日治末期，於 1930 年 代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期間（1930-1932、1933-1934 年）¹²⁵掀起熱潮。根據陳淑 容研究，1920 年代中後期至 1930 年代左右，出現台灣知識分子圍繞著以歌謠為中心的 民間文學進行采集運動。1930 年代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期間，掀起采集整理運動 之熱潮。然而，該台語歌謠采集的個人活動，至少可往前推至 1924 年周定山《鄉土文 藝初稿》以台語文紀錄歌謠，1927 年鄭坤五於《臺灣藝苑》輯錄「臺灣國風」的歌謠專 輯。¹²⁶於 1930 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期間（1930-1932、1933-1934 年），黃石輝、

郭秋生等人主張以台語歌謠采集整理來建設台灣話文，並以郭秋生於《南音》「台灣話 文嘗試欄」的采集整理實踐最為活躍。論爭後，1936 年李献璋出版《臺灣民間文學集》，

黃得時於戰後稱其「可謂臺灣歌謠的集大成」¹²⁷，「是日治時期台灣民間文學工作較見 具體的成果」¹²⁸。整個采集整理活動，《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南音》、《フォル モサ》（福爾摩沙）、《第一線》、《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三六九小報》、《風月報》

等刊物提供發表園地¹²⁹。至戰爭時期，加強皇民化運動，然仍有《南方》、《民俗臺灣》

（1941-1945）等刊物刊載歌謠。

日本殖民者於統治初期就以舊慣調查為目的采集台語歌謠，台灣知識分子卻遲至 1920 年代中後期至 1930 年代才發起歌謠采集運動。最大原因，應是台灣知識分子長期 對歌謠、民間文學的鄙視，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用賴和的話說就是：被「士君子們所擯 斥」。甚至，賴和曾說李献璋出版《臺灣民間文學集》前的采集活動，「引起了不少爭論，

從事無用的非難」¹³⁰。當事人李献璋，則稱「士君子」「始終不肯正式承認牠的存在」¹³¹，

「牠」指的正是包含歌謠在內的民間文學。亦即，至少於 1930 年代中後期，仍有台灣

「士君子們」鄙視歌謠。這從鄭坤五的話，也能得到證明：「可惜大多數的人群，每每 舍近圖遠，近廟欺神，必須，……凡屬自己鄉土的作品，如白戲、白話歌，多極力排斥……

不肯聽俗物！自暴自棄！蹧蹋自家鄉里這特色！」¹³²

然而，縱使「遲到」，台灣知識分子的民間文學采集運動仍如上述興起。這場采集 運動興起的主要原因，簡言之，便是受到上述日本殖民者對台灣風俗舊慣、民間文學采 集活動的刺激，以及起自 1930 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期間開始凝視本土，對鄉 土文學、台灣話文的重視¹³³，此外則是日本、中國當時逐漸起步的民俗學發展影響¹³⁴等。

年，頁 229。

125 有關 1930 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的始末，可參閱陳淑容，《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 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4 年。

126 陳淑容，《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4 年，頁 52-55。

127 黃得時，《臺灣歌謠之研究》，1967 年；收錄於《黃得時全集》9，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 年，

頁 449。

128 胡萬川，〈民族、語言、傳統與民間文學運動――從近代的歐洲到日治時期〉，《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 際》，新竹：清華大學， 2004 年，頁 101。

129 參閱黃文車，《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頁 61-79。

130 賴和，〈賴序〉，《臺灣民間文學集》，台中：台灣新文學社，1936 年，頁 1。

131 李献璋，〈自序〉，《臺灣民間文學集》，台中：台灣新文學社，1936 年，頁 1。

132 坤五（鄭坤五），〈就鄉土文學說幾句〉，《南音》1：2，1932 年 1 月，頁 14。

133 可由當時的論爭文章看出，參閱中島利郎編，《19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 版，2003 年。

例如戰後黃得時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回顧日治時期的歌謠采集：「過去日人雖然 也有人著手搜集……所收錄的，範圍既少，歌數又不多。所以臺灣人的有志之間，早就 有人痛感現在要是沒有來一次大規模的搜集，恐怕不到幾年，這些『民族之詩』的歌謠 就要消踪滅跡了。」¹³⁵這段話正道出上述前二項原因，即台灣知識分子於鄉土文學／台 灣話文論爭產生的內在覺醒，以及日本殖民者采集活動的外在刺激，而且諸多原因中，

也以這二項最為重要。本節要探討的抵殖民論述，也正是台灣知識分子內在覺醒的呈 現。

於探討日治時期台灣人於台語歌謠場域的抵殖民論述之前，有必要先簡要回顧一下 當時的時代氛圍。1920 年代，台灣歷經軍政時期、警察政治等殖民統治後，民族差別、

不平等待遇日益加深。台灣知識分子於接受民族自決、平等意識等現代精神的同時，努 力推動反封建、反帝國主義運動，採取文化啟蒙方式，於體制內進行改革。另外，也重 視台灣文化獨自性，鼓吹民族主義精神，及強調固有文化的抗日、抵殖民運動。¹³⁶台灣 知識分子的民間文學采集運動、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就是在這時代背景下展開。

日治時期，於台語歌謠場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各自想像，各自依現況，尋找有利 自己立場的詮釋方向，加以論述。當時，台灣知識分子便曾針對民族、啟蒙、文學等面 向的思考，形成抵殖民論述，以下依序探討說明。

一、民族論

每一國家、民族都有其「固有文化」，當遇到外來文化入侵，該國家、民族文化和 外來文化接觸時，不免發生衝突、涵化（acculturation）¹³⁷現象。此時，該國家、民族文 化行為者為了抵制外來文化，常會回歸本土，自我凝視，提出保護「民族」、「傳統」、「固 有」、「本土」的文化作為抵抗策略。

當然其中也不乏折衷式的務實行為者，採取適度改善，以保存優質「固有文化」之 類的文化向上策略。就像 1925 年黃呈聰發表〈應該著創設臺灣的特種文化〉¹³⁸，表示：

於物質生活方面，有利於民眾則同意改善、調整；於精神層面，則建議選擇「善的」、「優 秀的文化」來和台灣「固有的文化」調和，「造成台灣特種的文化」，而非盲目模仿。日 治時期，當時面對經過明治維新後的現代日本文化入侵，黃呈聰建議將台灣「固有文化」

與殖民母國文化調和，即傳統文化與現代調和。¹³⁹黃呈聰的策略，就是藉由「現代文化」

134 黃文車，《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頁 61。

135 黃得時，〈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 潭，1979 年 3 月，294 頁；原載於《台北文物》3：2、3：3、4：2，台北：台北文獻會，1954 年 8 月 20 日、12 月 10 日、1955 年 8 月 20 日。

136 崔末順，《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論，2004 年，頁 52-53。

137 涵化，意指不同的文化群體彼此接觸時，任一方都會因接觸而改變。透過涵化，這些文化的某些部分 會產生變遷，但每個群體依然保有獨特性。再持續接觸的情況下，這些文化可能發生交換或混雜。柯塔 克著，徐雨村譯，〈第四章 文化〉，《文化人類學：文化多元性的探討》，台北：巨流圖書，2005，頁 93。

138 黃呈聰，〈應該著創設臺灣特種的文化〉，《臺灣民報》3：1，1925 年 1 月，頁 7-8。

139 陳昭瑛，〈啟蒙、解放與傳統：論二○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的文化省思〉，黃俊傑、何寄澎合編，《臺灣 的文化發展：世紀之交的省思》，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 37-38。

適度改善「固有文化」，以產生更優質的「台灣特種的文化」。

相對之，歌謠采集活動，是採取主張保存「固有文化」的策略，或幾乎將歌謠等同 於「固有文化」。借用賴和的用辭，歌謠是「先人遺留給我們的」，「能表現當時的民情，

風俗，政治，制度」及「民眾的真實底思想和感情」¹⁴⁰；亦即，歌謠能呈現當時的文化、

人民感情，也就是先人遺留給我們的台灣固有文化。這「固有文化」的保存，成為日治 時期主張歌謠采集整理的知識分子所共有的認知，也成為其一抵殖民論述的立論基礎。

正如博埃默（Elleke Boehmer）於《殖民與後殖民文學》談到的「本土文化保護主 義」，其中心思想為：「一個民族儘管長期受到壓制，但其民族性仍然深深地埋藏在文化 源頭中，其本來面貌可以原封不動地加以恢復，殖民主義的劫掠並不能使它變味走樣。」

正如博埃默（Elleke Boehmer）於《殖民與後殖民文學》談到的「本土文化保護主 義」，其中心思想為：「一個民族儘管長期受到壓制，但其民族性仍然深深地埋藏在文化 源頭中，其本來面貌可以原封不動地加以恢復，殖民主義的劫掠並不能使它變味走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