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日治時期台語歌謠采集的初始
台灣清治時期（1683-1895），1720 年代黃叔璥（1653-1724）撰寫的《台海使槎錄》
1，被視為既知台灣「原住民歌謠最早的文字記錄」2，「臺灣第一本專門以原住民為書 寫對象的著作」3。《台海使槎錄》的〈番俗六考〉，著錄 34 首以漢字拼寫的原住民歌 謠，深具研究的價值。4
日治時期（1895-1945），日本殖民者為詳細了解殖民地，早早就開始針對台灣各 領域大量收集資料。於此脈絡下，殖民者也針對台語歌謠采集整理、研究，甚至出版《臺 灣の歌謠集と名著物語》（1917）、《臺灣風俗志》（1921）、《臺灣習俗》（1942）、
《臺灣歌謠集》（1943）等歌謠相關專書。而且，日本殖民者采集整理、研究台語歌謠，
出版歌謠相關專書，都早於台灣人，甚至 1930 年代後台灣知識分子開始采集整理台語 歌謠之一原因也是受到日本殖民者的刺激。
據學者陳龍廷〈他者的歌與文化翻譯：日治時期臺灣歌謠採集的考察〉研究，台灣 歌謠的采集可能除黃叔璥〈番俗六考〉記錄的原住民歌謠 34 首外，清代統治台灣兩百 多年的官方文獻很難瞭解台灣民眾的聲音，或台語歌謠。台語歌謠的采集整理確實是從 日治時代開始，且最早將台語歌謠整理出版的並非台灣人，而是日本人。若黃叔璥以「漢 字拼音」記錄台灣原住民歌謠能獲得肯定，那麼對於日本人記錄的歌謠文獻，是否在台 灣文學史應有其位置？5
然而，在台日人的台語歌謠采集活動發展，目前尚未受到大量關注，且未有專門研 究這議題的學位論文，頂多只成為某論文的某章節而已。相對之，本文希望聚焦探討日 治時期在台日人對台語歌謠的采集整理及其傳播。
1 據林慶元所考，《臺海使槎錄》初稿於雍正元年（1723）7 月 20 日，定稿於雍正 3 年後。林慶元，〈《南 征紀程》、《台海使槎錄》及其他關於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的幾個問題〉，《亞洲研究》23，1997 年 7 月，
頁 62-74。
2 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 號，2009 年 11 月，頁 3-55。
3 黃武智，〈黃叔敬生卒年及其著作《台海使差錄》序文作者考證〉，《高師大學報人文藝術類》19，2005 年 12 月，頁 69-78。
4 除上述相關研究外，還有如黃武智，〈《台海使槎錄》的史料價值與學術價值──以〈番俗六考〉與〈番 俗雜記〉為例〉，《興大人文學報》36，2006 年 3 月，頁 419-451。謝崇耀，〈台海使槎錄三十三首平埔歌 謠探析〉，《台灣文學評論》1：1，2001 年 7 月。
5 陳龍廷，〈他者的歌與文化翻譯：日治時期台灣歌謠採集的考察〉，第七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流行文化在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等共同主辦，2011 年 9 月 5 日，
頁 5。本論文是依據 2010 年國科會研究計畫 NSC 99-2410-H-003-112「民族誌與文學想像：日治時代臺灣 民俗書寫的考掘」的部分成果改寫。
二、主體、客體的相互辯證
薩依德（Edward W. Said，1935-2003）曾於《東方主義》指出，東方相對於歐洲（或 西方）是：
它的文化競爭者，以及其最深、最常一再出現的「異己」（the Other）意象。除 此之外，東方作為一個相對照的意象、理念、人格與經驗，也幫助了對歐洲（或 西方）的自我界定與示明。6
換言之，西方以自我為主體，論述他者的東方，生產東方主義時，正是在「自我界 定與示明」，建構西方的主體性。主體（subject）、自我（self）往往需要客體（object）、
他者（the Other）相互辯證、建構。而且，主體性建構，往往出現於面對「競爭」的客 體、他者，而產生危機意識時。
1895 年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後，即致力於對台灣的殖民統合，以便盡所能利用殖民地 的各種資源，攏絡人心。日本殖民者以自我為主體，將被殖民的台灣人視為客體、他者，
強調兩者的差異化、優劣性，既高唱「一視同仁」，卻又實施「差別待遇」，使「同化」
淪為口號，台灣人永遠是他者，只是從屬性存在。另外，日本殖民者於建構主體性時，
會以被殖民者為競爭對象，將台灣人作為參照，強調我優、他劣的「自我界定與示明」，
進而對台灣人進行規訓、教化。相對之，「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當政治、經濟、文 化等各方面受到殖民者入侵、威脅時，台灣人產生危機意識，藉由保存傳統文化、追求 現代性等方式，建構自我的主體性，抵抗外來的他者。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主體、客體的相互辯證無時無刻存在，當時的台語歌謠場域也 不例外。本論文於探討日治時期在台日人對台語歌謠的采集整理及傳播時，也希望將一 併呈現出這主、客體相互辯證的現象。
三、傳統、本土、殖民、現代的糾葛
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本土的傳統文化與外來的殖民文化相互衝擊，語言文化、
生活習慣等各方面都產生巨大變化。這期間，日本殖民者引入現代化建設，以便有效殖 民管控台灣、榨取殖民地利益。台灣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是透過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來完 成，致使台灣的現代性（modemity）與殖民主義（colonialism）彼此糾纏、相互交錯，
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7面對這歷史轉型期，台灣人於 痛苦的殖民場域中嚐到現代化的滋味，且當時台灣的新型態文化空間中，也不免充斥傳 統、本土、殖民、現代的相互混雜、糾葛。
6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志弘等譯，〈緒論〉，《東方主義》，台北縣新店：立緒文化，
1999 年，頁 2。
7 陳芳明，〈自序：摩登與後摩登台灣〉，《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2004 年，
頁 10-11。
本論文雖是要探討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語歌謠采集整理課題，然而重要的是以台 語歌謠采集為觀察態樣，探討日治時期在台日人對台灣語言、文化的操作、應用，以及 殖民論述、統合。台語歌謠反映著當時的大眾生活或政策施行等，借用賴和的說法，每 一首歌謠「都能表現當時的民情，風俗，政治，制度；也都能表示著當時民眾的真實底 思想和情感」8，而且於日治時期這台灣本土傳統的台語歌謠也持續如此發展，並承載 現代性事物。對外來的殖民者而言，台語歌謠是他者的文化，可用以研究他者，或運用 來教化他者；相對之，對台灣人而言，台語歌謠為台灣本土的傳統文化，具有傳統性
（tradition）、本土性（nativity）的象徵意義，於受殖民外來文化衝擊時，台灣知識分 子回歸凝視本土、注視自我，可從中找到抵抗能量。因此，若以台語歌謠為研究態樣，
或許更能從中觀察到上述傳統、本土、殖民、現代的相互混雜、糾葛。
四、台語歌謠研究
日本所稱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1895 年結束，清帝國戰敗。1895 年 4 月 17 日，
日本與清國簽定「日清講和條約」，即「馬關條約」，台灣自此被割讓日本，直至 1945 年日本戰敗，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才終止日本的殖民統治。
日本於殖民統治台灣前，剛歷經一連串的現代化改革運動。日本於 1850 年代受各 先進西方國家的壓力，被迫放棄鎖國政策後，開始接觸大量西方文化、文明，催生力求 變革的明治維新（1860-1880 年代）9改革運動。明治維新開始，日本警覺到「遲到的現 代性」（belated modernity）的危機，為消除差距，日本積極向歐洲文明國模仿、複製，
歷經各種現代化制度、思想的改造工程，也轉變成具有西方國民國家體制的現代化國家。
10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就在上述日清戰爭的勝利得到證明，並因此得以佔領台灣，成 為第一個非西方的殖民帝國。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民俗學的相關調查研究對殖民者了解台灣新殖民地的舊慣 民俗文化有相當助益。日治初期殖民者便開始進行舊慣調查，以便釐清台灣與日本內地 於種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進而制訂統治方針。最後，台灣的舊慣 調查不僅有其預期成果，還促發日本內地對地方民俗學、文學研究的重視，其經驗與模 式也移植到日本對中國各佔領地的舊慣調查。11
民俗學於 19 世紀中葉誕生於歐洲，以故事、傳說、民謠等口頭傳承為研究對象。
日本的民俗學兩大源頭，為 18 世紀探究日本特有文化的「國學」及 19 世紀後半由歐洲 引進人類學的「土俗研究」。然，日本民俗學研究的正式開始，是於明治維新後，日本 大量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思想、科學知識，尤其人類、民族與民俗學等學術思想、方法。
8 賴和，〈賴序〉，《臺灣民間文學集》，台中：台灣新文學社，1936 年，頁 1。
9 明治元年始於 1868 年，然前 1 年已有大政奉還、王政復古等諸多改革運動，因此有論者認為明治維新 初始應再往前算，或以 1860 年代概算。
10 南博，〈明治維新與日本人的自我意識〉，《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台北縣新店：立緒文化，
2003 年，頁 18。陳芳明，〈自序：摩登與後摩登台灣〉，《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 出版，2004 年，頁 11。
11 鄭政誠，〈緒論〉、〈結論〉，《台灣大調查：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台北縣蘆洲：博揚文化，2005 年，頁 13、395。
日本的民俗學真正確立，則始自 1900 年代初期柳田國男（1875-1962）的研究調查，且 柳田使民俗學成為一門體系化、規範化的學問。12也就是說，日本民俗學的確立相當晚 近。甚至「民俗學本身亦成近代化與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即使觀察更大的範圍，東亞地區民俗學的形成也一樣晚近，其「傳統的 形成，與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帝國主義及民族主義的歷史有密切關聯」13。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立場不同，殖民地的民俗對兩者而言，也代表不同意義。學者 張隆志指出民俗調查與研究的兩義性：
民俗調查研究，一方面是日本文化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的知識活動，一方面也成 為台灣殖民地菁英建構文化及鄉土認同的重要途徑。14
民俗調查研究，一方面是日本文化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的知識活動，一方面也成 為台灣殖民地菁英建構文化及鄉土認同的重要途徑。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