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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治時期日人於台語歌謠場域的主體性建構

第二節 戰爭時期在台日人的台語歌謠采集

時局緊張,更需要有效統合資源,建立主體性,以便整合內部力量,一致對抗外敵。

1937-1945 年戰爭時期,面對非常時期,配合集權的整合力量,更容易進行從屬性統合。

有關戰爭時期的台語歌謠發展,常有論者只是以日本帝國的「皇民化運動」為由而 強調台灣音樂遭全面禁止,然這樣論述明顯過於簡略、跳躍。另有論者修正上述刻板印 象,指出大政翼贊會成立後的「地方文化運動」等文化政策,注重地方文化的復振和國 民的娛樂需求,殖民地台灣的皇民化政策趨於緩和,原本受到壓制的台灣文化界也得到

「喘息和復甦的機會」。61

這是針對台灣文化界整體的廣泛論述,然而若將範圍縮小,是否通用,例如在台日 人采集的台語歌謠、流行歌,於戰時的文化統制下又是如何發展?本節希望先梳理時代 氛圍,觀察戰爭時期的台灣文壇;再者,就日人采集台語歌謠,探討其內容的「戰爭協 力」;另,觀察台語流行歌被「再生產」,變成軍歌、愛國歌。

一、戰爭時期的台灣文壇

1937 年 7 月盧溝橋事變爆發,為日本所稱「支那事變」的發端,此後日中戰爭逐漸 激化。隨戰爭的擴大,日本因意料外的持久戰,逐漸調整策略,台灣也於總督府主導下 有系統的進行奧援,加強皇民化運動與國語教育。621940 年日本制定基本國策方針,且 為提升國力,決定樹立新體制,其具體方策為展開國民精神總動員、發展大政翼贊運動。

1940 年 10 月日本本土組織大政翼贊會,成為戰時統制團體。〈大政翼贊會實施要綱〉中,

主張「致力於文化新體制之建設」。當時,近衛內閣表示大政翼贊運動綱領,就是竭盡 大政翼贊的臣民實踐,於各自職域對天皇陛下竭盡奉公之忠誠。近衛派的有馬賴寧事務 總長,針對「致力於文化新體制之建設」內容加以說明:「當務之急為回歸日本固有的 教育精神,闡揚人格性,啟發培養正義廉恥責任的觀念,確立這樣的體制乃為當務之 急……要以日本民族的傳統精神為基調,力圖有助於大東亞文化的國民文學及藝術的創 造……」。631941 年 4 月台灣總督府成立皇民奉公會,成為促進國策協力的國民組織,

積極於台灣推行大政翼贊運動,加強台灣的日本化,進行全島民的臣道實踐的皇民奉公 運動。64

61 據王櫻芬梳理,先前文獻、論者提到 1937-1945 年戰爭時期,常過度強調台灣音樂遭全面禁止,例如 許常惠《台灣音樂史初稿》的描述便為其一代表。吳密察、柳書琴、垂水千惠、石婉舜等學者針對上述 刻板印象提出修正,指出 1940 年日本大政翼贊會成立後,改採「地方文化運動」等文化政策,原本受到 壓制的台灣文化界得到「喘息和復甦的機會」。王櫻芬,〈戰時臺灣漢人音樂的禁止和「復活」:從一九四 三年「臺灣民族音樂調查團」的見聞為討論基礎〉,《臺大文史哲學報》61,2004 年 11 月,頁 5-6。

62 李文卿,第三章〈邁向大東亞(上):殖民地的文學動員——台灣〉,《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 文學圈(1937-1945)》,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論,2009 年,頁 92。

63 大政翼贊會宣傳部編輯,〈大政翼贊運動の指針:〝實踐要綱〞完成〉,《大政翼贊會會報》3,大政翼 贊會宣傳部,1941 年 1 月 1 日第一版。

64 參閱河原功,〈『新建設』題解〉,《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刊 新建設 別冊》,日本東京:総合社,2005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日本稱為「大東亞戰爭」。65此後,台灣也進 入決戰體制,官方文學統制的步調急驟加速,台灣總督府的控制日益加強,日本本土的 中央影響力也伸展到台灣。661942 年日本文學報國會成立,1943 年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 支部、台灣文學奉公會先後成立,致力於國策宣傳與協助實踐;兩者成員幾乎一樣,依 尾崎秀樹的說法,其差異只在相對於日本或台灣的名稱而已。671943 年台灣文學奉公會 成立隸屬皇民奉公會,皇民奉公會將文學家納入台灣文學奉公會下,以指揮所有文學活 動。決戰期間,台灣文學奉公會與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成為相互提攜合作機構,共 同宣揚日本皇國精神,推動台灣皇民文學。681943 年 11 月 13 日於台灣文學奉公會舉行

「台灣決戰文學會議」,西川滿獻上《文藝臺灣》為示範,提議將文藝雜誌納入「戰鬥 配置」,致使張文環也被迫跟進,於 1943 年 12 月將《臺灣文學》停刊。1944 年文藝雜 誌被合併,5 月 1 日台灣文學奉公會創刊《臺灣文藝》。69自此,台灣總督府便明顯地介 入所有文學活動,企圖統合台灣文學界,確立決戰文學體制70

戰爭時期,日本殖民統治者利用文藝、教育的宣傳,以圖協力戰爭、凝聚國民精神 力;相對之,進行壓抑措施也屬必然。甚至,於決戰時期,殖民當局加強宣傳,不唱時 局歌曲,不搖旗吶喊,會被視為「非國民」71。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所謂的「大 東亞聖戰」來臨,連音樂都受到動員,單單皇民奉公會就有:「島民歌謠及豐年舞、敵 性曲盤供出運動、國民皆唱運動、米英擊滅之歌、大詔奉戴之歌、藝能大會、新臺灣音 樂運動、總蹶起歌唱大會、軍歌大會以及大東亞歌唱大會等」。這些動員活動便是要武 裝起台灣人的作戰精神,以支援聖戰。72

1937 年總督府積極進行語言政策,以府令二號修正公學校規則時廢止漢文科。同年,

報紙漢文欄遭廢止。73黃得時於 1942 年撰寫的〈輓近臺灣文學運動史〉,就提到 1937-1940 年為「台灣文學運動的空白時代」:

支那事變爆發同時,本島的文學活動也招致暫時的停滯,直到昭和 15 年(1940)

年 2 月,頁 5、6。大政翼贊會宣傳部編輯,〈近衛總裁挨拶〉,《大政翼贊會會報》1,大政翼贊會宣傳部,

1940 年 12 月 1 日。

65 京大日本史辞典編纂会,〈大東亜戦争〉、〈太平洋戦争〉,《新編日本史辞典》,日本東京:東京創元社,

1995 年,頁 610、616。

66 參閱柳書琴,第四章〈變質〉,《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國立台 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論,1994 年 6 月,頁 137。

67 參閱井手勇,〈戰時體制下的日人作家〉,《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台南市立 圖書館,2001 年 12 月,頁 100。

68 李文卿,第三章〈邁向大東亞(上):殖民地的文學動員——台灣〉,《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 文學圈(1937-1945)》,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論,2009 年,頁 103-104。

69 參閱文藝台灣記者村田義清、神川清,〈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文藝台灣》終刊號,1944 年 1 月。收 錄於中島利郎等編,〈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 文芸評論集》第五卷,日本東京:緑 蔭書房,2001 年 4 月,頁 219-220。

70 陳芳明,第八章〈殖民地傷痕及其終結〉,《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年,頁 186。

71 莊永明,〈台灣歌謠史略之二:台灣歌謠望春風〉,《台灣歌謠:我聽我唱我寫》,台北:台北市政府文 獻委員會,2011 年,頁 137。

72 施慶安,第四章〈戰火衝擊下的臺語流行歌〉,《日治時期唱片業與臺語流行歌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論,2012 年,頁 138。

73 近藤正己撰,林果顯譯,〈「皇民化」政策的形成〉,《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研究文集》,台北: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頁 550。

1 月 1 日的《文藝臺灣》創刊以前的兩年半時間,只有《臺灣新民報》上的新銳 中篇小說的企劃之外,沒有文學活動亦沒有文藝雜誌。這兩年半時間可以說是台 灣文學運動的空白時代。74

然而,黃得時所稱 1937-1940 年「台灣文學運動的空白時代」之後,台灣文學的發 展再次受挫。縱使是 1940 年西川滿等人創刊《文藝臺灣》,1941 年張文環、黃得時等 人創刊《臺灣文學》,也還是於 1943 年底「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後停刊,遭受台灣文 學奉公會統合。

據黃美娥〈日治時期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研究,台灣古典文學方面有不同的 發展。縱使台灣新文學因此受挫,由於殖民政府對漢詩社寬容,以致漢詩社並不因此而 斷絕,各地不只仍然存有詩社活動,甚至從 1937 至 1943 年時還新創四十個詩社。「詩 社自始至中的發展都有日人推波助瀾,所以許多詩社中人便與日人親善,甚至在大東亞 戰爭發生後,還頻以漢詩為日本政府宣傳國策。」75

於台灣傳統戲曲方面,戰爭時期則有「禁鼓樂」。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在 台加強皇民化運動的推行,積極介入傳統戲曲的演出,實施「禁鼓樂」措施,禁止演出 未經審查的台灣戲曲、歌舞,鼓勵民間劇團演出「皇民化劇」、「改良戲」,傳統戲曲因 而備受壓制。76據徐亞湘〈試解「禁鼓樂」:一段戰爭的戲曲命運〉研究,禁鼓樂是「伴 隨著皇民化運動的全面開展,戲劇開始被納入總動員體制,而台灣戲曲不被認為足以擔 負起時代責任且有違皇民化精神所衍生之必要措施。」77

於台語流行歌方面,據黃裕元研究,1937 年後「基於物資與精神動員的需求,日本 國內各項娛樂產業大幅緊縮,臺灣唱片業也正式進入不景氣的寒冬」,「然而對臺灣歌謠 界而言,卻正值作品成熟的階段,於是在臺灣歌謠界的主導下,仍出版不少臺語流行歌」, 例如 1938 年〈夜半的酒場〉、〈戀愛列車〉、〈戀愛列車〉,1939 年〈港邊惜別〉、〈心糟糟〉、

〈什麼號做愛〉等。1940 年 7 月 7 日起日本實施「奢侈品等製造販賣制限規則」,開始 嚴加控管娛樂品、奢侈品的生產,俗稱「七七禁令」。此時台日航線日益緊張,唱片製 作緊縮,古倫美亞、勝利等分別灌錄發行最後唱片後,文藝部業務即終止。78

另外,流通於庶民之間的歌仔冊,也受到戰爭的波及。根據王順隆〈談閩臺歌仔冊 的出版概況〉研究,早期台灣市場充斥中國閩南發行的歌仔冊,直到日本大正年間

(1912-1926),台北「黃塗活版所」才以鉛字活版大量發行台灣版歌仔冊。此後,台灣 本地的創作人才、作品也才逐漸出現,加上 1932 年「上海事變」爆發,中國政府禁止

(1912-1926),台北「黃塗活版所」才以鉛字活版大量發行台灣版歌仔冊。此後,台灣 本地的創作人才、作品也才逐漸出現,加上 1932 年「上海事變」爆發,中國政府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