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日治時期日人於台語歌謠場域的主體性建構
第一節 現代社會教化的宣傳歌與「國民」身體的改造
第三章已探討宣傳歌的屬性、內容，並聚焦於從屬性統合議題，先討論有關組織團
1 何義麟，〈評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新史學》11：4，2001 年 2 月，頁 134。
2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台灣的文化政治〉，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 學研究所《台灣文學研究集刊》2，2006 年，頁 50。
體提出「成員招募」以邀請台灣人加入的宣傳歌。本章聚焦於殖民者於台語歌謠場域的 主體性建構，在此繼續提出另一類的「現代社會教化」宣傳歌，並觸及「國民」身體的 改造課題加以開展探討。
本節要探討日治時期利用台語歌謠承載現代社會教化內容所創作的宣傳歌，內容有 關於交通、防火、防盜等的公共安全，減少疾病危害、增進健康的衛生保健，勸世為善、
導向正規的勸善戒惡等。利用台語歌謠的親民特性，對一般社會大眾，尤其是不解國語
（日語）的台灣人，進行宣導、「教化」及「國民」改造，以建構殖民主體性。
然而，宣傳歌有些是由殖民者主導的團體創作，也有些創作者是台灣人。當時，殖 民者藉此對台灣人的「國民」身體改造，台灣人藉此對自我身體的改造，雙方持不同目 的利用宣傳歌共同建構新規範，創造新「國民」。
一、日本的「國民」改造
日本自明治維新（1860-1880 年代）起，採取「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等政策，
以便建設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為落實上述政策，推動啟蒙國民、普及教育措施日益受重 視。因此，明治政府於 1871 年設置文部省，隔年頒布「學制令」，開始近代學校制度，
以實施國民教育，建構「統一國家」。「學制」教育理念，表面希望獎勵學校教育，實際 卻走向功利主義、實學主義。經過抗議，明治政府於 1879 年廢除「學制」，公布「教育 令」，以較具自由主義色彩。後來，政府當局支持儒學者對「學制」、「教育令」提出只 注重文明開化、偏重知識的批判，主張國民教育的根本目標不在知識才藝，應以仁義忠 孝等道德為優先。於是，政府當局於 1880 年改正「教育令」，加強教育的中央集權統制，
並導入儒教主義強調的道德規範。雖有反對聲音，對於政治情勢，及朝向鞏固天皇制的 中央集權國家的目標下，日本教育逐漸加強儒教主義思想。1886 年森有禮的教育改革後，
確立國家主義的教育政策，以教育國民維護日本固有的語言、習俗、制度及國體等，培 養國民忠君愛國思想。日本於明治時期，透過教育制度的現代化，學習到西方科學、管 理方法，也改變教育體制，以培養忠貞順從的「國民」。3
阿圖塞（L. Althusser）曾指出，學校機構是國家意識形態的機器，可以長期、普遍 的對所有國民傳達國家的意識形態，形塑國民意識。4事實上，近代化學校是 19 世紀西 方的產物，當時出現原因：一、新國家要從教會奪回對民眾的教育權，掌控教育內容，
如於學校開設國語科教授國家標準語、歷史科教授國家歷史、地理科教授國家版圖，以 進行國民統合；二、要求受教育的人遽增，國家也希望這種國民教育能有效普及國民。
正如傅柯所述，規訓是「人類身體的技藝」，即控制身體的辦法；學校與醫院、監獄一 樣，是規訓權力作用最明顯的場域。日本從明治維新起，深切感受到教育是創建國家、
國民統合的利器，於是配合近代學校制度，有效、集中傳達政府所認可的意識型態，「鍊 成」國民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尊重集屬倫理，以利管理「國民」、統治國家。5
3 王錦雀，第二章〈日治時期殖民與教育政策〉，《日治時期台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台北：台灣古籍，
2005 年，頁 41-45。
4 許佩賢，〈導論〉，《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 年，頁 23。
5 許佩賢，〈導論〉，《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 年，頁 12-13。
然而，除利用學校教育外，仍需配合其他措施，才能有效將「民眾」改造成「國民」。 日本學者品田悅一指出，明治維新後二十年的過程中，雖藉由學校、工廠及軍隊將國家 成員近代化，但使國家成員共有身為國民的意識並未十分成功。在這情況下，要維持國 家的獨立都很難，更別說要稱霸東亞。因此，必須要創造出「國民」，喚起「民眾」身 為「國民」的自覺。遂從各種角度探求、褒揚帶有日本人氣質的事物，並舉國宣傳「傳 統」文化。6例如和歌《萬葉集》便是從明治時期才被知識分子言說，將其與從天皇到 庶民的作者層以及根植於同一民族文化基盤的「傳統」連結而發明成「國民歌集」。7
另方面，歐美近代文明大量引進，對日本社會文化、習慣必會產生巨大衝擊。面對 於此的因應策略，日本將西洋文化融入其思想體系內，轉換傳統的「和魂漢才」論述變 成「和魂洋才」。因應歐美列強的勢力，承認西洋科學、技術的優秀，然於精神文化或 道德上則堅持本國較為優秀。8經過東洋、西洋、傳統、文明等新舊衝擊、交雜融合，
日本也產生新文化、思想。
面對時代巨變，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內部產生文化認同危機，除了新政府外，知識分 子也紛紛致力於日本「國家」主體性建構，及將民眾改造為國民的「國民」創造活動；
例如當時使用「國民」語詞的文化民族主義論述大量出現於《日本人》（1888 年創刊）、
《日本》等報紙雜誌，主要從文化共同體意義來理解「國民」。事實上，近代日本是先 統合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再展開文化民族主義論述。基本上，明治啟蒙、自由民權運動 知識分子大都致力於創造「國家」與政治共同體意義的「國民」。9
日本明治維新後，透過學校教育提升合理思考能力，進而形成國家社會的倫理規範。
同時，透過道德教育與軍事教育以發展體育教育與加強團結概念。再加上傳統的儒家道 德觀念，培養「忠君愛國」的國民道德標準，建立天皇制軍國主義國家的理論基礎。其 中，國民道德教育內容，包含公共事務性格的公德、對私人事務性格的私德，神權思想、
人本思想等，為結合傳統東洋道德、近代西洋道德的新道德。10
近代日本道德教育目的，為創造理想的「國民」。日本統治殖民台灣後，「國民」的 創造也於這新附地展開，於殖民地教育中徹底執行。
6 品田悅一，〈天皇から庶民まで——『万葉集』の国民歌集化をめぐる問題系〉，《万葉集の発明——国 民国家と文化装置としての古典》，日本東京：新曜社，2001 年 2 月，頁 62。
7 根據品田悅一的研究《万葉集の発明》（萬葉集的發明），《萬葉集》是從明治時期才被知識分子言說，
將其與從天皇到庶民的作者層以及根植於同一民族文化基盤的「傳統」連結而發明成「國民歌集」。品田 悅一借用 Eric Hobsbawm 的「被發明的傳統」與 Benedick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理論，表示：於 明治知識分子對創造出「國民」的願望與使命感下，和歌集《萬葉集》被塑造成「國民歌集」，這是 1890 年左右才開始的事，也就是說其成為國民歌集是近代的發明。同時，《萬葉集》具有「從天皇到庶民」的 作者層以及根植於同一民族文化基盤的言說，便是當時開始「發明」的，且此常套性說辭至今仍經由教 育機構、教科書被持續引用。參閱品田悅一，《万葉集の発明——国民国家と文化装置としての古典》，
日本東京：新曜社，2001 年 2 月。
8 梁忠銘，〈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教育研究集刊》48：3，2002 年 9 月，頁 97。
9 藍弘岳，〈「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8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年 6 月，頁 155-156。
10 梁忠銘，〈日本道德教育理念的理論結構與儒家思想作用之分析〉，《教育研究集刊》48：3，2002 年 9 月，頁 99、113。
二、日治時期台灣殖民地的「國民」改造
為凝聚向心力、共同體意識，縱使是相同「國族」的「國民」，也必須經過將一般
「民眾」身體改造為「國民」身體的過程。台灣與日本為不同民族，文化、習慣各異，
這「國民」改造的過程更不能少。因此，日本以優勢武力佔領台灣，建構政治共同體後，
如同於母國創造「國民」般，於新附領土更必須進行各種統合，教育、教化新附民台灣 人，適度隔離「舊」思想，帶入「新」思想，以便將台灣民眾改造為忠誠於日本的「國 民」。
正如第一任文官台灣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於論及同化政策時，強調學校教 育、社會教化的重要性。有關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的教育，大致分為學校教育及社會教 化，因應不同需求，兩者的教導內容會有啟蒙、傳道、教育等比重的差異。近代學校教 育為有組織、有計畫的教育場所，可於特定場所，於日語同化教育的課程規劃下教導學 生，成為國家塑造國民的極佳途徑。社會教化，是於家庭、學校以外，對以中年、青年 為主的社會成員施行教育，教化善導，以普及同化、皇民政策，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 念，使其成為日本的忠良臣民、「國民」。因此，日本統治者不僅積極利用學校教育將台 灣學生養成順從的殖民地人民外，也希望讓入學、年長失學者也受殖民教化。11
有關學校教育，許佩賢於《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曾強調，殖民當局將殖民地的 學校教育視為國家統治機器，透過學校教育進行國民統合、教化工作，台灣人也從新式 教育中吸收近代西方文明。其中尚挪用傅柯的「規訓」理論，指出近代國家利用規律、
清潔、衛生、動作儀態的身體一致化，將民眾的身體改造成國民的身體。12
台灣總督府編纂的教科書，都是以塑造殖民地國民為考量。殖民當局以推行皇民化 政策為施政主軸，透過民教育給學童政治體系的歸屬感，以鍊成皇國民。學校的「修身」、
台灣總督府編纂的教科書，都是以塑造殖民地國民為考量。殖民當局以推行皇民化 政策為施政主軸，透過民教育給學童政治體系的歸屬感，以鍊成皇國民。學校的「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