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治時期日人於台語歌謠場域的從屬性統合
第一節 在台日人對台語歌謠的殖民論述
第一節 在台日人對台語歌謠的殖民論述
薩依德將東方主義視為一套論述，強調「反覆引述」（restorative citation）的呼應。
東方主義本身具有在既定的認識論基礎上不斷引述、重製、改編、拼湊、附加等「想像 的」特徵，而正是這種特徵才使得東方論述權威得以不斷生產出來，並將被論述者的形 象固定化。於此這個知識系統的建構內，東方世界的真實面貌從來就不是主要的，東方 本身也從來就無關宏旨的，重要的只是東方一直在重組性引伸和一成不變的徵引中被扭 曲、被再現。4
殖民論述可生產殖民知識、實踐從屬性統合，從屬性統合則有利於殖民論述的生產 與傳播。台語歌謠的采集整理活動，可提供殖民論述的生產空間，也成為殖民者對台灣 進行從屬性統合的一項工具。下面主要以在台日人的歌謠相關專書為例，配合其他有關 風俗、語言等文化面向的出版品加以佐證，就語言、思想、教化、同化、文學等面向，
探討在台日人對台語歌謠相關的殖民論述，並彼此串聯，反覆引述，集體建構殖民知識 系統，進行從屬性統合。
一、從風俗語言深入心理思想
日治時期殖民者積極對台灣進行調查、研究，且出版相關成果，生產殖民知識，以 便順利統治台灣。這普遍性的現象，可由調查、研究相關出版品的龐大數量，及出版內 容、書序等的殖民論述，得到證明。
這些積極作為，並不分官方或民間個人，通力合作。官方主導的出版品自不待言，
個人方面更有積極協力者，例如日治時期第 1 部有關台灣風俗的紀錄《臺風雜記》（1903），
即是由第 1 批來台的官員佐倉孫三（1861-1941）利用公務之餘紀錄台灣「人情、習俗、
家庭、產物等」，以作為殖民施政參考5；台灣警察協會出版的《臺日新辭書》（1931），
是東方孝義利用公務餘暇蒐集資料編著，因難籌經費問題才寄贈而由該協會出版6；另 外，有關歌謠專書，日治時期第 1 本歌謠專書的平澤丁東《臺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1917）、
4 宋國誠計畫主持人，〈後殖民論述╱文化抵抗的政治：從法農（F.Fanon）到薩依德（E. Said）〉，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 NSC92-2414-H-004-042，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執行，2004 年，無頁碼。
5 林美容，〈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之《臺風雜記》之探討〉，《臺灣文獻》55：3，
南投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4 年 9 月，頁 9-13。
6 東方孝義，〈本書編著に就て〉，《臺日新辭書》，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內台灣警察協會，1931 年，
無頁碼。
被譽為「台灣社會側面史」7的片岡巖《臺灣風俗誌》（1921）等，也都是利用「職務之 外」8、「公餘」9完成。
進一步觀察殖民者有關台灣風俗、語言等文化面向的調查、研究成果出版，可發現 其中有些殖民論述相互扣連。下面則針對語言、風俗、歌謠等方面的台灣調查成果出版 品，列舉相關序文論述加以說明。
如上一章所述，日本殖民者學習台語，是為了解台灣人的想法以利於統治，除語言 學習教材外，還編著工具書；亦即，就連語言工具書的編著，仍是以殖民利益為目的。
例如上述東方孝義編著的語言工具書《臺日新辭書》，主要提供輔助殖民者學習台語，
有不單純的目的。其中〈本書編著に就て〉（有關本書編著），進一步說明該辭書的編著 目的：本島民族相處，語言習俗相異，若欲經營圓滿平和的社會生活，應以民族相互融 和為第一要務。特別是官吏須讓島民心悅誠服，「欲得到島民心悅誠服，須先詳悉民眾 心理；欲詳悉民眾心理，須探究其習俗；欲探究習俗，必通其語言。」10該行文敘述，
顯露殖民者的本質，即學習台語背後是為了瞭解台灣的語言，乃至習俗、心理，以設法 讓台灣人心悅誠服，進而鞏固殖民統治。
有關風俗方面的調查書籍，例如鈴木清一郎的《臺灣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
（1934），於〈序〉表示：「台灣住民大多為漢民族，有許多風俗、習慣與日本內地迥異。
若不知台灣人風俗、習慣、言語，往往因認識不足而意外損害情感，或引起衝突。」11甚 至，當時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長石垣倉治（1880-1942）為該書寫〈序〉，也提到：「於 本島常高呼內台融和、親和共榮，然這些畢竟要藉由真正理解對方才能開始貫徹。因此 台灣語研究的必要，現在無須再贅言，然更進一步，於通曉相異的風俗、習慣等的微妙 處方面，常觸動內心深處的琴弦，所謂肝膽相照……」12亦即，於有關台灣風俗方面的 檔案，仍是將風俗、習慣、言語、心理連結，即藉由風俗、習慣、言語，以了解台灣人 心理，以避免衝突，進而達到內台融和、親和共榮。
有關本文所關注的歌謠相關專書，也同樣依循經由語言、風俗、習慣，了解台灣人 心理、思想的論述脈絡，以便和睦相處、融和。例如平澤丁東於《臺灣の歌謠と名著物 語》〈自序〉表示：「作為明治聖代的紀念，新附民的固有文學有一看之必要。為探究民 土風尚，務必要研究索求。抑或，母國人（譯案：日本母國人）對待台灣人首先必須要 理解他們。理解他們，單是理解他們的語言並不夠，還要探究其滋潤思想的水源。」13再 者，片岡巖於《臺灣風俗誌》〈序〉自述：欲開拓同化之路，必須讓島民心悅誠服，「欲 得其心悅誠服，須先詳悉民眾心理，欲詳悉民眾心理，應探究原有的風俗習慣，善用探 究的風俗習慣，自此才得以啟蒙。」14東方孝義於《臺灣習俗》（1942）〈序〉自述：居 住於日本帝國南方基地的台灣，內台人（日本內地人與台灣人）要團結為國家發展邁進，
7 下村宏，〈序〉，《臺灣風俗誌》，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1 年，頁 1。
8 平澤丁東，〈自序〉，《臺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台北：晃文館，1917 年，頁 5。
9 片岡巖，〈序〉，《臺灣風俗誌》，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1 年，頁 13。
10 東方孝義，〈本書編著に就て〉，《臺日新辭書》，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內台灣警察協會，1931 年，
無頁碼。
11 鈴木清一郎，〈序〉，《臺灣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4 年，頁 6-7。
12 石垣倉治，〈序〉，《臺灣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4 年，頁 1-2。
13 平澤丁東，〈自序〉，《臺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台北：晃文館，1917 年，頁 3、4。
14 片岡巖，〈序〉，《臺灣風俗誌》，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1 年，頁 13。
以人和為第一優先。人和由相互理解而生，理解始於相識，了解其習慣、風俗、人情、
思想，以融和、協調，本書出版便是為達此目的。15稻田尹於《臺灣歌謠集》（1943），〈自 序〉也表示，本書為提供了解台灣民眾的生活、思想、感情以及風俗、習慣。16
由此可知，有許多殖民論述內涵相當類似，甚至有些遣詞用字還幾近相同。如上引 殖民論述，一致將民族的風俗、習慣、語言等文化，直接與心理、思想連結，形成有意 義的連貫，亦即要統治台灣人，讓島民心悅誠服，必須先理解其心理、思想，而要達到 此目的，則須探究其風俗、習慣、語言等文化。同時，歌謠是直接反映風俗、語言等文 化的產物，是滋潤思想的水源之一，探究文化的途徑之一，藉此可了解其心理、思想，
以讓島民心悅誠服，將其同化，便於統治管理。
隨著各種文化調查、研究成果的出版，類似的殖民論述陸續生產：透過風俗、習慣、
語言等文化，了解台灣人心理、思想，以避免殖民者的與被殖民者的衝突，進而有利於 殖民統治。類似的殖民論述經由每個殖民者各自生產，也相互呼應，大量複製，集體「反 覆引述」，或形成類似的套語，藉此生產殖民知識，企圖達到鞏固殖民權力的效果。
二、從教化、移風易俗到同化
縱觀歐美帝國強權慣稱以文明啟蒙、教化為使命，為改造蠻荒的殖民地，然這堂皇 的藉口實際上是要擴張權力慾望，合理化其殖民統治，榨取殖民地的資源。而且，「帝 國主義的擴張除了以武力為後盾，殖民、掠奪技術較落後的地區的資源之外，亦透過文 化策略的運用，以強化殖民者的優越性，鞏固其壟斷的地位。」17這正是帝國主義的本 質，並無東西之分，日本帝國也會配合殖民啟蒙、教化論述鞏固殖民政權。
觀察日治時期的大環境，殖民者對台灣的各方面調查研究都會強調，移風易俗。如 上述，無論日本殖民者以風俗習慣、情報、語言學習用途或文學等角度來看待歌謠，其 采集歌謠建構檔案，最終目的仍是為了藉由歌謠了解台灣人的風俗、習慣、語言、人情、
思想，以便教化台灣異族，使其移風易俗，促進「同化」，俾利長久統治管理。
上述鈴木清一郎的《臺灣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該〈序〉還說到：「若能藉本 書正確認識台灣人的風俗習慣，對於台灣統治或各事業經營，進而內台融和乃至破除迷 信、矯正弊風有所幫助，不勝感幸之至。」18言下之意，該書撰寫目的，是期望了解台灣 人的風俗習慣後，有助於殖民統治台灣、經營台灣各事業，並達到內台融和、破除迷信、
矯正弊風。
以風俗角度看待歌謠的片岡巖《臺灣風俗誌》，於〈序〉自述：「看本島的習俗，不 只惡風弊俗，也包含許多最危險的迷信。……開拓同化之路……善用探究所得的風俗習 慣，自此才得以啟蒙。……其名稱為《臺灣風俗誌》，雖然令人感覺只是描寫本島的風 俗，但其意義大概是在矯風正俗。」19片岡巖身為殖民者，自我想像為文明的「啟蒙使
15 東方孝義，〈序〉，《臺灣習俗》，台北：同人研究會，1942 年，頁 1-2。
16 稻田尹，〈自序〉，《臺灣歌謠集》，台北：台灣藝術社，1943 年，頁 1。
17 紀元文，〈帝國、殖民與文本：以《魯濱遜漂流記》為例〉，李有成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第一屆 英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7 年，頁 176。
18 鈴木清一郎，〈序〉，《臺灣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4 年，頁 6-7。
18 鈴木清一郎，〈序〉，《臺灣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4 年，頁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