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收養服務制度與現況

前兩節的文獻討論脈絡上多集中於西方文獻的思考觀點，有助於理解特殊 需求的被收養人在接受國內收養機會上，國際收養特殊需求兒童的接納度是較 高的。而本節中，研究者將從台灣早期收養文化及家庭價值觀理解其中差異，

整理台灣過去至目前的收出養現象、制度、收出養機構服務發展與現況，作為 未來研究發現對本土收養服務及政策上有所呼應。

壹、台灣的收養制度發展

一、早期現象：收養習俗與公權力初始介入規範

我國歷史上的收養制度源於西周的宗法制度，長久以來社會對收養需求在 於養家、傳宗接代及祭祀祖先（郭靜晃，2004；賴月蜜，2011）。受到清代時期 對台開墾禁令影響，台灣移民人口男多女少造成性別比重失衡，成年男子娶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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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一些家庭便以收養養女做為家內勞動人口來幫忙家務照顧，日後再成婚 作為妻子或配與子弟，亦能解決大筆聘金問題，形成「童養媳」或「媳婦仔」

的收養習俗（王美恩，2002；何祐寧，2012；曾秋美，1998），當時收養目的多 數為了將來與家男結婚傳宗接代，受傳統社會重男輕女觀念、社會經濟變化、

習俗與迷信等因素，形成養媳、養女風俗（林芳如，2007），是台灣早期常見的 收養文化現象。

民國開始，收養於 1930 年民法親屬編制定之，廢除宗祧繼承，無論同姓或 異姓，皆可收養，但當時收養也只需訂立書面，或自幼撫育為子女即可成立收 養關係（鄭麗燕，1998，引自賴月蜜，2011）。以家族為重的核心思想長久存續 於華人家庭傳統文化觀念，兒童出生本無選擇的主體權利，命運何去何從的掌 控受制於家庭力量，且當時舊社會無性別平權概念，台灣後又面臨殖民及戰亂 之殃，女性及小孩幾乎是父權社會之下為求家族延續生存考慮的犧牲品，鮮少 制度或服務介入。

台灣戰後初期養女受虐、淪為娼妓甚至人口販賣時有所聞，1950 年代開 始，政府為了解決養女遭受虐待的處境，推動「養女保護運動」及 1956 年通過

「現行養女習俗改善辦法」（何祐寧，2012），從法制介入來保護養女。經政府 立法及報紙媒體報導後逐漸引起社會關注，後 197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女性家 外勞動參與機會提高，養女受虐、童養媳的問題大量獲得改善，過往被舊社會 默許的養女習俗漸成為歷史名詞（曾秋美，1998；游千慧，2000）。此段期間，

台灣兒童及少年福利尚屬萌芽蘊釀期，兒童福利政策以發展托育服務為主，對 兒童保護仍未有具體作法或宣導，然而與家外安置業務有關之育幼院在此階段 持續成長，但主要以救濟性質為主（彭淑華，2011）。

1970 年代後，收養陋習已有所改善，保護養女權利受到重視，但台灣收養 制度仍缺乏公權力為收養方、出養方及被收養人把關，收養之前原生家庭與收 養家庭對意合致作成契約，對兒童權益保障顯然不足。雖然 1973 年兒童福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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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通過，然法規多屬宣示性質，對兒童保護之具體制度化作法仍相當有限

（彭淑華，2011）。當時的兒少收出養法令不健全，許多家庭因為子女生育過 多，父母養不起而私下送養親友，或者沒有子嗣的親屬會期待商討子女數多的 家庭過繼收養，甚至出現出生資料謊報、販嬰黑市等現象（何祐寧，2012），可 見收養行為有著不光彩的性質。「被抱走的女兒」一書中（葉佳怡譯，2012）， 作者 Mei-Ling Hopgood（2009）從台灣送養到美國的真實遭遇，更是能看到 1970 年代台灣重男輕女觀念下，子女被視為父母可交換分配的資產，將多餘的 女兒出養、收養男嬰來遵從傳統文化繼承期待。而醫院婦產科亦變成收養方尋 找收養機會、出養方請託出養孩子的管道，成為帶有營利與非營利性質之間模 糊地帶的收養媒合仲介角色。同時教會系統下所發展出的服務組織，有感於其 時代社會觀念保守不利於未婚懷孕女性的待產生活，開始為未婚懷孕媽媽及有 需要出養的嬰兒提供安置服務，由機構代為尋找國內外的收養家庭，例如：台 南露晞服務中心¹、天主教福利會²等，可說是機構提供收養服務之初始。

直到 1985 年，「民法」將過往收養關係「契約制」修訂為「認可制」，開始 規定收養子女應向法院聲請認可，公權力始介入收養關係之成立與否（賴月 蜜，2015）。然而何祐寧（2012）指出當時法官判決少以從兒童最佳利益審酌，

多以收養人單方面的經濟條件及家庭環境成為認可關鍵。按當時戶政資料顯 示，台灣收養案件數量於 1989 年至 1990 年間，每年至少有三千件到四千多件 的收養登記量（兒童福利聯盟，1997）。

由此可知，收養案件量在當時數量不少，隨著時代變遷加上台灣經濟發 展，社會觀念逐漸對人權保護有了初步概念，司法介入防止嬰孩交易問題讓

1現為善牧基金會附設台南嬰兒之家。1960 年露晞服務中心的創辦人黃荔芬主任，以天主教尊 重生命反對墮胎的理念，開始從事婦女避孕的教育工作，接觸到許多非預期懷孕的少女的求 助，於 1981 年開始提供未婚懷孕少女待產及嬰兒的安置照顧服務，並為需要出養的嬰兒尋找收 養家庭。

2 台灣天主教福利會於 1949 年由高方濟神父創辦，當時屬美國天主教福利會台灣分會，為中美 政府間美援工作之協調與發放等行政事務。1971 年神父發現未婚懷孕所衍生的問題越來越多，

於是成立「未婚媽媽中途之家」，提供未婚懷孕女性一個暫時的待產處，也開始替原生家庭無力 撫養的孩子們尋找收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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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後的過去養女習俗幾近匿跡，然而以兒童為主體的保護及最佳利益考 量的觀念尚未獲得重視。就收養服務上，來自目前國內合法收出養媒合機構的 官方網站瞭解服務發展史可發現，1970 至 1990 年代之間，一些有宗教背景所發 展成立的安置機構組織，例如：基督徒救世會³、天主教福利會、露晞服務中 心、神愛兒童之家⁴等，因為服務未婚懷孕女性及其嬰兒有出養需求，這些安置 機構便成為代替尋找收養家庭或收養家庭想收養孩子的中介管道，可說是機構 收養服務之雛型，可惜的是，較缺乏明確的文獻資料說明當時這些安置機構提 供收養服務的實質內容與相關數據。

二、1990 年代國際思潮進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入法及專業服務發展

除了國內收養制度有了轉變，國際趨勢漸漸開始倡導兒童保護及權益議題 及制定國際公約，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兒童保護議題在國內開始受重視。施慧 玲（2011）指出「兒童最佳利益原則（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principle）」

乃近代英美親子法制最高理念，在二次大戰之後漸漸成為國際兒童人權法之指 導原則。1989 年聯合國通過兒童權利公約（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納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概念，於第二十一條針對收養制度上，應 確保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要求承認或允許收養制度的國家應該重視 收養的合法認可程序，為兒童提供最適切的照顧品質（United National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1989）。同時，允許若兒童無 法在國內獲得適當照顧或收養安排時，跨國間收養可成為一種方式；為擔心跨 國收養可能產生嬰孩販賣問題，必須保證跨國收養對兒童照顧上獲得相同待遇 及照顧品質，國家間的安排收養亦不得對任何關係人獲取不當利益，應由合法 機關組織為之（United National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1989）。該公約明確重視兒童最佳利益，為了防止將嬰孩作為商品交

3基督徒救世會於 1983 年在花蓮成立未婚媽媽之家與台北辦公室，積極提供婦女、嬰幼兒及其 家庭於生活危難之際的救助。

4神愛兒童之家於 1975 年由一對美國宣教士夫婦在宜蘭所創辦，當時主要收容貧困且無法被家 庭照顧的兒童，協助中長期安置及尋找國內外收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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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問題，都認為應由合法機關介入審慎評估之。

長久以來歐美國家是主要的跨國收養國，早年的跨國收養初衷帶有濃厚慈 善色彩，希望「為有需要的小孩找個家」，且西方社會在當時已經對未婚媽媽身 分較接納包容，加上墮胎合法化影響，其國內需要被出養的孩子也隨著社會變 遷而降低，導致過多想收養子女的歐美家庭必須長期等候機會，難以於其國內 滿足需求，引起 1990 年代跨國收養的興盛（臧聲遠，1996）。為了確保跨國收 養的實施符合兒童最佳利益並尊重其基本權利，遏止跨國收養風氣變質成「替 有需要的家庭找小孩」的觀念，防止誘拐、出賣和販賣兒童問題，國際上於 1993 年制定海牙「跨國收養方面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Co-operation in Respect of Intercountry Adoption）」，公約內第四條，更是具 體指出兩項重要準則：（一）確認該兒童適於被收養；（二）在充分考慮了在原 住國內安置該兒童的可能性後，確認跨國收養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HCCH, 1993）。此專約之訂定，簽約國家開始以公約規範要求國家內從事收出養服務 單位重視對兒童權益之保障。

台灣在 1990 年代失蹤兒童、雛妓社會問題日益嚴重，開始有專家學者及團 體重視兒童保護觀點的倡導。致力於兒童福利工作推展的「兒童福利聯盟文教 基金會」（以下簡稱兒福聯盟）於 1991 年成立，自 1992 年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開辦收出養服務業務，發展出針對被收養兒童及收養者需求的服務流 程，正式有了立基於「以兒童為主體」的收養社工專業投入（王育敏、何祐

台灣在 1990 年代失蹤兒童、雛妓社會問題日益嚴重，開始有專家學者及團 體重視兒童保護觀點的倡導。致力於兒童福利工作推展的「兒童福利聯盟文教 基金會」（以下簡稱兒福聯盟）於 1991 年成立，自 1992 年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開辦收出養服務業務，發展出針對被收養兒童及收養者需求的服務流 程，正式有了立基於「以兒童為主體」的收養社工專業投入（王育敏、何祐